嫉羡和感恩：梅兰妮克莱因后期著作选 [Envy and Gratitude and Other Works(1946-1963)]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编辑推荐

　　众所周知，在精神分析学运动的百年历史征途上，克莱因无疑是继弗洛伊德之后对当代精神分析领域产生影响最广泛也最深远的精神分析学家。围绕着克莱因丰富的理论著作与技术贡献，而由她的众多追随者——包括汉娜·西格尔（Hanna Segal）、赫尔伯特·罗森费尔德（Herbert Rosenfield）、威尔弗雷德·比昂（Wilfred Bion）以及后来的唐纳德·梅尔泽（Donald Meltzer）等人——继承并发展起来的克莱因学派，更是已跻身为当前国际精神分析形势下的学术主流。克莱因的众多理论洞见，诸如“内部客体”和“外部客体”的划分、“部分客体”向“完整客体”的整合、“原始自我”与“原始超我”的发展，“偏执—分裂位置”到“抑郁位置”的转化、“爱”和“恨”的互动，以及“投射性认同”与“原初羡慕”等概念，不仅直接催生了客体关系理论的建立与自体心理学的发展，更是得到了当代精神分析乃至整个心理治疗领域的普遍接受。因此，回到克莱因，系统并深入地了解她的思想，不仅对于我们从事临床工作和理解治疗情境，而且对于我们看待儿童的成长发展和教育，均有着不可小觑的意义与价值。

内容简介

　　在精神分析史上，梅兰妮·克莱因被誉为继弗洛伊德之后，对精神分析理论发展最有贡献的领军人物之一。《嫉羡和感恩：梅兰妮克莱因后期著作选》收录了从1946年以后到1960年梅兰妮·克莱因过世之前的著作，其中还包括了在1963年她辞世以后才出版的未完成作品。这些几乎囊括了克莱因毕生最重要的文献，也成为其著述的高峰。
　　在《嫉羡和感恩》中，克莱因引入了新的观念：嫉妒在儿童生命初期即已表现出来，也是死之本能的最初表现；嫉羡与感恩是相冲突的，在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运作的嫉羡，是精神病理的强力因素。在精神分析著作中一向都强调嫉妒的重要性，例如弗洛伊德发现的阴茎嫉妒；然而，克莱恩对于嫉羡的概念完全是革命性的。
　　当今，大部分的精神分析师都非常熟悉克莱因所述的早期客体关系，许多分析师甚至使用她的发现与概念而不明就里。她的许多思想已经被纳入主流精神分析的思维当中，且仍在世界各地流传和发展；其著作的启发性与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对于喜欢精神分析的读者来说，克莱因的这本著作绝对值得学习与收藏。

作者简介

　　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1882—1960）　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儿童精神分析的先驱，被誉为继弗洛伊德之后，对精神分析理论发展最有贡献的领军人物之一。克莱因整体的工作就是对弗洛伊德工作的拓展，同时也是以她自己独特的阐述观点对弗洛伊德最初领悟的改革。她不仅扩展了弗洛伊德理论和治疗的范畴，其独立并富原创性的思考系统，更影响了精神分析的发展趋势。克莱因对幼儿心灵的探索，以及对儿童精神分析技巧与理论的开拓，百年来无人能出其右。她被誉为儿童精神分析与客体关系发展的先驱。克莱因在英国的后继者被称为“后克莱因学派”。在拉美等国家甚至已形成以克莱因的观点为基础的克莱因团体。

