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是德国当代著名思想史作家、传记作家，著有E.T.A.霍夫曼、叔本华、海德格尔、尼采、席勒等德国重要思想家传记，能够将大量史料和独特观点圆融地浸润于通俗的讲述之中，兼具文学性与思想性。在萨弗兰斯基那里，哲学似乎与文学、艺术和诗是不分家的，这也是他的书吸引人之处。相比严肃的学术著作和庞大的思想体系，读者可能会更喜欢他那种将哲人生平、思想和创作成果娓娓道来的方式。

精彩书摘

　　创办《季节女神》杂志

　　席勒有经济头脑，但是他还有更高的追求。他欲以《季节女神》为活动场所，聚集德国人文界的精英。在《季节女神》于1794 年6 月13 日向作者发出的邀请合作的信函中，席勒写道，现在的报刊太多，得集中精力。如果要能争取到那些高水平的读者，那么对《季节女神》较高的资金投入也值得。科塔愿意做好他应该负责的工作——装帧漂亮、印刷精良、发行量大（一千五百册），尤其是提供高稿酬，以吸引优秀作家前来合作。

　　在魏玛，人们嘲笑这本新杂志的“高雅的品味”。《德意志水星》出版人维兰德想必感觉到竞争的威胁，当《季节女神》后来办得并不顺利时，他幸灾乐祸的情绪溢于言表。他说，《季节女神》简直就像保存刻有摩西十诫两块石板的木柜，“谁要动它，里边就会冒出火来，吞噬那亵渎神明的人。现在人们可以稍微放心地来对待它了”。席勒知道，一本新的期刊，尤其在开办伊始，必定引起人们的关注，褒贬之声在所难免，有科塔的资金作后盾他信心十足。他在1794 年6 月24 日给克尔纳的信中说：我们的期刊要成为划时代的作品，一切想要有品位的人，都得购买和阅读它。

　　邀请信函中说，这本新期刊，将传播一切富有审美价值和哲学思考的作品，既发表哲学和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也登载文学方面的佳作。总而言之，它构想建立的是高雅的文学天地，这里将克服人文领域里常见的那种专业分工和部门分割。但是这份期刊要远离政治动荡中那种非纯正的党派精神。在政治方面的这种节制的规定，只限于那些与现实紧密相连的观点论争，并不妨碍对于一些根本性问题的研究。通过禁止与当前的世界形势，以及人们最迫切要实现的期望发生关联，这本杂志要从历史学那里了解过去的世界，与哲学探讨未来，要为了崇高的人类理想……表现具有鲜明特色的个案，聚精会神地尽其所能去构建更好的概念、更纯粹的原则和更高尚的道德，归根到底社会状况的一切真正改善，都取决于这一构建。

　　《季节女神》的头几期就体现了这一宗旨，刊载了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和歌德的《德国逃难者闲聊记》，虽然说绝对都与政治有关，因为这两部作品实际上都在回答法国大革命提出来的问题，但是它们不涉及具体事件，而是探讨有关社会发展的原则性问题。开宗明义提出要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也是要应对官方的检查。然而这也不仅仅是个策略问题，至少席勒不这样认为。他，还有歌德，对普遍的政治化倾向感到忧虑。他担心这样会使思想狭隘，会破坏审美趣味。政治观点的争论，他写道，会赶走艺术和科学女神，这种情况已屡见不鲜。谁想要保持深思熟虑的判断力，就要小心“批评国家”这个什么都不放过的妖魔。在这政治动荡时期，更加需要，通过对超出一切时代影响的、纯粹人性的事物普遍的、更高的兴趣，让你的判断力重新释放，将政治上分裂的世界在真与美的旗帜下重新联合起来。

　　席勒争取到他的朋友克尔纳和威廉·冯·洪堡，以及两位新近被聘为耶拿大学教授的费希特和历史学家沃尔特曼，作为杂志的内部同事，负责评价和选择投来的稿件。表示愿意参加工作的还有赫尔德、雅各比、亚历山大·冯·洪堡、弗里德里希·根茨和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席勒也向康德和克洛卜施托克发出了邀请，但是他们没有反应。

