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是一条历史的长河,从涓涓细流到波澜壮阔,其中无数创造者用智慧构成心灵的和声。丝路沿线的音乐文物以其丰富性、连续性和典范性,积淀着中华民族的艺术精神。音乐,成为中西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重要载体,《谁调清管度新声:丝绸之路音乐文物》从数十年来出土的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河南六省区音乐文物中撷取精品,还原一个传承了数千年的丝路音乐的音声世界,以期让读者了解中国古代音乐千古不泯的魅力。
内页插图
目录
致辞
专论
从魏晋南北朝考古谈中原音乐文化传统的存灭承续
浅谈丝绸之路对宁夏古代音乐文化的传播和影响
咸然奏天乐 歌叹最胜尊——西安地区所见唐代佛教遗存中的乐舞图像
前言
第一部分 华夏与西域:丝路之前的音乐文化
第一单元:乐音之源——史前的音乐文化
第二单元:钟鼓磬瑟——华夏礼乐的形成
第三单元:繁弦妙引——来自西域的乐声
第二部分 凿空与涌流: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文化
第一单元:东渐与西传——胡汉音乐的双向交流
第二单元:多元交融——南北朝时期的丝路多民族音乐
第三部分 百川归海:隋唐时期的丝路音乐盛景
第一单元:杨柳新翻——隋唐燕乐与坐立部伎
第二单元:十部韵传——隋唐时期丝路多民族音乐的汇流
第四部分 天乐妙响:丝路沿线所见佛教音乐
第一单元:天音浩荡——魏晋南北朝佛教音乐
第二单元:烂漫佛乐——集大成的隋唐佛乐
精彩书摘
《谁调清管度新声:丝绸之路音乐文物》:
慧琳《一切经音义》说 “紧那罗音乐天也,有微妙音响,能作歌舞……”,可知紧那罗是歌舞之神。在印度神话中,他们同为佛教“天界”专司乐舞之天神,按照帝释天的旨意向佛弹奏音乐作辅佐与供养,以歌舞香花等供养诸佛菩萨,后被列为天龙八部众神之中。传入中国后被统称为“飞天”,系指佛国天界里经天飞翔、能歌善舞,娱乐于神、并为佛国大千世界带来勃勃生机的天神。中国的佛教飞天形象以歌舞伎为蓝本,不生翅膀和羽毛,主要凭着一条长长的舞带和多变的身体动势,借助云彩的飘扬来表现随心自如的飞翔感,强调了飞天的音乐与舞蹈意识,是佛教中出现最为频繁、最具特色的乐舞形象。
3.小雁塔门楣
小雁塔位于西安市友谊东路的荐福寺院内(今西安博物院院内),建造于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年),是为祈福和供养佛舍利而建,原为十五层,现存十三层,残高43米。在其南、北门楣上均刻有佛教题材的图案及纹饰,但因历史变迁模糊不清,其上又被明代题记覆盖,塔的北门楣线刻图相对南门楣磨损较少,被复原再现,今清晰可见原始构图内容,主要绘飞天、迦陵频伽、如意祥云、海石榴纹等图案及佛教乐器都昙鼓、鸡娄鼓等。整个画面是由顶部中间向两侧发散的构图形式,飞天、迦陵频伽等纹饰作为拱卫,中央纹饰是摩尼宝珠(上部)和海石榴(下部)。摩尼珠作为佛教、祆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共同供奉的宝物,常常出现在门楣(额)等重要位置的中间部位,具供养、护佑与往生净土的功能。海石榴纹在宋代的《营造法式》中被列为华品品第一,地位在所有花卉之上,是具有天界宝瑞特性的纹样。
……
前言/序言
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是一条历史的长河,从涓涓细流到波澜壮阔,其中无数创造者用智慧构成心灵的和声。丝路沿线的音乐文物以其丰富性、连续性和典范性,积淀着中华民族的艺术精神。音乐,成为中西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重要载体,我们从数十年来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河南六省区出土的音乐文物中撷取精品,还原一个传承了数千年的丝路音乐的音声世界,以期让更多的观众了解中国古代音乐千古不泯的魅力。
远古的回响:世界音乐史中的文化交融与创新 本书旨在深入探索人类音乐历史长河中,不同文明间交流、碰撞与融合的非凡历程。我们将把视角投向那些塑造了世界音乐版图的关键节点,考察音乐如何作为一种跨越语言和地域的通用语汇,承担起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任。 第一部分:文明的序曲——音乐的起源与早期传播 音乐的起源与人类的文明发展紧密相连。本章将追溯最早的音乐实践,从史前洞穴壁画中描绘的仪式性歌唱与打击乐,到早期农业社会中出现的祭祀音乐和劳动号子。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在人类社会结构尚未完全定型之时,音乐是如何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和情感宣泄的方式,构建起早期的社会认同。 随后,我们将探讨古代近东文明,如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它们为后世留下的宝贵音乐遗存。通过对楔形文字泥板上记录的乐谱残片(如乌加里特文献)的解读,以及墓葬壁画中描绘的乐器,我们可以窥见彼时复杂的宫廷音乐和宗教仪式。