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朱有燉研究》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戏曲作家从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艺人,一类为文人;两者的身份不同,其创作目的也不同,即一为娱人,一为自娱。明代初年的皇室作家朱有墩虽应从属于文人戏曲家的群体,他创作戏曲也具有自娱性,但与一般文人作家相比,作为皇室成员,又有着特殊性。
内页插图
目录
序
序
导言
第一章 朱有燉生平著述考
第一节 朱有燉与明初皇权政治
第二节 朱有燉杂剧创作缘起
第三节 朱有燉杂剧流存考述
第二章 明初社会与朱有墩心态研究
第一节 专制主义下的百年盛世与文学凋零
第二节 明初文人心态概览
第三节 朱有燉心态特征
第四节 朱有燉的戏曲观
第三章 朱有燉杂剧的内容研究
第一节 朱有燉杂剧的题材特征及分类
第二节 朱有燉的传统文化情结
第三节 贵族气质与平民意识
第四章 朱有燉杂剧艺术形式研究
第一节 朱有燉杂剧艺术体制的基本面貌
第二节 朱有燉杂剧艺术体制的继承与突破
第三节 朱有燉杂剧的舞台艺术
第四节 朱有燉杂剧的语言风格
第五节 朱有燉杂剧对宫廷戏剧的影响
第五章 朱有燉诗词研究
第一节 关于《元宫词》作者概述
第二节 朱有燉与台阁派
第三节 朱有燉诗词的价值
第六章 朱有燉散曲研究
第一节 朱有燉散曲研究概况
第二节 朱有燉的散曲内容
第三节 朱有燉散曲艺术特征
结语
附录一 朱有燉杂剧本事考
附录二 朱有燉年谱
附录三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另外,朱元璋曾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将朱有嫩与秦、晋、燕三世子一同召到宫中学习,长期的耳濡目染培养了他对杂剧的爱好,为他日后创作杂剧打下了基础。明成祖朱棣同样喜欢戏曲,可以说甚于乃父,即使在觊觎帝位、蓄谋待发中亦未忘却戏曲的演出,贾仲明、汤舜民、杨景贤等一批杂剧作家就围绕在他的周围①。朱有J墩走上戏曲创作道路,可谓“家学渊源”。
明成祖以藩王夺取帝位,深知太祖制订的藩王拥有兵权的分封制度对皇权的危害即位后,他改变了诸王拥兵藩屏帝位的体制。据《明史稿·诸王传》载:“自是以后,矫枉鉴覆,法网綦密。……藩封之局,日剥月削,虽支子代有封立,而恩泽递降,规制无加。其旧封远者,宗派繁昌,禄秩难给,末胄疏属,不免饥寒。即号称雄藩,而牵于文法,长吏得以束缚之,所谓维城之寄无有也。”②成祖以后,宗藩逐渐由重兵在握、镇守一方的军政大员变身为坐食禄米、无所作为的皇族地主。
自此,朱有墩政治上的前途不再一片灿烂,惧怕、厌倦权力斗争的朱有墩并未感到失意、沮丧,反而将精力投入到戏曲等文学创作中,以寄情娱乐。永乐二年(1404),朱有墩二十六岁时,写出了最早的杂剧作品《张天师明断辰钩月》。
……
探寻中华传统智识的深邃殿堂:《明清之际儒学与社会变迁研究》 导言:时代洪流中的思想转向 本书聚焦于中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时期——明清之际。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旧的秩序正在瓦解,新的思想萌芽正艰难地破土而出。在西方思潮尚未大规模涌入的背景下,本土知识分子如何应对社会结构的剧烈震荡、王朝更迭带来的精神危机,以及学术传统的自我反思与革新,构成了我们研究的核心命题。本书旨在摒弃以往侧重于“正统”或“异端”的二元对立框架,深入挖掘当时不同学派在儒家思想母体下所展现出的复杂张力与内在逻辑,力求呈现一幅更为立体、也更为鲜活的明清士人群像及其所承载的时代精神。 第一部:儒学范式在晚明士人心灵中的挣扎与重构 明朝中后期,程朱理学的僵化与僵硬,使得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日益感到束缚。社会矛盾的激化,例如土地兼并、士绅阶层的固化,以及宦官专权等政治乱象,使得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在解释现实困境时显得苍白无力。 一、阳明心学的再诠释与流变:从“致良知”到世俗化 王阳明的心学,在明代中叶占据了主流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致良知”的口号被不同群体以迥异的方式接收。本书细致考察了心学在晚明不同地域的实践路径。 对“心”的本体论反思: 一些学者开始质疑,如果“心即理”,那么如何处理世俗伦理中的具体道德难题?我们探讨了那些试图将“良知”与个体情感、人际关系进行更为精细调和的尝试。这不仅仅是哲学层面的探讨,更是个体在巨大社会压力下寻求精神自洽的努力。 心学在应用层面的边缘化与抵抗: 随着科举考试对八股文的僵化要求,心学中的批判性与行动性元素逐渐被磨平。本书通过分析地方志和私家文集,揭示了心学如何从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革思想,逐步退缩为一种注重个体内心修养的“隐逸哲学”,甚至在某些领域被扭曲成了为既得利益辩护的工具。 二、程朱理学的保守与复兴:对“格物穷理”的重拾 尽管心学声势浩大,但以宋代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从未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在晚明,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一批思想家开始重新审视和拥抱朱学的严谨性与秩序感。 对“格物”的重新定义: 在实学思潮兴起的影响下,部分朱学继承者试图将“格物”从对“天理”的抽象体悟,转向对自然现象、社会制度的实证考察。