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为“明朝文化研究”丛书中的一本,全书梳理了明朝思想发展脉络,从明初的政治文化与儒学复兴说起,经历了以薛瑄为代表的河东、关中之学、到明中叶吴与弼的崇仁学派、陈沙白与湛若水为代表的心学开端、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高峰、阳明后学、再到晚明东林学派为代表的心学向理学的回归、刘宗周的蕺山学派为代表的心学与理学的调和与转型、西学东渐与中西交流,以时代为序介绍思想家群体,注意不同思想流派与思想家的前后互见。努力将思想家的生平与学思历程的叙述,与思想家的思想特点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向读者呈现出一本有一定深度与广度的明朝思想研究的通俗读物。
作者简介
杭州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哲学硕士、历史学专门史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曾获得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湖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湖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出版学术专著二部,发表学术论文二十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等多项课题研究。
目录
第一章 明初的政治文化与留学的复兴
第一节 明初的政治文化
一、政治制度
二、文化政策
第二节 宋濂:开国文臣之首
一、生平
二、“心学”
三、朱陆和会与儒佛折衷,
第三节 方孝孺:千秋正学
一、生平
二、持守正学,驱斥佛道
第四节 曹端:明初理学之冠
一、生平与学思历程,
二、《太极图说》《通书》之新诠
三、理学史上的地位
第二章 明初理学的兴盛:薛瑄与河东、关中之学
第一节 薛碹与河东学派
一、薛碹生平与学思历程
二、性天之通,理气之辨
三、无烦著作,直须躬行
四、河东学派
第二节 薛碹与吕柟以及关中之学
一、薛碹对关学之影响
二、吕柟与明初关学
第三章 明初理学的转向:吴与弼与崇仁学派
第一节 吴与弼及其崇仁学
一、生平以及讲学影响
二、理气论
三、“养良心”
四、静时敬
第二节 崇仁学派
一、江西门人与再传弟子
二、崇仁学之北传与南传
第三节 崇仁学派对阳明心学的影响
一、崇仁学之进路
二、崇仁学与阳明学
三、崇仁后学与阳明学弱势“对抗”
第四章 明中叶心学的开端:陈白沙与湛若水
第一节 陈白沙及其江门心学
一、生平以及讲学
二、“若个人心即是天”
三、静养端倪
第二节 湛若水及其甘泉学
一、生平以及讲学
二、气化自然
三、随处体认天理
第三节 甘泉后学:唐枢与许孚远
一、唐枢的“讨真心”
二、许孚远的“念不落意”
第五章 明中叶心学的高峰:王阳明
第一节 王阳明的生平与学思历程
一、生平
二、五溺三变
三、王、湛论学
四、儒佛道之辨
第二节 阳明心学的创立以及对程朱理学的回应
一、“心即理”说
二、《大学古本旁注》与《朱子晚年定论》
三、来自罗钦顺的挑战
第三节 阳明心学的发展以及教法之变
一、“知行合一”
二、“致良知”
三、“四句教”
第六章 中晚明心学的多元发展:阳明后学
第一节 浙中王门
一、王畿的先天正心之学与“四无”说
二、钱德洪的后天诚意之学及其师门护持
第二节 江右王门
一、邹守益、欧阳德的修证之学
二、聂豹、罗洪先的归寂之学
第三节 泰州学派
一、王艮与泰州学派的创立
二、颜钧思想与实践的宗教色彩
三、罗汝芳与阳明学的社会教化
四、焦竑的三教道一说与李贽的童心说
第七章 晚明心学向理学的回归:东林学派
第一节 东林学派与“由王返朱”思潮的兴起
一、晚明思潮的背景
二、“由王返朱”思潮的兴起及其与东林之关系
第二节 顾宪成;东林学派的创立以及朱子学的转向
一、顾宪成生平与东林学派的创立
二、“无善无恶”辨
三、朱子学的转向
第三节 高攀龙:朱王之间的辨析与调和
一、生平
二、“统一三教”辨
三、程朱和陆王之间的调和
……
第八章 晚明心学与理学的调和与转型:刘宗周与蕺山学派
第九章 晚明的西学东渐与中西交流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明朝思想》:
归寂说出来之后,在阳明后学之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特别是在主张修证的学者看来,归寂而体证先天、未发,则将后天、已发的工夫视为第二义,也就与致良知之说有所偏离了。邹守益说:“夫乾乾不息于诚,所以致良知也。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皆致良知之条目也。若以惩窒之功为第二义,则所谓‘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己百己千者’,皆为剩语矣。”在他看来致良知的主要条目就是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如这些都被视为第二义,则不但与王阳明本人学说不符,还与《大学》、《中庸》的圣人之说也有不符。同样钱德洪也对聂豹提出质疑,他说:“吾心之斑垢驳杂,由人情事物之感而后有也。既由人情事物之感而后有,而今之致知也,则将于未涉人情事物之感之前,而先加致之之功,则夫所谓致之之功者,又将何所施耶?”人心之杂必在人情事物之感而后才有,有了方才能做致良知的工夫,故在未曾涉及人情事物之前做“致之之功”则找不到真正的对象,其言下之意则是必将走入枯槁之境地,也就近于禅了。
……
