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仅是写给专家看的，而且也是写给学生和普通读者看的。各章都是以浅近的风格写成，每一章的作者都是这一领域公认的专家，全书130多位专家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色列等十多个国家的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每一章后面附有大量的参考书目，可供深入研究者参考。有详细的哲学大事历史年表，涵盖了从公元前8世纪至1993年西方哲学发展的全部历史，后面还附有专业术语的名词解释和文献、主题、人名索引。《文艺复兴和17世纪理性主义》是代表当今世界哲学史研究领域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劳特利奇哲学史》对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直到现在的西方哲学史提供了一种编年式的考察。它深入地讨论了哲学的所有重要发展，对于那些普遍公认的伟大哲学家提供了很大的篇幅。但是，较小一些的人物并没有被忽略，在这十卷本的哲学史中，包括了过去和现在的每一个重要哲学家的基本和关键的信息。这些哲学家被明确地置于他们时代的文化特别是科学的氛围之中。

内容简介

　　讨论的哲学涵盖了近代哲学诞生的350年的历史，从14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主要的论题是文艺复兴哲学和17世纪理性主义.特别是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这一卷并不是孤立地讨论这些哲学运动，而是把它们放在一个广阔的知识背景当中。它考虑了b文艺复兴相互作用的经院思想；也考虑了17世纪哲学家们例如培根、霍布斯和伽森狄等人的思想.他们虽然不是理性主义者.但是他们的思想从理性主义者那里引发出许多诘难和回应；它还考虑在16-17世纪近代科学兴起的一些重要论题，例如科学与这一时期的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本卷为学习者和相关学科的学生们提供了这一时期的广阔的学术导论，并对这些作家们做出了某些新颖的解释。本卷还附有专有名词解释和一个哲学、科学和其他文化事件的历史年表。

作者简介

　　G.H.R.Parkinson（G.H.R.帕金森）是雷丁大学的退休荣誉哲学教授。他的著述包括：《斯宾诺莎的知识理论》（1954），《莱布尼兹形而上学中的逻辑与实在》（1965），《乔治·卢卡契》（1977）。他还主编过《莱布尼兹：逻辑论文集》（1966），《意义理论》（1968），《莱布尼兹哲学著作集》（1973）和《劳特利奇哲学百科全书》（1988）。
　　Jill Kraye（吉尔·克雷）是伦敦大学瓦伯格（Warburg）研究所的哲学史讲师。她是《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1988）的副主编和《剑桥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伴读》（即将出版）的主编。
　　Stuart Brown（斯图亚特·布朗）是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哲学教授和人文学院的院长。他主编了好几本哲学文集，包括《理性与宗教》（1977），《社会科学中的哲学争端》（1979），《启蒙运动的哲学家》（1979），《客观性和文化分歧》（1984）和《尼古拉·马勒伯朗士：哲学批评家和他的后继者》（1991），他还是“哲学家面面观”系列丛书中《莱布尼兹》（1984）一书的作者。
　　George.Molland（乔治·莫兰德）是阿伯丁（Aberdeen）大学历史系荣誉高级讲师。他是许多有关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科学和数学的论文的作者。
　　Antonio perez-Ramos（安托尼奥·佩雷-拉莫）在莫西亚（Murcia）大学教哲学，他是《弗朗西斯·培根的科学观念与创造者的知识传统》（1988）一书的作者。
　　Stephen Gaukroger（斯蒂芬·高克罗格）是悉尼大学的哲学教授。

总主编序
作者简介
历史年表
导论
第一章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
两种文化：文艺复兴早期的经院哲学和人文主义
新亚里士多德主义
柏拉图主义的复兴
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主流
其他哲学潮流

第二章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以外的哲学
库萨努斯(库萨的尼古拉)和宗教新柏拉图主义
伊拉斯谟和基督教人文主义
帕拉塞尔修斯和神秘哲学传统
亚里士多德主义及其对手
苏阿雷斯和新经院哲学
贾斯特斯·利普修斯和斯多亚主义的复兴
蒙台涅和古代怀疑论的复兴
结语