内页插图

目录

精彩书摘

　　第八章 精神分析的游戏技术：其历史与重要性
　　（1955）
　　一
　　在提供一篇主要涉及游戏技术的文章以作为这本书128的引言时，我受到了以下考虑的鼓励：我跟儿童与成人的工作，以及我对精神分析理论整体的贡献，从根本上是源自于与孩子工作时发展出来的游戏技术。借此我想说的并不是我后来的工作是对游戏技术的直接应用，但是我在早期发展、无意识过程以及能够触及无意识的解释的本质中获得的见解，已经在我对于较大孩子及成人的工作上有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我将要简短概述我的工作从精神分析游戏技术发展出来的步骤，但是我并不会对我的发现给出一个完整的论述。在1919年，当我开始我的第一个个案时，已经有人做过一些针对儿童的精神分析工作，特别是胡贺慕斯医师（Dr.Hug－Hellmuth，1921）。不过，她没有从事过六岁以下儿童的精神分析。尽管她使用绘画，偶尔以游戏作为媒介；但是她并未将游戏发展成一种特殊的技术。
　　在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既定的原则：分析师应当非常节制地给予解释。除了少数的例外，精神分析师们尚未探索过无意识的那些较深层次：对儿童来说，这种探索被认为具有潜在的危险，此谨慎的观点反映在这样一个事实当中，即在当时以及之后的几年中，精神分析被认为只适用于潜伏期开始的儿童129。
　　我的第一名病人是一个五岁大的男孩，在我最早出版的论文中130，我用弗立兹这个名字称呼他。在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只要影响母亲的态度就足够了。我曾建议她应该鼓励孩子自由地与她讨论许多未能说出口的问题，这些问题明显存在于他内心深处，而且阻碍了他的智力发展，这么做有了好的效果，但是他的神经症并未被充分缓解。很快，我就决定应该要对他进行精神分析。这么做时，我偏离了某些既定的原则，因为在孩子呈现给我的材料中，我解释了我认为最急迫的部分，并且发现我的兴趣专注在他的焦虑以及对抗这些焦虑的防御上。这种新的方法很快使我面临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我在分析这名病人时，所遭遇到的焦虑是非常急剧的，而且虽然我观察到焦虑一再因为我的解释而缓解，使我确信我工作的方向是对的；但是有时候我会因为他那些被带到表面上的新的焦虑的强度而感到不安。在这个时候，我向卡尔？亚伯拉罕医师请教，他回复说：既然到目前为止，我的解释经常带来舒缓的效果，而且分析明显有进展，他不认为需要改变处理的方式。我受到他的支持所鼓舞，在之后的几天里，孩子的焦虑从原先的高峰大幅地减弱，达到更进一步的改善。从这个分析所获得的信念，强烈地影响了我全部的精神分析工作。
　　当时的治疗是在这个孩子的家中进行的，用的是他自己的玩具。这个分析是精神分析游戏技术的开始，因为从一开始，这个孩子主要就是透过游戏来表达他的幻想与焦虑；而且我不断地向他解释游戏的意义，结果是在他的游戏中有越来越多的材料浮现出来。也就是说，基本上我已经在这个病人身上使用了解释的方法，而这个方法成为我的技术特色。这种处理方法符合精神分析的一项基本原则，也就是“自由联想”。当我解释的不只是孩子的话语，也解释他玩玩具的活动时，我将这个基本的原则应用到孩子的心理上，而孩子的游戏与各种活动（事实上也就是他的整体行为），是他们用来表达成人借由言语所表达内容的方法。整个治疗过程中，我也受到弗洛伊德建立的两个其他信条的指引，从一开始我就将它们视为基本的法则：探索无意识是精神分析程序的主要任务；而分析移情则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
　　在1920年与1923年间，我从其他儿童案例获得了更进一步的经验，但是游戏技术发展中确切的一步，是我在1923年治疗一个两岁九个月大的孩子时所作的精神分析。我已经在我的《儿童精神分析》131一书中，以莉塔之名提供了这个儿童案例的细节。莉塔的困扰是夜惊及动物恐惧症，她对母亲的态度非常矛盾，同时她黏母亲黏到了无法被单独留下的程度。她有明显的强迫性神经症，而且有时候非常抑郁。她的游戏都受到抑制，无法忍受挫折，这使她越来越难养育。我当时很怀疑该如何处理这个案例，因为分析这么小的孩子，完全是一项新的试验。第一次治疗似乎印证了我的担忧，当莉塔和我被单独留在育婴室时，她就立即表现出了一些我认为是负向移情的迹象：她当时焦虑而沉默，随即要求去外面的花园；我同意了，并且随她同去；但这在她的母亲与保姆看来，却是失败的迹象。