　　要想把精英们都会聚到杂志社来，首先必须赢得歌德的支持。席勒向出版商科塔做了承诺。像歌德这样的人，几个世纪难得出现一个，为了将他争取到杂志方面来，花费多大代价都应在所不惜。科塔本来就提高了稿酬，对歌德的报酬还要增加。1794 年6 月13 日，席勒撰写了带有外交辞令的、不乏恭维词语的邀请函。这是席勒第二次致信歌德：附在信中的邀请函（指向参与者发出的正式邀请），表达了杂志社同人对您的无限敬重，期望您拨冗赐予我们您的大作，有机会拜读并让广大读者大饱眼福将使我们备感荣幸。如蒙阁下慨允，杂志的成功则指日可待，本社将不遗余力地满足您为此提出的所有条件。

　　这封邀请函到达歌德手里，正值歌德处于人生转折之际。陪同公爵出征疆场已成往事，魏玛社会对他那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的议论也逐渐减弱，他离开了城边的猎人居又回到市中心原来位于弗劳恩普兰的住所。又到了他蜕皮的时节。他有好长时间创作不出朗朗上口的作品了：似乎我的艺术血管逐渐干枯了。因为他看到，在文学天地里人们开始把他忘记了。在意大利旅行之前与格申签约的、于1790 年完成的八卷作品选，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出版后没有发生任何一次盗版——这是读者缺乏兴趣的可靠标志。的确，人们仍然尊敬他，但是像对待一位已故的作家，没有现实意义了。他的声誉仍然归功于他年轻时的作品《葛兹》和《维特》。后来的作品早就没有那样大的反响了。施托尔贝格们称《拖夸多· 塔索》为“彻头彻尾的荒谬”。《哀格蒙特》只上演过一次。当歌德有一次朗读《伊菲格妮》时，那些善意的听众都睡着了。《浮士德片断》，格申出版社1790 年出版，人们普遍认为是一部失败之作。《被煽动的人们》和《市民将军》这两部戏剧作品，是歌德于1792 年为魏玛剧院写的，为了讽刺那些热衷于革命的人。歌德自己认为他的这些作品不过就是反映当下的急就篇，人们不会为其大做文章。他所以要写它们，仿佛要证明，他仍然掌握着写作这门手艺。他在1791 年接管魏玛剧院时就曾声明，从现在起他要为剧院每个演出季提供一到两部戏。他的承诺兑现了，但是这些作品在魏玛的影响很一般，那些独立思考的同时代人对歌德笔下的作品如此平淡感到大惑不解。人们认为，歌德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已过。只有在柏林，在亨丽埃特·赫茨和卡尔·菲利普·莫里茨周围，聚集着一批歌德的崇拜者，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但是，即使在那里，对歌德的高度评价也只限于少数人，普通受众并不买账。由赖夏德担纲作曲的歌德的音乐剧《克劳迪娅·冯·维拉- 贝拉》，在1789 年至1800 年期间只演出六场，尽管这出戏显而易见是在迎合观众的口味。歌德后来回忆这段时间时写道：没有人想象得到我当时是多么孤独，并且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对于出版商格申的一次抱怨，歌德回答道：如您所说，我写的东西不如其他人写的那样时尚和流行，所以绝大多数读者就没有兴趣，既然如此，要改变这种情况，那我的写作就得追随客观需求了，我现在就遗憾地预见到这样做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出版社对我如此这般写出的文章作品将完全不会感兴趣。

　　歌德明白，这期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市场。纯文学膨胀起来，正在成为商品成批地生产。文学的这种商业化，使其传统的价值构成发生动摇。之前，人们写作几乎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仅仅为得到公众的承认。在《拖夸多·塔索》中，歌德让这位诗人主人公登场，他就是为了荣誉而写作的，没有经济方面的担忧，因为他由一位艺术赞助者供养。荣誉就是对诗人最好的酬报。现在的情形变了，人们看重的是销售成果，作家面临的问题是，他是否愿意承认这样的价值衡量标准，并且以此来指导其写作。