第三章从文艺复兴到笛卡尔的科学和数学
技术／进步／方法
天文学革命
运动和机械论哲学

第四章弗朗西斯·培根和人的双重王国
科学的伟大复兴
归纳方法
形式

第五章笛卡尔：方法论
对亚里士多德方法的拒斥
笛卡尔的自然哲学
笛卡尔的发现方法
发现和表达的方法
基础性的方法问题：认识的进展
结论

第六章笛卡尔：形而上学和心灵哲学
笛卡尔的计划
简单本质
第一哲学
上帝的作用
永恒的真理
科学和人类心灵
非物质性观点
心灵和身体之间的关系因果相互作甩和偶因论

第七章 17世纪的唯物主义：伽森狄和霍布斯
引论
伽森狄
逻辑学
物理学
伦理学和政治学
霍布斯
物质和运动
霍布斯的唯物主义和霍布斯的体系
霍布斯的体系和伽森狄的体系

第八章斯宾诺莎：形而上学与知识
生平与著作
几何学方法
实体、属性与样式
真观念与知识

第九章斯宾诺莎的道德和政治哲学
导论
荷兰共和国道德与政治上的关注点
斯多亚一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若干方面
凡尔底桑的自然主义纲领
中产阶级的政治理论：约翰·德·拉·科特和彼得·德·拉·科特
斯宾诺莎的立场
目的论
情感、激情与自由：对官能理论的责难
道德哲学与政治学
政治秩序的本性
国家的起源
发展进程中的国家
《政治论》的理论

第十章偶因论
拉福热
柯德莫依
格林克斯
马勒伯朗士
一般规律
莱布尼兹的反驳

第十一章莱布尼兹：真理、知识与形而上学
莱布尼兹的亚里士多德哲学背景：实体与聚合物
逻辑与形而上学
单子论(TheDoctrineofMonads)
空间与时间
因果性、前定和谐与心物关系问题
心理学：表现、知觉与微知觉
知识与观念
名词解释
专名索引
主题索引
译后记

