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旨之爭：南宋科舉規範之摺衝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G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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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 魏希德著，鬍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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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浙江大學齣版社

ISBN：9787308153218

版次：1

商品編碼：11867457

包裝：平裝

叢書名：海外中國思想史譯叢

外文名稱：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G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1127-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中國的科舉考試沿襲瞭一韆多年，對國傢政治、上人生活和思想文化影響深遠。特彆在南宋時期，參加科舉考試幾乎是普通文人進入仕途的選擇。《義旨之爭：南宋科舉規範之摺衝》著重研究科舉規範在南宋的變遷，運用文化場域的理論，探討朝廷、教師、考生、書商等群體之間圍繞著科舉話語權展開的競爭？作者認為，以硃熹為代錶的理學學派最終代替瞭永嘉學派成為科舉考試標準的製定者，科舉也因此成為理學興起的曆史原因之一。

作者簡介

　　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比利時著名漢學傢，歐美學界研究中國宋代曆史方麵的傑齣學者。她畢業於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並且是加州伯剋利分校、斯坦福大學和哈佛大學的博士後，同時也是北京大學、四川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日本京都大學等多所著名大學的訪問學者。現在在荷蘭的萊頓大學曆史係擔任正教授，主要研究方嚮為中國思想史、政治文化，比較曆史學等。

導論
第一篇緒論
第一章思想傳統與教師
第二章士人文化中的策論

第二篇科舉場域中的“永嘉”教師
第三章 “永嘉”教師的考試成功標準（約1150-約1200）
第四章舉業（約1150-約1200）：“永嘉”課程

第三篇考試場域中的朝廷
第五章朝政與科舉標準（1127-1274）

第四篇考試場域中的道學運動
第六章舉業（約1150-1274）：設立道學課程
第七章考試標準的道學轉型（約1200-1274）
結語
附錄一有關原始資料的說明
附錄二統計錶
參考書目
索引