这些早期的音乐理论和实践,为后来的地中海及周边地区的音乐发展奠定了基础。重点分析了竖琴、里拉琴等标志性乐器的形制演变及其在不同仪式中的功能。 第二部分:轴心时代的交响——东方与西方的第一次对话 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左右)是人类思想与艺术爆发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地域性的音乐传统开始显现出更成熟的体系。 在东方,古代中国的“礼乐”制度,特别是周代以来对音乐在政治伦理中作用的强调,构建了一套森严的音乐哲学体系。本书将详细考察雅乐的构成、五音体系的哲学内涵及其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同时,我们会探讨当时民间音乐的活力,以及不同地域乐器的早期发展,例如编钟和磬的音律学意义。 与此同时,古希腊的音乐理论,以毕达哥拉斯及其追随者对音程和数学关系的探索为核心,形成了西方音乐美学的重要基石。我们将分析“调式”(Modes)的概念如何被用于表达不同的情感倾向,并探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音乐教育的深刻见解。这些理论不仅影响了古罗马,更通过拜占庭保存下来,成为中世纪西方音乐思想的源头。 虽然地理上存在阻隔,但随着早期贸易路线的出现,零星的音乐元素开始跨越大陆。我们不会过多纠缠于具体的贸易路线,而是着眼于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间接影响——例如,某些乐器形制在不同区域的相似演化,提示了人类共通的审美取向。 第三部分:中世纪的融合与分流——宗教、世俗与帝国的遗产 中世纪的音乐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分化和深刻的宗教影响。 在欧洲,基督教的扩张使得格里高利圣咏成为无可争议的主流。本书将细致剖析这一单音音乐体系的形成过程、记谱法的诞生(纽姆谱的演变)及其在修道院中的标准化。同时,世俗音乐力量的崛起——吟游诗人(Troubadour/Trouvère)的作品——以其对爱情、骑士精神的歌颂,提供了与宗教音乐相对的、更具人性化色彩的视角。 而在伊斯兰黄金时代,巴格达和科尔多瓦成为了科学与艺术的中心。阿拉伯音乐理论家,如法拉比(Al-Farabi),系统地吸收和发展了希腊的音乐学说,并将其应用于更复杂的复调和调律实践中。他们的乐器,如乌德琴(Oud)及其相关的音乐理念,开始沿着贸易网络向东和向西传播,对后来的欧洲鲁特琴以及更东方的乐器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着重分析这一时期音乐知识的系统化和理论的高度成熟。 第四部分:古典时期的定型与地域特色 随着文艺复兴的曙光初现,音乐的创作重心开始从纯粹的宗教叙事转向对古典人文精神的回归与世俗情感的精致表达。 欧洲复兴时期的复调音乐(Polyphony)达到了新的高峰,对位法的精妙运用展示了作曲家对结构和平衡的极致追求。我们将考察这种对和谐的追求如何体现了当时社会对秩序的渴望。 与此同时,在亚洲腹地,大型帝国的巩固也带来了高度风格化的宫廷音乐。例如,某些中亚和波斯音乐传统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成熟的、以复杂的“调式”(如Maqam或Dastgah系统)为基础的即兴演奏传统。这些复杂的音乐体系,虽然在技术上与欧洲的对位法截然不同,但都代表了人类在音乐结构化方面所能达到的高度复杂性。 本书的核心论点是,音乐的进步并非源于孤立的发展,而是持续不断的文化互动的结果。无论是古代文献中对音律的数学计算,还是中世纪吟游诗人的歌谣,都显示了人类对于“美”和“秩序”的共同追求,这种追求促使不同地域的音乐家不断学习、借鉴和创新,最终共同构建了我们今天所能感知到的宏大世界音乐图景。本书试图在宏观的文化史框架下,梳理出这些交织的脉络,展示音乐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深刻内涵。
我必须承认,这本书在音乐人类学和考古学的交叉领域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它没有满足于仅仅罗列“丝绸之路上的乐器有哪些”,而是深入探讨了“这些乐器是如何在不同文化之间迁徙、适应和重塑的”。书中的某部分内容,专门对比了不同文明对同一种基础乐器(比如笛子类)的不同发声哲学,这暴露了不同文化在审美取向上的根本差异,极为精妙。它引导我们思考,究竟是乐器形制决定了音乐风格,还是文化需求催生了乐器形态的变异。这本书的插图和版面设计同样值得称赞,那种留白与重点突出的排版方式,让阅读节奏张弛有度,不会让人感到信息过载。它更像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探险日志,记录了作者在浩瀚历史尘埃中,如何小心翼翼地拾起那些可能承载着失落旋律的碎片,并最终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将它们重新拼凑起来,呈现给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