我们分析了这些学者如何尝试将朱学的“格物穷理”与新兴的科学观察方法进行隐秘的对接,试图在不离经、不叛祖的情况下,为王朝的稳定提供理论支持。 对宇宙论与伦理学的结合: 本书特别关注了那些致力于重建“气一元论”基础的学者。他们认为,只有从物质层面上理解世界的生成与运行,才能为政治伦理找到坚实的根基,以此对抗心学带来的“唯心”倾向。 第二部:乾嘉学派的兴起与对经学传统的反动 清朝的建立,带来了知识分子对明代学术的集体反思。明末的党争、混乱与南明政权的覆灭,使得“空谈心性,不务实事”的批评声浪达到了顶峰。这直接催生了乾嘉学派——清代学术的标志性特征。 一、考据学的勃兴:重返经典文本的“实证主义”尝试 乾嘉学派的核心特征是对汉学(汉代经学)的重新发掘与回归。这本质上是对明代宋学(理学)的全面反拨。 “义理”与“训诂”的对立: 本书详细梳理了考据学内部的脉络。学者们摒弃了明代学者在义理层面上的无限延伸,转而将学术重心下沉至文字、音韵、训诂等具体技术层面。我们探讨了这种学术转向背后的深层动因:在政治高压下,对道德、伦理的深入探讨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因此,转向“无涉政治”的纯粹考据,成为一种高明的自保策略。 小学研究的兴盛与方法论的革命: 邓石如、段玉裁等人的工作,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学研究,更是一场方法论的革命。他们试图通过重建古代文献的“原始面貌”,来净化被历代注疏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所污染的“原始经义”。本书着重分析了他们如何利用异文、碑刻来挑战主流的朱子学解释体系。 二、经世致用思潮的潜流:考据学背后的社会关怀 考据的繁荣看似脱离现实,但本书指出,在许多重要学者身上,考据与经世思想是并行的。 “汉学即有用”的论辩: 部分学者坚信,只有准确理解先秦两汉的制度与文化原貌,才能为当代的国家治理提供借鉴。我们通过研究黄梨洲、阎若璩等人的思想,展示了他们如何将对古代制度的考证,转化为对清代漕运、盐政、赋役制度的批评性审视。 史学观念的深化: 乾嘉时期,史学研究也取得了显著进步,特别是对地方史、人物传记的关注。这反映了士人对于宏大叙事之外,更细致、更贴近民间的历史经验的渴求。 第三部:学派交汇与社会实践中的边缘群体 明清之际的学术并非孤立的象牙塔内活动,它深深嵌入到地方精英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实践之中。 一、士绅的文化投资与地方认同 书院与学术传播: 书院在明清之际承担了比官学更灵活的学术传播功能。本书分析了不同地域书院的教学侧重(如皖南的朴学重镇、江南的心学余绪),考察了这些机构如何通过资助出版、组织学术交流,来巩固地方精英的文化霸权。 民间信仰与知识的渗透: 儒学经典并非只在士大夫阶层流传。我们考察了民间讲会、通俗读物中儒家伦理的变异与简化,以及这些变异如何反过来影响了正统儒学对社会基层治理的理解。 二、士人与政治权力的复杂关系 从明末的“清流”之风到清初的“文字狱”高压,知识分子与政权的互动模式经历了剧变。本书探讨了以下现象: 隐逸哲学的世俗化: 当激烈的政治参与变得危险时,隐居和山水题材成为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然而,这种隐逸并非完全抽离,而是知识分子在精神上保持独立性的最后堡垒。 明遗民群体的学术坚持: 对于明朝遗民而言,他们的学术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他们对儒家“忠君”观念的坚守,对清朝制度的疏离,构成了清代学术史中一道独特的、充满悲剧色彩的风景线。 结语:对传统学术生命力的再认识 明清之际的学术分野与流变,清晰地揭示了中华传统智识在面临巨大历史变局时的强大韧性与适应能力。无论是宋学的反思、心学的实践,还是乾嘉考据的回归,每一种路径都代表了士人试图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框架内,为自身和时代寻找出路的努力。本书的价值,正在于梳理这些看似矛盾的学说,如何共同构筑了一个思想活跃、充满张力的知识世界。通过深入考察其方法论、实践场域与社会后果,我们得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知识传统绵延不绝的内在动力。
阅读的乐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作者的叙事方式。在我翻阅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作者的文字风格非常独特。它既有学者严谨的一面,又不乏文学性的流畅与生动。有时候,我会感觉像是沉浸在一场娓娓道来的故事中,作者用他精炼的语言描绘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画面,让我仿佛身临其境。但与此同时,他又能适时地抛出深刻的见解,引导我去思考那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这种叙事技巧的运用,使得原本可能枯燥的学术内容变得引人入胜。尤其是在处理一些复杂的问题时,作者并没有选择堆砌大量的专业术语,而是善于运用类比、比喻等手法,将抽象的概念形象化,让非专业读者也能大致理解。更难得的是,他的文字中还常常流露出一种人文关怀,让我在感知知识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作者的情感和思考。这种将学术深度与人文温度巧妙结合的表达方式,无疑是这本书最大的亮点之一,也让我更加期待接下来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