　　席勒，没有财产的职业专家，比歌德更早地陷入了这种令人窘迫的境地，靠受众来养活，率先投入了受众的怀抱。刚刚带着《强盗》这本书稿从公爵的家长制奴役下逃脱出来时，当即（1784 年）就在他的新杂志《塔莉亚》的预告中宣布：现在受众就是我的一切，是我的学校、我的主人、我的知心朋友。现在我只属于他们。我面对的就是他们的审判，而非别的什么法庭。我只敬畏他们主持的法庭。当我想象到，除了民众的口碑不受任何别的什么束缚——除了企盼人的心灵，不去呼吁任何什么皇冠王权，我的心就会突然充满了高尚的情感。但是席勒也不免感到失望。随着文学市场的扩展，文学的审美品位并没有得到改善。席勒不得不忍受，为了迎合观众，他的剧本被肢解。他的小说《能看见鬼神的人》是一部旨在追求畅销的、讲述盟邦黑幕的作品，这类作品是当时书市的抢手货。席勒写这部作品让他逐渐对创作失去了兴趣。席勒十分关注作品的影响和作用，对经济利益也格外感兴趣，这样一个人当然知道争取受众的重要。但是他不想让自己去适应受众，而是要把他们提高到自己面前。他要卫护他的自尊。比如他责备叙事歌谣诗人比尔格过于巴结市场。市场是诱惑人的，对于那些自恃清高的人也如是。在《威廉·迈斯特》中，歌德让一位次要人物说，假如艺术家发现：这个世界很容易满足，甚至于在追求哪怕是一点点令人舒服和欢快的假象；那么，如果贪图安逸和虚荣不把他牢牢地拴在平庸之辈那里，就是奇怪的了；如果他不愿意用时尚货色去换取金钱和赞颂，却选取正确的道路去走，那也就稀奇了，这条路迟早会把他变成一个可怜的殉道者。

　　歌德决心走那条正确的道路，而同时不成为殉道者。他坚持自己固执的艺术信念，但也想利用市场。他向他的出版商索求高稿酬，使他的同事对他羡慕不已。比如他的《威廉·迈斯特》就让他从出版商翁格尔那里获得二千塔勒，和几年前出版八卷的格申版文集的稿酬一样多。关于这方面，威廉·冯·洪堡致信席勒说：“关于他与出版商交际的表现，这里人们的谈论对他十分不利，话说得也非常难听，我听到了不少。这期间柏林的学者们讲起此事也很激动，认为这分明有悖于知识界鄙视铜臭的传统。赫茨最近就非常严肃地问我，歌德究竟拿了钱没有。”

　　当1794 年6 月13 日席勒的邀请函寄来时，歌德正在写《威廉·迈斯特》。他看过信并不十分感到意外，六月初洪堡已经向他吹了风。歌德没有立即回答，延宕了一个星期。他正为另一件事高兴呢：公爵于6月18 日将弗劳恩普兰这处房产，赠送给了一直租住在这里的歌德。他很长时间里总是考虑着要离开这个地方。在意大利旅行期间他曾有几次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还要返回魏玛。在随军出征到法兰克福时，当地官方曾提议请他担任顾问，他没有接受。现在，随着接受公爵的馈赠，歌德下决心留下来。可以说，现在他才成为一个真正的魏玛人。

　　这封邀请函也让歌德必须做出决定：将来他要比以前更加积极地参与当下的文学活动吗？这对他有何益处呢？他反复深入地考虑着。如何回应《季节女神》的邀请，他拟有几种草稿。起先是这样写的：我希望通过我的行动答谢对我的信任。随后又改为：以诚挚谢意接受邀请。以诚挚谢意又改为欣然地。最后一稿写于6 月24 日，是这样措辞：我将欣然地全心全意地参与这项工作。歌德避免使用恩赐者的语调，要让人看出他参与此事对他也有裨益：与这样一些正直、勇敢、精明强干的先生们进一步交往，必定会对我产生积极影响，使我停滞不前的某些工作重新启动并顺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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