《新周刊》于1996年创刊，属于时事生活类杂志。历经二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社会变迁敏锐的观察者与记录者。《新周刊》始终保持对社会潮流动态的高度敏感，彰扬无情解构的犀利风格，并开创多种全新传媒报道模式，“中国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之定位深入人心，是中国期刊市场上很具代表性和舆论影响力的杂志之一。同时，《新周刊》享有传媒界“话题发源地”的美誉。

精彩书评

《新周刊》是一所学校，他培养了很多人，他的精神在很多地方发扬光大。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

在我心里，《新周刊》就是中国的《Time》。

学者于丹

我一直觉得《新周刊》就是一个小孩的形象，他童言无忌，他永葆好奇。他会追问为什么，他会在大家都对某些规则习惯于隐忍和忽视的时候，他突然说那个皇帝好像没穿衣服。

资深媒体人杨澜

特别喜欢这本杂志的文字，它对时代的脉络把握得特别好，有的内容批判精神特别好，有的内容有前瞻性。

江苏卫视主持人孟非

《新周刊》之所以成为文青的阵地，是因为他有很强很坚定的立场、很鲜明的态度，对人文有很强烈的关怀。

著名演员、教师黄磊

这是一本有态度的杂志。这是一本有温度的杂志。

这就是《新周刊》——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体温。

《新周刊》创办人封新城

精彩书摘

马拉松是中产无声的广场舞

文/蒋方舟

我不敢看人长跑后的照片，是对受苦的一种回避。看到大汗淋漓的身体，我并不觉得性感，只觉得好惨。

说实话，我很害怕在朋友圈看到人晒长跑之后的照片，直视镜头的脸面色潮红，全身汗湿，裹在紧身衣里。我有一个朋友是超级马拉松（一种在野外环境里长达100公里甚至300公里的马拉松）跑者，我每次看他的朋友圈都很紧张，晒伤的身体，起泡的双脚，皮开肉绽的肩膀。

我是青春期受张爱玲影响的文艺女青年，对于文明世界有着畸形的向往，贪图享乐，喜欢吃奶油蛋糕，喜欢包裹在华丽的袍子里——即使袍子上长满了虱子，也胜过青筋毕露的身体。

我仔细想了想，我不敢看人长跑后的照片，就和张爱玲抱着牛奶瓶面无表情地穿过病人呻吟的病房一样，是对受苦的一种回避。看到大汗淋漓的身体，我并不觉得性感，只觉得好惨。

戒糖，戒油，戒一切因为过于幸福而让灵魂出窍的食物。在跑步这个近乎受苦的单调运动中，把过剩的能量呕吐出来，中产再次掌握了自己的身体。

为什么中产爱跑步？因为跑步是一种苦修。而苦修，是对过剩的回应。

食物过剩，糖分过剩，卡路里过剩。而互联网创业的热潮中，很多人的很多努力，都是为了让别人更懒一些，人和食物之间的距离被缩短了，食指一动，就等着外卖小哥敲门。

我们的社会充盈而饱和，由一个肥胖者的社会进入了一个厌食症的社会。

中国最先胖起来的一代诞生于饥荒之后，饥饿的记忆告诉他们的大脑要不断储存热量，因此对于食物有着穷凶极恶的热情。肥胖者说：“我什么都缺，所以我什么都吃。”而新型的城市中产说：“我什么都不缺，所以我什么都不吃。”

戒糖，戒油，戒一切因为过于幸福而让灵魂出窍的食物。在跑步这个近乎受苦的单调运动中，把过剩的能量呕吐出来，中产再次掌握了自己的身体。

受苦对于中产是陌生的身体经验，对于富人阶层更是。跑马拉松的潘石屹和登珠峰的王石是中产看齐的对象，我相信潘石屹和王石并不是为了作秀以及为了征服的虚荣而运动，而是真的享受这种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来说遥远而陌生的身体痛苦，痛苦放大了人对身体的知觉，痛苦让人感觉到自己正在活着。

现代科技的发展与其说“解放了身体”，倒不如说“剥离了身体”，工具代替了身体的功能，中产要借助马拉松找回自己的身体。所以，你很难想象一个重体力工作者或一个快递小哥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决定在城市公园跑个步。

我们可以拦住一匹发狂的马，却拦不住一个正在慢跑的人。千万不要拦住他问时间，他会把你吃掉。

跑者很爱说的一句话是“跑步是一种宗教”。

我在东京居住时住在皇居附近，绕着皇居跑步一圈刚好是五公里，沿路有专门为跑者提供饮用水和休息的地方，是东京的跑步圣地，据说是村上春树爱跑步的地方。我为了偶遇村上春树，连续半个月每天去跑步。