精彩书摘

　　哲学史，正如它的名字所意指的一样，它表示两个非常不同的学科的统一，它们中的一个学科给另一个学科强加了严格的限制。作为思想史中的一种活动，它要求人们获得一种“历史的眼光”：对它研究的那些思想家是怎样看待他们力图解决的问题、他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概念框架、他们的假设和目的、他们的盲点和偏差等有一种透彻的理解。但是，作为哲学中的一种活动，我们所要做的不能仅仅是一种描述性的工作。我们的努力有一个关键性的方面：我们对说服力的探求和对论证发展路径的探求一样重要，因为哲学史中的许多问题不仅对哲学思想的发展可能曾经产生过影响，而且它们今天继续盘踞在我们心中。
　　所以哲学史要求与它的实践者们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我们完全是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阅读这些著作，我们能看出为什么微小的贡献仍然是微小的，而庞大的体系却崩溃了：有时是内部压力的结果，有时是因为未能克服一种难以克服的障碍，有时是一种剧烈的技术或社会的变化，并且常常是因为理智的时尚和兴趣的变化。然而，因为我们对许多相同的问题的持续的哲学关注，我们不能采取超然的态度来看这些工作。我们想要知道从那些不重要的或是“光荣的失败”中吸取什么教训；有多少次我们想要以疏漏的理论来为一种现代的相关性辩护，或者重新考虑“光荣的失败”是否确实在涵盖范围和处理方法上突出那些可能“在哲学上”更具有启发意义的领域。（引号的使用是想强调，对于这个时期来说，在哲学和科学之间进行严格区分是一种严重的时代错误，并且会进一步加重由选择性策略而造成的编史工作中的歪曲。）本章只有三个小节，分别讨论关于进步的一般观念；关于天空的新认识；包含于新自然观之中的新力学。
　　技术／进步／方法
　　按照亚历山大·科伊莱（Alexandre Koyrr）的方法将实用技艺（tech-nics）和技术（technology）区分开来，并由此使我们保留英语“技术”一词的较古老意义——对实用或工业技艺的科学研究——是有益的。现在，人们提及天主教中世纪的大量技术活动和技术进步已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在多大程度上后者可以被认为是构成了一个进步的运动，这是比较成问题的。许多人，特别是强调基督教教义和修道院教规影响的那些人，都看到了在改良方向上的一种有意识的推进，但证据却很稀少，特别是与我们在文艺复兴及其之后所看到的情况相比，就更是这样。此外，人们经常可以听到由印刷术、火药和磁性指南针所组成的、强调现代人相对于古代人而言的技术上的优越性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三和弦，尽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有这三者都可以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追溯到中国，而在中国的文明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一般进步观念的征兆。我们还应当加上时钟的例子。在中国，以及在伊斯兰教国家，对制造结构非常复杂的水动时钟曾经有过一种强烈的兴趣。1300年前后，机械时钟开始出现在欧洲，很快大教堂和城市都竞相制造装饰更加华丽的器具，这些器具通过非常公开的展示，比其他三项技术都有更多的机会用进步的理想对大众产生影响。非常有趣的是，在14世纪设计非常令人惊叹的天文钟的乔万尼·唐迪（Giovanni Dondi），就在与古代成就的比较中设法贬抑近代的成就。但是乔万尼是大学里的人，与新生的人文主义，特别是由彼得拉克（Petrarch）所代表的人文主义有联系。他的谦虚表现也许不曾为其学识较少的同时代人所分享：他们的后继者们则肯定没有分享这一点，而且人文主义者们很快就都唱起同一个调子了。
　　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前发表的一篇对未来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文章中，埃德加·齐尔泽（Edgar zilsel）看到在16世纪的“高级工匠”中实际产生了科学进步的理想，而且这篇论文已经在一定意义上被证明具有不同寻常的活力。一个必要的修改，就是将对这些技艺做系统研究的当代学者放到这幅画面更加中心的地方，并且，与这一起，我认为我们应该比以往更加强调印刷术那无可争议的重要作用的多少有点思辨的方面。这就是改变知识的形象。在中世纪，知识主要被看作是一种个人之事，是通过教育而渗透到人心中的习惯（habitus）。在获得这种习惯的过程中，个人进步了，但是还无法明显地看到知识的普遍增长。随着印刷术的到来，整册书籍的复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而且由此就有理由设想书籍的内容也会相应有所增加（虽然不是成比例的），因此知识自身的总量似乎是增加了。用当代的话说就是，我们在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爵士“世界3”的客观知识方面取得了进步，这种知识被认为是独立于认识主体而存在的。
　　但是，不管作为原因的影响有哪些，技术进步的观念在16世纪无疑变得突出了，并且与寻求更严格的科学进步结合了起来。这部分要归因于像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这样的高级工匠，他们着眼于其技艺（arts）的理论基础，将其作为改进的源头；部分还要归因于发表工艺技艺（craft techniques）概括评述的学者，例如格奥尔格·鲍尔（Geog Bau-er）[乔治尤斯·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的《论金属物》（Deremetallic），作者在其中对当时的采矿和冶金实践作了系统描述。许多这样的技艺自古代以来一直不曾有过变化，只是通过口授方式由师傅传给学徒。将这些技艺拿出来变成印刷字体，可以促成改进的方式，后来在编制工艺（trades）史的命令中正式化了——这些工艺可以（而且有时就是）被称之为“技术”（technologies）。这些以及许多其他因素，激起了改进的强烈冲动，并且激发了这样的信念，即系统化的智力活动至少和试错法（trial anderror）或对传统的依赖一样重要。这不仅适用于比较实用的技艺领域，而且适用于比较纯的和看上去“不切实际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