《帝国挽歌:晚明士绅的抉择与困境》 一部深度剖析明末社会结构与精英阶层命运的史诗 本书并非对某一部特定书籍的介绍,而是对一个宏大历史断层的细致解剖。它将目光投向了一个看似光鲜却危机四伏的群体——晚明(约嘉靖中后期至崇祯末年)的士绅阶层。这不是一部侧重于政治风云或军事斗争的通史,而是专注于社会肌理、经济基础与思想变迁如何共同作用,将一个王朝推向深渊的社会史与思想史的交叉研究。 核心议题:士绅的“双重身份”与历史的悖论 晚明士绅,作为儒家文化熏陶出的统治精英的后备力量,占据了社会的中上层。他们是财富的拥有者、文化的传承者,理论上更是江山社稷的维护者。然而,本书试图揭示的是,正是这个群体,在面对王朝崩溃的紧要关头,其内在的矛盾性——即“士”与“绅”的双重身份——如何使其成为了历史进程中一个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阻碍性的力量。 第一部分:经济基础的沙化:田产、商业与债务的迷宫 本书的开篇,将详细梳理晚明时期士绅阶层的经济结构。彼时,土地兼并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大量自耕农破产沦为佃户,使得社会财富加速向少数大家族集中。我们不会停留在简单的“土地兼并”描述,而是深入探究以下几个层面: “士”的经济惰性与“绅”的逐利性: 传统儒家思想推崇“安贫乐道”,但晚明士绅的巨额开支(科举竞争、宗族维系、奢靡生活)迫使他们必须积极参与资本运作。然而,他们更倾向于将资本投入到更稳妥的土地和高利贷中,而非推动生产力的革新。 白银货币化的双刃剑: 随着海外白银的大量涌入,商品经济空前活跃,但白银的波动和地方金融的不健全,使得过度依赖固定地租收入的士绅阶层极易受到冲击。本书将通过地方志和商业档案的碎片,重构江南、福建等地的金融网络,展示士绅如何在债务危机中挣扎。 “乡绅化”的藩篱: 随着中央权力对地方的控制减弱,地方士绅的权力膨胀,他们利用宗族和乡约组织,形成事实上的“次级政权”。这使得国家的赋税征收和徭役动员变得异常困难,加剧了中央与地方的张力。 第二部分:思想的保守与精神的焦虑 在意识形态层面,本书探讨了宋明理学在晚明时期的异化。理学本应是内圣外王的修身齐家之道,但在现实困境中,它却转化为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 空谈心性与回避时弊: 当国家面临军费枯竭、流寇四起之时,许多主流学者和士绅却热衷于对朱熹或陆九渊学说的细枝末节进行辩论。本书将引用大量私人著述和尺牍,揭示这种“清谈”背后,是对现实政治责任的规避和对自身阶层地位的维护。 道义精英的道德困境: 面对张献忠、李自成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士绅们如何从“仁义”的框架中解释这一现象?他们倾向于将之视为“洪水猛兽”而非社会矛盾的爆发,这进一步固化了他们与底层民众的隔阂。 “复古主义”的局限性: 晚明出现了一股试图回归周、汉古制的思潮,但这种复古往往只停留在文字游戏和礼仪的重建上,未能触及制度深层的弊病,反而成为对现实改革的消极抵抗。 第三部分:内卷化的政治参与:党争、清议与效率的丧失 本书将细致考察士绅群体在朝廷政治中的表现,特别是他们对东林党与非东林党派系斗争的深度卷入。 “清议”的双重性: “清议”——士大夫对朝政的公开批评——是晚明政治的一大特色。然而,当清议演变为排他性的政治站队时,它便从监督机制退化为阻碍行政效率的工具。本书将分析在崇祯朝,士大夫们如何因为党派之见,错失了对财政和军事改革的最佳时机。 “养望”与不作为: 许多地方士绅,特别是那些拥有功名却未入仕的精英,将自己的政治资本建立在对朝廷的“道义批评”之上。他们避免直接参与到棘手、易招致骂名的改革事务中,宁愿在“高位”上保持道德上的纯洁性,这种“不作为”对中央集权的削弱是致命的。 地方武装的私有化: 当中央的军事力量衰竭时,地方士绅(如江右、徽州等地的豪绅)开始组织团练自保。本书将分析这些地方武装是如何在维护地方秩序的同时,事实上架空了朝廷的军事权威,并为后来的南明政权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结论:历史的镜鉴 本书最终将探讨,当一个统治阶层——无论是经济上、思想上还是政治上——都无法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时,其合法性是如何被侵蚀的。晚明士绅阶层并非完全是奸佞之徒,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曾试图力挽狂澜,但历史的悲剧在于,他们根深蒂固的阶层利益和保守的思想框架,使他们无法跳出“挽救士绅阶层利益”这一思维定式,去进行彻底的、面向未来的制度革新。他们的抉择与困境,构成了一部令人深思的“帝国挽歌”。 本书以扎实的史料考证为基础,力求还原晚明士绅群体的复杂面貌,为理解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中的社会动力学提供一个深刻的视角。
我必须承认,这本书在学术性与普及性之间找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平衡点。它的资料引用之详实,考据之严谨,足以让专业研究者感到信服。那些晦涩难懂的官方文书、地方志的只言片语,都被作者抽丝剥茧,转化成了清晰易懂的论证链条。然而,最难得的是,它绝非那种故作高深的“学院派”作品。作者的文字功底极佳,语言凝练却不失韵味,即便是处理那些涉及复杂官僚体系运作的章节,也能用生动的比喻和清晰的逻辑导引读者深入理解。我尤其欣赏它对社会经济基础变迁的探讨,它没有停留在简单的“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上,而是深入剖析了白银流入、商业资本萌芽与传统士大夫阶层观念转变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这种宏大叙事与微观细节相结合的处理方式,使得整部作品的厚度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它提供的不仅仅是“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以及“这对后世产生了何种深远影响”。读完之后,我对那个时代的认知,无疑得到了一个全面的、结构性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