在10~15分钟后，当我们回到育婴室时，她们非常惊讶地看到莉塔对我相当和善。对这种转变的解释是：当我们在外头的时候，我曾经解释她的负向移情，这再一次违反了一般的做法。从她说的一些事情，以及她在开放空间里比较不那么害怕的这个事实，我的结论是当她单独与我在房间里的时候，她会特别惧怕我可能对她做的某些事情。我解释了这一点，并提及她在夜里的惊吓，我将她怀疑我是一个具有敌意的陌生人连结到她的恐惧：夜里有坏女人会在她落单时攻击她。在这个解释之后几分钟，当我提议回到育婴室的时候，她立即同意了。如我之前提到的，莉塔在游戏方面的抑制是明显的，她除了强迫性地帮她的洋娃娃穿脱衣服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做。但很快我开始了解在她的强迫症底下隐藏的焦虑，并且解释了它们。这个案例加强了我那正在成长的信念：对儿童进行精神分析的前提，是要了解并且解释那些幻想、感觉、焦虑以及游戏所表达的经验，或者是造成游戏活动被抑制的原因。
　　如同对弗立兹一样，我在这名小孩的家中作分析，并且用她自己的玩具，但是在这仅仅维持数月的治疗过程中，我得到的结论是：不应该在孩子的家中进行精神分析。因为我发现虽然她非常需要帮助，而且她的父母认可了我应该试试精神分析，但她的母亲对我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而且整个气氛对治疗具有敌意。更重要的是，我发现移情的情境―也就是精神分析程序中最重要的部分，只有在病人能感觉到治疗室或游戏室（事实上是整个分析）是与其日常家庭生活分开时，才能被建立起来并且加以维持。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病人才能克服他对于体验且表达那些不符常规的思想、感觉和欲望的阻抗；对儿童来说，他们感觉这些不符常规的事情是与许多被教导的事情相抵触的。
　　也是在1923年，我在对一名七岁女孩的精神分析中做出了一些更有意义的观察。她的神经症困难显然并不严重，但是她的父母担心她的智力发展已经一段时间了。她虽然相当聪明，但是跟不上其他同年龄的孩子；她不喜欢学校而且有时候会逃学。以前她与母亲的关系是有感情的、信赖的；但自从她开始上学以来就改变了，她变得羞怯而沉默。我对她作了几次治疗都没有什么进展。已经很清楚的是她不喜欢学校，从她胆怯地说出的事情以及其他意见，我已经能够进行一些解释。这些解释衍生了一些材料，但是我的感觉是自己无法用这个方法获得更多进展。有一次我又发现这个孩子没有反应并退缩；我离开她，告诉她我稍后会回来；我到我孩子的婴儿房拿了一些玩具、车子、小人物、几块积木、一辆玩具火车，把它们放进箱子里，再回到病人那里。这个小孩之前不曾画画或是从事其他活动，但她立即对这些小玩具产生了兴趣，并开始玩起来。从这次游戏中，我推断两个玩具小人代表了她自己与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是我之前曾听她提过的一个同学），看起来这两个小人的行为有不为人知之处。其他玩具人偶被认为是在干预与监视，被厌恶地放置在一旁。她玩这两个玩具的方式带来了一些灾难，例如摔倒或撞到车子，这与焦虑升高的迹象一起重复着。这时候我提到她游戏中的细节并解释到：在她与她的朋友之间似乎曾发生过一些性活动；而之前她非常恐惧这一点会被发现，因而不信任其他人。我指出她在游戏时曾经变得焦虑，而且似乎马上就要停止她的游戏。我提醒她，她不喜欢学校可能与她害怕老师会发现她与同学的关系而惩罚她有关；最重要的是她很害怕，而且不信任她母亲，现在她可能对我也有同样的感受。这个解释对孩子的影响是很显著的，她的焦虑与不信任刚开始时升高了，但是很快就转变为明显的释然。她的脸部表情改变了。虽然没有承认或否认我的解释，接着开始制作新的材料，并且变得更自由地玩耍与说话；但这些都显示了她的赞同。她对我的态度也变得更为友善而较少怀疑。当然，与正向移情交替发生的负向移情一再地浮现；但是从这一次治疗以后，分析开始顺利地进展。如我被告知的，同时还有一些好的改变发生在她与家人的关系上，特别是和她母亲的关系。她对学校的排斥减弱了，对学业变得更有兴趣；但是她在学习上的抑制，根源于很深的焦虑，只能在治疗过程中逐渐地消解。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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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巴黎人口总数不足60万。