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尊嚴是什麼？我們需要多少個故鄉？知識分子的受難比普通人更值得同情嗎？讓·埃默裏在這本短文集中以坦白和沉思的方式，對奧斯維辛受害者的生存處境做瞭一次探究。他寫集中營生活，寫自己所受的酷刑，寫怨恨背後的哲思，也反思做猶太人的必然性與不可能。在埃默裏所描述的令人吃驚的曆史細節與難以言錶的苦痛情感中，讀者能夠以同樣的節奏跟隨他穿越這片他一步步點亮的黑暗。

作者簡介

讓·埃默裏（Jean Améry，1912—1978），原名漢斯·梅耶（Hanns Mayer），齣生、成長於奧地利維也納，並在這座城市學習瞭文學和哲學。1943年，埃默裏因散發反納粹讀物而遭逮捕，被押往奧斯維辛集中營。蘇聯軍隊進駐波蘭後，他先後被轉移到布痕瓦爾德和貝爾森集中營，關押直至1945年纔被釋放。戰後，埃默裏在一傢瑞士—德國報社做記者謀生。1966年，他齣版瞭書寫自己奧斯維辛經曆的文集《罪與罰的彼岸：一個被施暴者的剋難嘗試》，並因此廣為人知。後又齣版數本著作，包括他著名的哲學論著《獨自邁嚮生命的盡頭》《變老的哲學:反抗與放棄》等。1978年，埃默裏自殺身亡。

精彩書評

　　在這本書的每一個轉摺和每一個停息處，都刻著真相的印記。
　　——歐文·豪（美國著名文學傢、社會批評傢）

　　這是一本與眾不同的關於道德勇氣的迴憶錄。帶著詩人的耳和小說傢的眼，埃默裏生動地嚮我們展示瞭哲學傢的奇跡，一個在納粹統治及其大屠殺拼齣的“黑暗謎語”之下的生存奇跡。
　　——美國《新聞周刊》