跑步的人很多。他们白天是坐地铁的上班族，穿着米色或黑色的商务装，地铁门一开再一关，他们的疲惫和麻木又加深了一层。到了晚上，他们换上专业的跑步服，上百人的群体呼吸在同样的频率之下，在窄窄的跑道上连绵不绝，其仪式感就像参加弥撒。

波德里亚这样刻薄地形容跑者：“我们可以拦住一匹发狂的马，却拦不住一个正在慢跑的人。唇上泛着白沫，全神贯注于内心的倒计时，全神贯注于他进入反常状态的那一刻，此刻千万不要拦住他问时间，他会把你吃掉。”

跑步具有这样一些特征：人群聚众，大脑中分泌出一种欢愉，因为聚众，这种欢愉又变得更为强烈。

中产急需这种欢愉来缓解自己的焦虑和压力。中产的压力是方方面面的，一方面是日常的琐碎，刘震云二十年前写的《一地鸡毛》依然没有被扫走，妻子、孩子、保姆、单位的是是非非确凿地存在于生活的每一天；另一方面是“均质”的焦虑，是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共享的，房价和养老，股票和医疗，它们既抽象又具体，如乌云般遥遥而至，压在每一个中产的头顶上。

跑步所带来的愉悦成为缓解这种焦虑最好的方式。关掉糟心的新闻，远离唠叨的妻子和讨厌的同事，把孩子的吵闹留在身后，关上房门，换上跑鞋，戴上耳机，美妙的协奏曲取代了嘈杂与抱怨，肉身与灵魂瞬间进入真空。

“运动让人产生愉悦”这一点似乎有科学的解释。在几年前一本风靡全世界的畅销书《运动改造大脑》中，作者写到人的身体里有一个内在的止痛机制，效果就像吗啡。内啡肽减轻身体上的疼痛，同时在心理上产生快感。

在剧烈运动的时候，内啡肽能够镇静大脑并且缓解肌肉疼痛。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一个马拉松选手在参加波士顿马拉松比赛时，在起跑线附近就被塑料袋绊倒，膝盖着地摔在人行道上，他爬起来继续跑，直到接近29公里时，肿胀的膝盖罢工，大腿骨折了，而跑者在此之前根本没有注意到，这是内啡肽的麻痹和镇定作用。

后来，也有科学家指出，长跑者的内啡肽是无法进入大脑的。无论如何，当一个人心情低落时，他大脑里产生“运动会让我心情好”的自我暗示，当他的双脚踏实而轻快地落在地面上，不管那种化学物质是否瞬间在他的大脑中绽放，跑者都认为它奏效了。

中产需要自己小群体的阶层认同。中产选择跑步而非广场舞来锻炼身体，显然是因为跑步更像身份的象征。

所有的运动都能让人产生愉悦，比如打篮球、踢足球，再比如广场舞。为什么中产会选择长跑呢？

宣称“跑步是种宗教”的中产阶级并没有资格嘲笑跳广场舞的大妈。大妈除了装备不如跑者，背景音乐落后了二十年，两者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同样欢愉，同样缺乏对抗性，同样切割城市空间，参与者同样热情地伸出双手邀请你加入他们的队伍。

可鄙视链依然真实地存在着，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广场舞不够中产。中产需要自己小群体的阶层认同。

当中产刚刚开始在俄国流行时，纳博科夫是这样刻薄他们的：“他们被两种相抵触的渴望煎熬着：一方面他想和所有人一样，用这个用那个，因为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这么做；另一方面他又渴望加入某个特殊团体，某个组织、俱乐部，成为某个宾馆的贵宾或者远洋航班的乘客，然后因得知某集团的总裁或欧洲的某伯爵坐在自己身边而欢欣雀跃。”

跑步不仅仅时髦，而且像某种成功人士的标配。中国的企业家和企业高层为了显示自己的追求，纷纷把马拉松的奖牌当作自己的勋章。中产选择跑步而非广场舞来锻炼身体，显然是因为跑步更像身份的象征。

乐观的人会把跑步的中产看作阶层自我意识的觉醒。

中产在财富以外，开始关注健康，并且以此为起点，开始关注一些大于自身的东西，比如大气环境、食品安全、医疗健康、公众权力、财富安全。跑步既是一种焦虑下的反映，也是一种自救。而跑者彼此抱团，更让人有一种集结号已经吹响的想象。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很多中产并不认为自己有着推动社会变革的责任，而仅仅是想通过长跑和吃秋葵把自己修炼得百毒不侵、水木清明。

然而，我们并没有办法指责中产的犬儒和自私。他们仅仅是无力，在无力与无力每天交替的缝隙中，大脑借助运动而产生内啡肽——那半真半假的愉悦与沉醉，变成了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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