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妈妈是颇以家庭功臣自居的，常说自己到王家几十年，就是同别人斗过来的。妈妈能说会道，性子刚烈，不怕事，不信邪。父亲在“文革”中挨整那些年，的确搭帮（方言，指依靠、多亏）妈妈撑着。家里风雨飘摇几十年，也多亏妈妈敢同别人争斗，不然家人会遭遇更多的灾难。可也正是她几十年的斗争生涯，让她养成了好斗的性格，有时候心硬如铁。母亲越到老年，越是不可理喻。她有许多似是而非、稀奇古怪的做人和治家理念，半新半旧、半通不通、半开明半固执，那是不允许任何人违抗的。我们做儿女的，只好顺着她，或者阳奉阴违。阖家老小越是敬重她，顺着她，就越让她的控制欲膨胀。村里人也都尊敬她，几乎把她尊为祖婆了。恰巧她在村里宗族里面辈分也很高，别人家的家长里短，摆不平的，搬她出马，她几句话就能让人家信服。但是最了解她老人家的，毕竟是她自己的儿女。有时候，她说的话在家里不灵验，她就怒火万丈。除非儿女们佯装顺着她，不然家无宁日。老人家的自我感觉越好，家里人的日子就越不好过。妈妈这些让人难以适应的性格是慢慢形成的，她年轻的时候并不如此。当众人拥戴她并肯定了她的地位时，她渐渐异化成了家庭暴君。

我的父母属于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养育儿女的方式同别人没什么区别。那时我们村里的孩子都是这么长大的。父母那代，信奉棍子底下出好人，小孩子挨打是家常便饭。我母亲最得意的事，就是我大哥成家当爹之后，还被她打了一顿。“他崭新一件背心衣，被我扯得稀烂！”年迈的妈妈现在说起这事，还眉飞色舞。一家人拉家常，妈妈说起自己当年打小孩的事，我们兄弟姐妹听着，只是笑笑。

我相信天下母亲都是有爱心的，她们也许什么都舍得放弃，却唯独不能放弃孩子。

我最困难的时候，大概是1999年后的两年时间，关于我的谣言很多，有的说我被抓起来了，有的说我被监视居住了，有的说我已出国避难了，有的干脆说我人已被灭了。

有一回，外省一位读者打来电话，说要找王跃文老师。我说我是王跃文。他反复问，真的是您吗？原来，他们那地方传言，说我已不在人世了。还有人发来匿名电报，对我表示声援；那段时间给我写信的朋友也特别多。我的真实处境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外头传起来就吓人了。我自己倒不担心什么，只是唯恐家里人害怕，特别怕家里老人受不了。

我平时都是一个星期给老家打一个电话，那段时间我三天两头打电话回去，同爸爸妈妈拉拉家常。我想让他们知道，我的状态很好。可是，有一天，我正在家吃晚饭，门铃突然响了。我开门一看，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门口。我的父母来了。平时父母到长沙来，都会先打电话告诉我，我会去车站接他们。但是，他们这次没有事先告诉我，突然就来了。我明白，两位老人就是想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看看我到底好不好。我把父母迎进来，端茶倒水请他们坐下。我已经多年没流过泪了，那天我就像当年的母亲，躲在洗漱间不停地洗脸。我的泪水忍不住。吃过晚饭，妈妈正式说话了：儿子，你写的书我和你爸爸都看了，你没有写半个不该写的字。你不要怕，城里过不下去了，就回老家去，家里还有几亩地，饿不死你的。我的母亲只是粗通文墨，却懂得天下的大道理。我敬仰我的母亲。

我妈妈现在已经80多岁了，我父亲比我妈小一点点。我现在很依恋一种生活，就是每一次回到老家去，什么事都不干，跟老人家坐在一起聊天，听我妈妈说那些说过100次的旧故事。老了以后妈妈根本不知道很多事是她已经说过好多次了的，反正就是三番五次跟我说。妈妈每一次都把那些老皇历当作一个新鲜的故事讲给我听，我有时候假装没听过，有时候也开玩笑说：妈妈，这个事情您已经是第105次说了。就是逗一下她。妈妈就说，好啦，我不说啦。这种感觉很温暖。可我突然又会想到，他们有一天会离去。这时候，我就黯然神伤。

2、官场是围城

有时候官员讲究级别，就像三流演员摆谱。三流演员露面，本来没人认识他，更不会有人围观，却故意弄些马仔左右拱卫。老百姓喜欢看热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都跑来看。围上去的人越来越多，三流演员就从这种假造的场面中获得满足。

我是把爱情当成宗教来信仰的。

爱情最开始时总是“我需要你”，如饥似渴，如火如荼。不知不觉中，爱情就会变成“你需要我”。我们急不可待地反复去怀疑，去求证，去追寻，只为了让爱人说一句：“亲爱的，没有你我不能活。”说到底，爱情的真正含义就在于奉献和牺牲。只有我们毫不怀疑地感觉到“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们的爱情幸福才会真正降临。

你被深爱着的人所需要，你有福了。

4、追求清明平和的生活

优雅是一种外在的姿态风度，可以由环境熏陶和后天修炼而得，无关乎内在灵魂。戈培尔下达杀人命令时正欣赏着巴赫的音乐，还不优雅？我所向往的清明平和，则是一种理性智慧的人生态度。这种境界说到底就是善于放弃，能够在滚滚红尘中毅然抽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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