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0-31
《扶輪問路》是史鐵生生前親自編定的*後一本書,他在“前言”中寫“弱冠即扶輪,花甲尤問路”,又在後記裏說“荒歌猶自唱,寫作即修行”。這裏包含瞭他一生的信與問、預言和妄想。
史鐵生以他的毅力和智慧,度過瞭四十年的輪椅生涯,寫下瞭數百萬字的作品,成為當代*有成就的作傢。他的影響和貢獻,遠超於文學之上;他給予讀者的,不僅是精美潔淨的文字,更是健康的精神、深沉的愛和對人生真諦的探尋。他走瞭,但他的精神永遠存在。我們可以從他的作品中認識史鐵生,也認識自己。
我的生命密碼根本是兩條:殘疾與愛情。
身體無論強弱,快樂都是目標。而健康的精神,則不僅可以享受快樂,更能夠應對苦難。
——史鐵生
扶 輪 問 路
坐輪椅竟已坐到瞭第三十三個年頭,用過的輪椅也近兩位數瞭,這實在是件沒想到的事。1980年鞦天,“腎衰”初發,我問過柏大夫:“敝人刑期尚餘幾何?”她說:“閣下爭取再活十年。”都是玩笑的口吻,但都明白這不是玩笑——問答就此打住,急忙轉移瞭話題,便是證明。十年,如今已然大大超額瞭。
那時還不能預見到“透析”的未來。那時的北京城僅限三環路以內。
那時大導演田壯壯正忙於畢業作品,一乾年輕人馬加一個禿頂的林洪桐老師,選中瞭拙作《我們的角落》,要把它拍成電視劇。某日躺在病房,隻見他們推來一輛嶄新的手搖車,要換我那輛舊的,說是把這輛舊的開進電視劇那纔真實。手搖車,輪椅之一種,結構近似三輪摩托,惟動力是靠手搖。一樣的東西,換成新的,明顯值得再活十年。隻可惜,齣院時新的又換迴成舊的,那時的拍攝經費比不得現在。
不過呢,還是舊的好,那是我的二十位同學和朋友的閤資饋贈。其實是二十位母親的心血——兒女們都還在插隊,哪兒來的錢?那輪椅我用瞭很多年,搖著它去街道工廠乾活,去地壇裏讀書,去“知青辦”申請正式工作,在大街小巷裏風馳或鼠竄,到城郊的曠野上看日落星齣……搖進過深夜,也搖進過黎明,以及搖進過愛情但很快又搖齣來。
1979年春節,搖著它,柳青騎車助我一臂之力,乘一路北風,我們去《春雨》編輯部參加瞭一迴作傢們的聚會。在那兒,我的寫作頭一迴得到認可。那是座古舊的小樓,又窄又陡的木樓梯踩上去“嗵嗵”作響,一代青年作傢們喊著號子把我連人帶車抬上瞭二樓。“斯是陋室”——脫瞭漆的木地闆,受過潮的木牆圍,幾盞老式吊燈尚存幾分貴族味道……大傢或坐或站,一起吃餃子,讀作品,高談闊論或大放厥詞,真正是一個激情燃燒的年代。
所以,這輪椅殊不可以“斷有情”,最終我把它送給瞭一位更不容易的殘哥們兒。其時我已收獲幾筆稿酬,買瞭一輛更利遠行的電動三輪車。
這電動三輪利於遠行不假,也利於把人撂在半道兒。有兩迴,都是去赴蘇煒傢的聚會,走到半道兒,一迴是鏈子斷瞭,一迴是輪胎紮瞭。那年代又沒有手機,愣愣地坐著想瞭半晌,隻好側彎下身子去轉動車輪,左輪轉纍瞭換隻手再轉右輪。迴程時有瞭救兵,一次是陳建功,一次是鄭萬隆,騎車推著我走,到傢已然半夜。
鏈子和輪胎的毛病自然好辦,機電部分有瞭問題麻煩就大。幸有三位行傢做我的專職維護,先是瑞虎,後是老鄂和徐傑。瑞虎齣國走瞭,後二位接替上。直到現在,我坐下這輛電動輪椅——此物之妙隨後我會說到——齣瞭毛病,也還是他們三位的事;瑞虎在國外找零件,老鄂和徐傑在國內施工,通過衛星或經由一條海底電纜,配閤得無懈可擊。
兩腿初廢時,我曾暗下決心:這輩子就在屋裏看書,哪兒也不去瞭。可等到有一天,傢人勸說著把我抬進院子,一見那青天朗照、楊柳和風,決心即刻動搖。又有同學和朋友們常來看我,帶來那一個大世界裏的種種消息,心就越發地活瞭,設想著,在那久彆的世界裏搖著輪椅走一走大約也算不得什麼醜事。於是有瞭平生的第一輛輪椅。那是鄰居硃二哥的設計。父親捧瞭圖紙,滿城裏跑著找人製作,跑瞭好些天,纔有一傢“黑白鐵加工部”肯於接受。用材是兩個自行車輪、兩個萬嚮輪並數根廢棄的鐵窗框。母親為它縫製瞭坐墊和靠背。後又求人在其兩側裝上支架,撐起一麵木闆,書桌、飯桌乃至吧颱就都齊備。倒不單是圖省錢。現在怕是沒人會相信瞭,那年代連個像樣的輪椅都處買;偶見“醫療用品商店”裏有一款,其昂貴與笨重都可謂無比。
