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喧嚣的世界，如水中月、空中云，如何放下颠倒虚妄，透过无常的现象，发现缘起性空的人生真谛，达到花开莲现，花落莲成的自在境界。滚滚红尘中，如何摆脱烦恼万分的生存状态，去我执，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苦由心生，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妨在《心经》中寻找。让我们跟随北大国学研修班非常受欢迎主讲楼宇烈教授，体悟《心经》，祛除内心的一切苦，寻找全新的生命空间。

作者简介

　　享誉海内外的资深学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虔诚守护者。北京大学国学研修班非常受欢迎的主讲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国学研究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34年12月10日生于杭州，祖籍浙江嵊州。1955年毕业于上海浦光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0年毕业。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全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周易注(附周易略例)》、《宗教研究方法讲记》、《中国的品格》等。

精彩书评

　　《心经》讲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本来面目，是佛教对宇宙、人生基本的看法。
　　——星云大师

　　《心经》是智慧的经典。内容既浅又深，以基本原始的佛法为底子，以大乘空义的佛法为灵魂。是遇浅既浅，逢深则深的好经。
　　——圣严法师

精彩书摘

　　开篇
　　了然于心——题《心经》
　　《心经》（全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大乘佛教般若中观学的重要经典之一。它先后有七种汉译本，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唐代玄奘的译本，此译本全经仅260个字，连经题也才268个字。可就是这么一部短小的经，却包罗了大乘佛教般若中观理论所涉及的基本名相和根本理论，有人且以为此经“摄全部佛法”。经中所涉及之名相如：“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十二因缘”、“四谛”、“诸法空相”、“究竟涅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等等。而更重要者是经中阐明的大乘中观的根本理论—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说，大乘佛法所言之“空”“有”是离“空”“有”二边之“空”“有”；是“不二”之“空”“有”；是不离“空”之“有”，不离“有”之“空”；是“非有”之“有”，“不空”之“空”。诚如唐贤首法藏所言：“但以性空未尝不有，即有以辨于空；幻有未始不空，即空以明于有。有空有故不有，空有空故不空。”（《十二门论宗致义记》）大乘佛教唱“真空”、“妙有”之论，何为“真空”，何为“妙有”？近代高僧弘一大师尝释曰：“真空者，即有之空，虽不妨假说有人我，但不执著其相。妙有者，即空之有，虽不执著其相，亦不妨假说有人我。”
　　凡人著于实有，二乘落于偏空，故大乘般若中观破偏示正，述“空”“有”不二之理、书“空”“有”不离之文。然常人闻大乘佛法一切皆空义，易落于空见，《心经》“色”、“空”不离之文，则告诫众生既不要落于“有”，更不应落于“空”。弘一大师在其《<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讲记》中，劈头就提醒读此经者说：“研习《心经》者，最应注意不可著空见。因常人闻说空义，误以为著空之见。此乃大误，且极危险。经云：宁起有见如须弥山，不起空见如芥子许。因起有见者，著有而修善业，犹报在人天。若著空见者，拨无因果则直趣泥犁。故断不可著空见也。”
　　《心经》是中国佛教四众弟子每日早晚必诵之经典，其中名相含义可慢慢研究，然经文之根本教义，则必须首先了然于心中。如此，诵《心经》方有意义，方积自觉觉他之功德。

