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超级畅销书《乌合之众》姊妹篇。作者勒庞曾亲身经历过巴黎公社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等历史时期，目睹了法国民众如何在近乎宗教般的革命激情中，退化成一群野蛮人，并且做出了各种骇人听闻的暴行。《群体心理学与大革命》中，勒庞通过刻画法国大革命期间各色人群的心路历程，对政治与社会行为了做深入的心理分析，就像书中总结的那样：民众往往缺乏理性，习惯于盲从。当我们用书中的理论来审视发生在不同时期的各种社会事件时，将发现太阳下从来就没有什么新鲜事！

作者简介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之父，被誉为“群体社会学的马基雅维利”。勒庞在20世纪初写下了一系列心理学著作，如《乌合之众》《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群体心理学与大革命》、《战争心理学》等。1914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认真阅读勒庞作品后，坚持要会见勒庞；亚历山大德里在1924年写道：“如果你见到勒庞，告诉他智利共和国总统是他的狂热崇拜者。我曾从他的作品中摘录了一些句子”。

精彩书评

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的实相,从而给予作为古典民主学说和关于革命的民主神话基础的人性画面沉重一击。

——经济学家熊彼特

当权者都应该学习一下勒庞的这本书（《群体心理学与大革命》）。

——英国《泰晤士报》

精彩书摘

二、民众眼中的革命

在任何一场革命中，民众总是处于被动地位：他们既不会自发地去发起一场革命，也不能胜任指导革命的艰巨任务；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在革命运动中受革命领袖的领导。

只有在直接利益受到严重触动时，各阶级群体的民众才会发起反抗，但这仅限于地方性的、偶发的运动，最终它所形成的也不过是一场群体性骚乱，而非真正的革命。

发生在葡萄牙和巴西的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领袖具有超凡的领导才能和卓越的影响力时，革命就会非常容易发生。然而，要让民众从内心深处接受一种新的思想，并且将其付诸实践，则需要非常长的时间。通常情况下，民众往往是在一知半解，还没有真正全面认识新思想的情况下，就糊里糊涂地接受了一场革命，等他们终于理解了革命的原因时，革命却早已结束了。

于是大多数情况下，民众只是在革命领袖们的宣扬和鼓舞下民众匆匆投身于革命，但他们对革命领袖们的真正意图并无多少理解。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理解革命意图，这种理解与革命真正发动者们所向往和希望的相去甚远，法国大革命的情况就是典型的例子之一。

1789年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资产阶级想要分享贵族阶级的权力，或者说，平庸无能的旧精英将被精明强干的新精英所取代。

在大革命的最初阶段，民众虽然会公布民众主权的原则，但它所谓的民众主权也不过是人们享有选举代表的权利，而民众自己的权利则并未被列入革命的议题中。

就文化或见识方面来说，普通民众的修养不可能与中产阶级一样高，他们未必同样拥有跻身社会上层的强烈渴望。事实上，经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洗脑，他们已经不认为自己与贵族是平等的，甚至从来不会奢望拥有与他们一样的平等地位。所以，普通民众无论是在看法上还是利益上，都与社会上层阶级存在很大的差别。

然而，普通民众毕竟是构成一个国家的主要群体，议会与王权之间的斗争都需要有他们的参与，革命者需要得到这一规模庞大的群体的支持和拥护，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民众越陷越深，很快，资产阶级革命就演变成了一场大众革命。我们必须知道，单独一种思想本身并不具有很大的力量，但在情感及神秘主义的支持下，它却能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在对普通民众产生影响之前，资产阶级的理论必须按照明显的实际利益转化成一种新的、非常明确的信仰。

“能与原来的主人平起平坐”这样巨大的诱惑，对于民众来说无疑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实际利益，就会积极响应和拥护革命，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民众开始觉醒，意识到自己是受害者，在政府的蛊惑下，他们开始暴力烧杀、无所不为，而且群体中的民众还会认为这样做是在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利。

革命原则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力量，主要是原因在于它们放纵了野蛮的原始本能，而在此之前，社会环境、传统及法律一直约束着这些本能。

在革命领袖的承诺和动员下，群众开始狂热起来，理性已不复存在，那些原本存留的社会约束被逐渐卸除，到最后，群众被拥有无限权力的欲望冲昏了头脑，他们幸灾乐祸地看着以前高高在上的阶层被驱逐、掠夺。既然大家都拥有同样的主权，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呢？

在革命之初，革命领袖们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格言，确实表达了民众对真实希望和信执著追求。但是时间会让很多东西变质，嫉妒、贪婪及对优越者的仇恨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深入越来越多，人们被一时的欲望和仇恨遮住了双眼，最初所追求的平等、博爱已经沦为人们为各种丑行辩护的堂皇借口，沦为邪恶情感的遮羞布。在这些口号的背后，脱离纪律的束缚才是大众真实的动机，这也就是大革命爆发不久之后就因失序、暴力、无政府状态而告终的原因所在。

由于下层阶级具有局限性，因此一个无可避免的情况就是，当革命从中产阶级向底层社会蔓延时，理性对本能的支配也就宣告终结，本能反过来开始支配理性。

这种遗传的本能对理性的胜利是压倒性的，文明社会所做的全部努力就是要将人类的自然本能通过社会传统、习俗及法律的力量来加以限制。这些自然本能正是人类遗传而来的原始兽性，人类完全有可能将其控制起来，一个民族如果将这些本能控制得越好，那么这个民族的文明程度也就越高。但这种本能只是蛰伏起来而不可能被完全消除，它们可能很容易被各种各样的因素所激活，而一旦故态重萌，所造成的恶果是难以想象的。

这就是为什么民众的狂热一旦被点燃后会变得如此可怕的原因，这种热情如同奔流的洪水，冲垮堤坝、势不可挡，直至泛滥成灾，哀鸿遍野。里伐罗尔在大革命之初就曾经哀叹道：“激发出一个民族的精神糟粕，无异于引火烧身……进行民众启蒙和开导的时代早已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