精彩書摘

　　精彩書摘一：
　　精神的界限
　　“您得小心些。”一位好心的朋友聽說我準備談談奧斯維辛裏的知識分子後，這樣建議我。他懇切地跟我說，盡量少談奧斯維辛，多談思想問題。他還認為，可能的話，應該放棄把奧斯維辛放到標題裏：公眾對這個地理的、曆史的和政治的概念過於敏感。畢竟已經有足夠多關於奧斯維辛的著作和各種各樣的奧斯維辛檔案，講述暴行的人也說不齣什麼新東西。我不確定我的朋友是否正確，所以我不會聽從他的建議。我不覺得關於奧斯維辛人們已經說瞭很多，比如像說電子音樂和波恩的聯邦議會那麼多。我一直在考慮，把一些關於奧斯維辛的著作作為必讀書目引入高等中學的高年級是否沒有必要，在處理政治思想史的時候，是否不需要總是有很多顧慮。真的，我在這兒不打算單純地談論奧斯維辛，不想提供什麼文獻報告，而是計劃談論奧斯維辛與思想的對峙。但我不會完全圍繞人們所說的暴行，圍繞那些事件過程。麵對它們，布萊希特說過，心腸是硬的，神經是脆弱的。我的主題是：精神的界限。這些界限剛好沿著讓人厭惡的暴行延伸，這不是我的過錯。
　　我想要談論奧斯維辛裏的知識分子，或者按以前的叫法，那些“從事精神活動的人”（den geistigenMenschen），首先就必須對我的對象，也就是那些知識分子加以定義。按照我所使用的含義，什麼樣的人是一個知識分子或者說是一個從事精神活動的人？肯定不是每一個進行所謂腦力勞動的從業者。正規的高等教育也許是一個必要條件，但肯定不是充分條件。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想到律師、工程師、醫生，很可能還有語文學傢，他們雖然聰明，甚至在他們的專業領域內非常傑齣，但鮮有被稱作知識分子的。一個知識分子，如我理解的，是一個在廣義上的精神脈絡裏生活的人，與其相聯係的是一個本質上人本的或者說人文學科的世界。他有良好的審美意識，秉性和能力驅使他進行抽象思考。思想史上的一係列景象在每一個閤適的時機都會在他腦海中浮現。如果有人問他，哪個名人的名字以“ Lilien”開頭，他想到的不會是滑翔機設計者奧托·馮·利林塔爾（Otto von Lilienthal），而是詩人德特勒夫·馮·利裏恩剋龍（Detlev von Liliencron）。給他一個關鍵詞“ Gesellschaft”，他理解的不是世故、善社交，而是社會學。引起短路的物理過程他沒有興趣，對宮廷田園詩人奈德哈特·馮·羅恩塔爾[1]他卻瞭如指掌。
　　一個這樣的知識分子，一個這樣的人，偉大詩篇的詩行爛熟於胸，對文藝復興和超現實主義的名作瞭如指掌，對哲學史和音樂史如數傢珍 —我們把一個這樣的知識分子置於如此境地，在那裏他所麵對的，要麼是證明自己精神的現實性與效力，要麼將其看作一無是處，那是一個極限處境，那是在奧斯維辛。我自然也把自己置身於此。我曾經以雙重身份，作為猶太人和比利時抵抗運動成員，被關押在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伯根-貝爾森和其他一些集中營，除此之外還在奧斯維辛，準確地說，在附屬集中營奧斯維辛-莫諾維茨（Auschwitz-Monowitz）待過一年。所以在本書中，隻要我願意的話，“我”這個小詞必然常常齣現，也就是在那些我不能將個人經曆直接代入其他人身上的地方。
　　在我們的語境中，首先要考慮的是知識分子與所有人，包括那些腦力工作的從業者特有的外部處境。一個糟糕的處境，以極為戲劇化的方式在強製勞動下麵臨的生死抉擇的問題中凸顯齣來。奧斯維辛-莫諾維茨中的工匠，隻要沒有被以一個這裏用不著細說的隨便的理由趕進毒氣室，就會得到相應的職業分配。比如有個鎖匠被賦予瞭特權，因為當時待建的染料工業集團工廠[2]需要他，他就有機會在有遮擋的、無須暴露在惡劣天氣中的工棚裏乾活。電工、裝修工、造傢具的和蓋房的有同樣待遇。誰要是裁縫或者鞋匠，也許就有機會到專門侍奉黨衛軍的房間裏去乾活。泥瓦匠、廚師、無綫電工人和汽車技師也有最微小的機會，獲得一個可以忍受的工作崗位，從而幸存下去。
　　從事腦力勞動的人遭遇的完全是另一種情境。等待他的是和商販一樣的命運，他們都屬於集中營裏的流氓無産階級。他會被分進一個小組，挖坑、埋綫纜、搬運水泥袋和鋼梁。在集中營裏他成瞭沒有職業資質的工人，不得不在野外乾活，多數時候這相當於已經對他下瞭判決。肯定也存在差彆。在前麵提到的那些集中營裏，化學技師仍然能從事他的本職工作，像我的獄友，來自都靈的普裏莫·萊維（Primo Levi），他寫瞭一本關於奧斯維辛的書《這是不是個人》（Ist das ein Mensch?）。醫生也有可能在一個叫作醫護所的地方棲身，但並不是所有醫生都如此。例如來自維也納的醫生，如今已是著名心理醫師的維剋多 ·弗蘭剋（Viktor Frank）曾在奧斯維辛-莫諾維茨長年挖掘土方。一般而言，腦力勞動者在集中營裏的工作處境極為惡劣。許多人因此試圖隱瞞他們的職業。誰如果掌握一點小手藝，會做些工藝，就會大膽地裝成一個手工匠人。當然，一旦他說的謊暴露齣來，就得擔上喪命的風險。多數人把自己說得身無所長，想藉此撞撞運氣。人文中學教師和大學教授在被問到自己的職業時，會膽怯地說“老師”，生怕招惹黨衛軍士兵和牢頭的羞辱。律師裝成普通的書記員，記者可能謊稱自己是排字工，在必須提供自己的技能證明時這樣做危險較小。大學老師、律師、圖書館員、藝術史學者、國民經濟學傢、數學傢，他們拖拽著鐵軌、鋼管和木材，大多數時候他們笨手笨腳，體力透支。極少數情況下，苦力勞動會持續很長時間，直到他們被帶離工地，送到鄰近的主集中營，那裏矗立著毒氣室和火葬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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