前言/序言

　　《陈鼓应著作集》总序
　　陈鼓应
　　一
　　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园中度过，这期间，两岸历经对立与交流的种种曲折。我的现实人生与学术人生亦颇多波折，两者交互抵触，有时又能相互彰显——现实人生的坎坷，常使学术路途中断，但我“困”而知之，不断激发求知的动能，进而丰富着我的学术人生。
　　我的著述主要分两类：一是学术专著，二是时感性的文章。后者将以《鼓应文存》为名，另外编成一个系列，包括《失落的自我》、《言论广场》、《台大哲学系事件》、《走进白色恐怖》、《台湾民主运动的脚步》等著作。这一系列反映着我所处的境遇与时代的路痕。
　　我的专业著作，主要集中在道家各派及三玄四典的研究。《悲剧哲学家尼采》是我的第一本书，这本小书奠定了我学术的基础，接着是《庄子浅说》，用力较深的则是费时多年的《庄子今注今译》。可以说，从尼采到庄子，是我学术路程的一条主线。借着他们，我将现实关怀与学术人生联系在一起。
　　二
　　大学期间，受先师方东美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影响，我体会到，如果不能了解一个民族的灾难，也就不能理解这个民族文化的深层底蕴。个体生命也是如此，正如叔本华所说：“一定的忧愁、痛苦或烦恼，对每个人都是时时必需的。一艘船如果没有压舱物，便不会稳定，不能朝着目的地一直前进。”我的现实人生与学术人生就是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下并行演进着，恰恰体现了老子祸福相依的哲理。
　　中青年期间，我常处于逆境中，尼采的冲创意志和庄子在“困苦”中保持定力与超越的心境，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我迎难而进，永葆生命的昂扬气概。
　　台湾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白色恐怖，我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著作反映了我内心对于自由民主的渴望。到了七八十年代，我在文献和学术论著方面打下基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那段时空中，我虽然经受着现实环境的冲击，却还能积极地参与学术、文化上的反思。透过古籍文献的整理与诠释，我不仅得到传统人文思想的熏陶，还表达了对极端化与绝对化的神权思想的反感，阐发了对威权体制下的人身崇拜和造神运动的批判。这一时期，我以尼采和庄子为主的论著，都反映了“任其性命之情”的倾向。接下来，《道家的人文精神》和《庄子的人性论》两书的内容，又可以说是“安其性命之情”的展现。
　　三
　　《陈鼓应著作集》共二十本，它们分别在海峡两岸不同的时空中写成。有关尼采哲学和存在主义的介绍以及老、庄的注译，都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台大校园里完成的。1973年春夏，因为参与台大校园内的保钓运动、发表时论，我和王晓波在“台大哲学系”事件中首遭整肃。自此以后，我的学术人生被迫中断十余年，直到1984年才在北京大学重启学术生涯。
　　在北大哲学系执教期间，我除了陆续完成道家各派典籍的诠释，也针对当时大陆学界的研究现状，着力于围绕以下三个议题表达不同的观点，并在《哲学研究》等刊物上陆续发表相关论作：第一是中国哲学开端的议题；第二是《易传》的学派归属问题；第三是理学开山祖的问题。这三个重要的议题构成了我的《道家哲学主干说》的中心议题，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本学术专著。
　　“9？11事件”之后，整个世界更加动荡不安，就像司马迁所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也像泰戈尔《演讲集》中对西方思维方式的描述：“西方人习惯于按照人们所归属的半球不同，而将人类世界断然划分为好的和坏的。这种傲慢的分裂精神严重地伤害了我们，给我国自己的文化世界造成巨大危害。”事实上，战争与冲突的根源多在于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为此，我更愿意站在地球村的视角思考问题。中国哲学儒、墨、道、法各家，传承数千年而蕴涵着中国文化的内涵，各有其普世的价值。这种普世价值，是指在人文精神的照耀下，老、孔、墨、庄的思想都散发出普世的情怀，即老子的贵柔及其宽容心态、孔子的恕道及其家庭伦理、墨子的兼爱与非攻思想、庄子的艺术人生和齐物精神。
　　四
　　我们这一代都在内忧外患中度过重重的困境，我生长在动荡时代的福建客家山区。从我有记忆开始，日本军机就在我的家乡频繁轰炸，导致平民死伤无数，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由于长时期目击了强权带给人类灾难的战争，逃难、流离、思乡之情始终扰动在我的生命中。然而，尼采的酒神精神、日神精神和《庄子》的“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的洒脱心境，却赋予了我在困境中思索与写作的动力，使我能够在尼采的思想中，寻找到精神的家园，在《庄子》的天地中，寻找到心灵的故乡。
　　五
　　台大校园和北大校园是我这一生学术活动的中心点。我从台大哲学系退休之后，晚年又重返北大哲学系任教，有赖于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教授的邀约和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鹏程瀚宇公司孙宝良总经理帮我安顿入住到北大中关新园寓所，使我有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可以安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一套著作集系列的筹划和出版，是由北京中华书局顾青总编辑积极促成的。对于上述诸位的雅情高谊，我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除了少数的几部书稿，著作集中的大部分书稿都曾在两岸出版过，此次汇编再版，都以最新或经过修订的本子作底本排版；除了少数几部新作外，凡旧稿中的前言或序言皆一仍其旧，予以保留，不再另行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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