我在一篇題為“看電影”的散文中,也說到過這輛輪椅:“一夜大雪未停,事先已探知手搖車不準入場(電影院),母親便推著那輛自製的輪椅送我去……雪花紛紛地還在飛舞,在昏黃的路燈下仿佛一群飛蛾。路上的雪凍成瞭一道道冰棱子,母親推得沉重,但母親心裏快樂……母親知道我正打算寫點什麼,又知道我跟長影的一位導演有著通信,所以她覺得推我去看這電影是非常必要的,是件大事。怎樣的大事呢?我們一起在那條快樂的雪路上跋涉時,誰也沒有把握,惟矇矓地都懷著希望。”
那一輛自製的輪椅,寄托瞭二老多少心願!但是下一輛真正的輪椅來瞭,母親卻沒能看到。
下一輛是《醜小鴨》雜誌社送的,一輛正規並且做工精美的輪椅,全身的不銹鋼,可摺疊,可拆卸,兩側扶手下各有一金色的“福”字。
除瞭這輛輪椅,還有一件也是我多麼希望母親看見的事,她卻沒能看見:1983年,我的小說得瞭全國奬。
得瞭奬,像是有瞭點兒資本,這年夏天我被邀請參加瞭《醜小鴨》的“青島筆會”。雙腿癱瘓後,我纔記起瞭立哲曾教我的“不要臉精神”,大意是:想乾事你就彆太要麵子,就算不懂裝懂,哥們兒你也得往行傢堆兒裏湊。立哲說這話時,我們都還在陝北,十八、九歲。文革鬧得我們都隻上到初中,正是靠瞭此一“不要臉精神”,赤腳醫生孫立哲的醫道纔得突飛猛進,在陝北的窯洞裏作瞭不知多少手術,被全國頂尖的外科專傢嘆為奇跡。於是乎我便也給自己立個法:不管多麼厚臉皮,也要多往作傢堆兒裏湊。幸而除瞭兩腿不仁不義,其餘的器官都還按部就班,便一閉眼,拖纍著大夥兒去瞭趟青島。
參照以往的經驗,我執意要連人帶那輛手搖車一起上行李廂,理由是下瞭火車不也得靠它?其時全中國的齣租車也未必能超過百輛。樹生兄便一路陪伴。誰料此一迴完全不似以往(上一次是去北戴河,下瞭火車由甘鐵生騎車推我到賓館),行李廂內貨品擁塞,密不透風,樹生心髒本已脆弱,隻好於一路揮汗、談笑之間頻頻吞服“速效救心”。
迴程時我也怕瞭,托運瞭輪椅,隨眾人去坐硬座。進站口在車頭,我們的車廂在車尾;身高馬大的樹綱兄背瞭我走,先還聽他不緊不慢地安慰我,後便隻聞其風箱也似的粗喘。待找到坐位,偌大一個劉樹綱竟似隻剩下瞭一張煞白的臉。
《醜小鴨》不知現在還有沒有?那輛“福字牌”輪椅,理應歸功其首任社長鬍石英。見我那手搖車抬上抬下著實不便,他自言自語道:“有沒有更輕便一點兒的?也許我們能送他一輛。”瞌睡中的劉樹生急忙弄醒自己,接過話頭兒:“行啊,這事兒交給我啦,你隻管報銷就是。”鬍石英欲言又止——那得多少錢呀,他心裏也沒底。那時鐵良還在“醫療設備廠”工作,說正有一批中外閤資的輪椅在試生産,好是好,就是貴。樹生又是那句話:“行啊,這事兒交給我啦,你去買來就是。”買來瞭,495塊,83年呀!據說鬍社長盯著發票不斷地嘖舌。
這輛“福”字牌輪椅,開啓瞭我走南闖北的曆史。其實是眾人推著、背著、抬著我,去看中國。先是北京作協的一群哥們兒送我迴瞭趟陝北,見瞭久彆的“清平灣”。後又有洪峰接我去長春領瞭個奬;父親年輕時在東北林區呆瞭好些年,所以沿途的大地名聽著都耳熟。馬原總想把我弄到西藏去看看,我說:下瞭飛機就有火葬場嗎?嚇得他隻好請我去瞭趟瀋陽。王安憶和姚育明推著我逛淮海路,是在1988年,那時她們還不知道,所謂“給我妹妹挑件羊毛衫”其實是藉口,那時我又一次搖進瞭愛情,並且至今沒再搖齣來。少功、建功還有何立偉等等一大群人,更是把我抬上瞭南海艦隊的魚雷快艇。僅於近海小試風浪,已然觸到瞭大海的威猛——那波濤看似柔軟,一旦顛簸其間,竟是石頭般的堅硬。又跟著鄭義兄走瞭一迴五颱山,在“佛母洞”前汽車失控,就要撞下山崖時被一塊巨石擋住。大傢都說“這車上必有福將”,我心說是我呀,沒見輪椅上那個“福”字?1996年邁平請我去斯德哥爾摩開會,算是頭一迴見瞭外國。飛機緩緩降落時,我心裏油然地冒齣句挺有學問的話:這世界上果真是有外國呀!轉年立哲又帶我走瞭差不多半個美國,那時雙腎已然怠工,我一路掙紮著看:大沙漠、大峽榖、大瀑布、大賭城……立哲是學醫的,笑嘻嘻地聞一聞我的尿說:“不要緊,味兒挺大,還能排毒。”其實他心裏全明白。他所以急著請我去,就是怕我一旦“透析”就去不成瞭。他的哲學一嚮是:命,乾嘛用的?單是為瞭活著?
說起那輛“福”字輪椅就要想起的那些人呢?如今都老瞭,有的已經過世。大夥兒推著、抬著、背著我走南闖北的日子,都是迴憶瞭。這輛輪椅,仍然是不可“斷有情”的印證。我說過,我的生命密碼根本是兩條:殘疾與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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