然而，自复辟王朝开始，随着移民大潮汹涌而至，首都人口在一个世纪之内翻了四番。作为首都，巴黎是法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同时，它又是法国的经济与金融中心。巴黎的权力令人不安，它的财富却又让人垂涎，正是这种矛盾使巴黎成为法国历代王朝的眼中钉，首都成为了国土整治政策的众矢之的。在这些无凭无据的抨击与反巴黎主义的政策背后，我们不禁揣测这是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所催生的一种反城市化信念在作祟……崔格尔从考古学进入古代文明的研究，在理论研究与考古实践上都有杰出贡献，在国际考古学界享有盛誉，所著《时间与传统》、《考古学思想史》已经有中译本。本书是崔格尔最后一部著作，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对世界六大文明做了详尽的对比，从不同文化特征的比较来探讨早期文明演化中共同的动力因素。这是一部大师级的杰作，广受好评，引介到中国学界，对于考古学、历史学、古代文明国家等研究都有助益。创新音乐研究文丛·言说的艺术：音乐叙事理论导论》以“学术传统”、“文本审思”、“主体对话”为三大支点，勾勒出音乐叙事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音乐分析理论的整体风貌和演进历程，剖析音乐语言特有的叙事话语方式，阐释音乐叙事中的多重主体对话关系，立体地呈现出音乐叙事理论在西方当代音乐学术景象中的存在意义与独特地位。《资本的内部：全球化的哲学理论》作为斯洛特戴克在《球面学》三部曲的巨大成功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一次大胆的尝试——获得2005年经济“资本主义的未来”分类图书奖并助其获得2013年“路德维希－伯尔内”文学奖（Ludwig-Boerne-Preis）。彼德?斯洛特戴克一边进行哲学思考，一边进行文学性的叙事，鉴于“风格和内容上的毫无畏惧”，他成功地在21世纪对全球化的理论做出了颠覆性的理论创新。全球化，在作者看来是一个500年前从环游世界开始的进程的终结。同时：后全球化时代的因素也已初露端倪。他将21世纪初开始的全球化从“球面学”的角度，从根本上进行了剖析并阐释了其发展进程。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已经遍及全球，但它却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地球上的居民：约15亿人作为全球化的赢家生活在一个舒适空间当中，这是一个“世界内部空间”，它的边界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坚硬而排他，就如同1851年首届世界博览会举办地伦敦水晶宫的隔墙一样，把三倍于水晶宫内的人口阻隔在它的大门之外。《资本的内部：全球化的哲学理论》作为斯洛特戴克在《球面学》三部曲的巨大成功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一次大胆的尝试——获得2005年经济“资本主义的未来”分类图书奖并助其获得2013年“路德维希－伯尔内”文学奖（Ludwig-Boerne-Preis）。彼德?斯洛特戴克一边进行哲学思考，一边进行文学性的叙事，鉴于“风格和内容上的毫无畏惧”，他成功地在21世纪对全球化的理论做出了颠覆性的理论创新。全球化，在作者看来是一个500年前从环游世界开始的进程的终结。同时：后全球化时代的因素也已初露端倪。他将21世纪初开始的全球化从“球面学”的角度，从根本上进行了剖析并阐释了其发展进程。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已经遍及全球，但它却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地球上的居民：约15亿人作为全球化的赢家生活在一个舒适空间当中，这是一个“世界内部空间”，它的边界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坚硬而排他，就如同1851年首届世界博览会举办地伦敦水晶宫的隔墙一样，把三倍于水晶宫内的人口阻隔在它的大门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