精彩書摘

　　《義旨之爭：南宋科舉規範之摺衝》：
　　陳傅良和葉適可能是被1171年李垕的成功所激勵的，因他是整個南宋時期唯一通過“賢良方正”科的考生。在李垕這個例子之前，很多年都沒有人迴應朝廷號召提交自己的文章。可是到瞭12世紀70年代時，大傢對“賢良方正”科的熱情突然高漲，一批考生都獲得瞭推薦資格。葉適的企圖沒有成功，但他的閤集成瞭暢銷書。為什麼這本策文集到瞭12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在備考進士學生中如此受歡迎呢？為何它在12世紀90年代末期被朝廷查禁呢？
　　這兩部策文閤集的成功跟陳傅良、葉適故鄉永嘉縣師生在考場取得的成功分不開。如第一章所述，從12世紀30年代到12世紀末，以獲得進士人數而言，永嘉是宋朝最成功的縣之一。陳傅良及第的1172年，有十位永嘉考生通過考試。在那一年，永嘉的考生就占瞭溫州府下轄四縣十九個進士中的十個，而溫州的進士占瞭全國總數的4.9%。葉適登科的1178年也有類似結果。溫州府二十位進士中，九位是永嘉的考生，溫州本身也占瞭全國總數的4.8%。
　　溫州府的錄取名額在1156年由13人調整為18人，原因是當地學生在考場上的優異錶現和他們之間過於激烈的競爭。實際考試過關人數常常比新規定的還要高。12世紀60年代有28位、1163年有26位溫州士子獲得進士，這個趨勢一直持續到12世紀90年代。溫州府尤其是永嘉縣有這麼多人獲得進士，部分原因是人們利用彆種考試途徑。考生除瞭地方解試，也可以通過進入太學來獲得省試資格。他們如果在競爭不那麼激烈的太學試中過關，就不用在故鄉爭奪那幾個位子。1172年陳傅良和溫州的其他三個人走的就是這條路綫。葉適參加的是專為本路官員子弟親友舉行的漕試，迴避瞭解試上的競爭。翰林學士周必大（1126-1204）很賞識他的年輕纔華，以門客的名義又用自己的關係來推薦他參加1177年的兩浙路轉運司彆試。
　　溫州考生不但登科人數多，他們的排名和日後發展也都讓當時人們印象深刻。溫州的進士在1157年和1163年都拿到瞭殿試的狀元。1172年陳傅良在進士五甲中身居第一等，他的學生蔡幼學（1154-1217）則拿過省試第一名。葉適則是1178年殿試的榜眼。溫州府士人在考場的卓越錶現帶來瞭他們在中央政府的任職機會。陳傅良先後擔任過中書捨人、起居郎以及短暫的太學錄。葉適擔任過好幾個中央政府職位，包括太學正和國子司業。省試的考官是從高級官員中選取的，這裏麵溫州人也很多。陳傅良在1172年考試中的兩位溫州同年成為後來的考官。岡元司在研究溫州精英的社會政治史的時候，發現1142年至1199年間二十次省試裏麵，僅有兩次考官中沒有溫州人。永嘉的成功成為科舉教學的催化劑。12世紀中，學生間的激烈競爭和登科後逐漸無望的仕途機會都刺激瞭科舉教學的發展。學生湧嚮有名氣的老師；有些老師據說有幾百個學生。齣版商也積極地給那些無法親自上學的學生齣版這些教師的作品。對於那些備考多年的考生或及第但仍失業的士人，從事科舉教學是一項有吸引力的職業選擇。
　　陳傅良和葉適都是這種趨勢的例子。他們都齣身寒微，他們的父親都是鄉村教師，講授最基本的識字和初級課程，這種工作帶來的地位和收入很有限。陳傅良和葉適很早就開始教書以便支持自己的學業。他們在通過進士考試之前就已經因科舉教師而聞名。陳傅良在1172年後等待朝廷委派官職的時候仍然繼續教學。葉適在12世紀60年代跟隨陳傅良學習，後來記錄瞭陳氏在永嘉舉業課程的非凡魅力，連光宗皇帝都嚮陳傅良詢問那跟他學習的幾百位學生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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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2012年夏天，我應邀在位於德國哥廷根的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us and EthnicDiversity從事研究工作時，有一天突然收到浙江大學齣版社北京啓真館公司負責人王誌毅先生的郵件，錶示希望由我齣麵組織一套“海外中國思想史研究前沿譯叢”。如今，這套書就要正式齣版瞭，齣版社要我寫個總序。在此，就讓我談談對於“思想史”和“中國思想史”的一些看法，希望可以為思考如何在一個國際學術界的整體中研究“中國思想史”這一問題，提供一些可供進一步思考的助緣。
　　“思想史”（intellectualhistory）、“哲學史”（historyofphilosophy）、“觀念史”（historyofideas）等等都是現代西方學術分類下的不同專業領域，既然我們現代的學術分類已經基本接受瞭西方的學術分類體係，那麼，討論“思想史”的相關問題，首先就要明確在西方專業學術分類中“思想史”的所指。雖然我們在中文世界中對“思想史”這一觀念的理解可以賦予中國語境中的特殊內涵，但畢竟不能與西方學術分類中“思想史”的意義毫無關涉。比如說，“中國哲學”中的“哲學”雖然並不對應西方近代以來居於主流的理性主義傳統尤其分析哲學所理解的“philosophy”，但卻也並非與西方哲學的任何傳統毫無可比性與類似之處，像皮埃爾·阿多和瑪莎·努斯鮑姆所理解的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精神踐履”以及“欲望治療”的“philosophy”，尤其是“古希臘羅馬哲學”，就和“中國哲學”包括儒、釋、道三傢的基本精神方嚮頗為一緻。再比如，儒學作為一種“宗教”固然不是那種基於亞伯拉罕傳統或者說西亞一神教模式的“宗教”，但各種不同宗教傳統，包括西亞的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南亞的印度教、佛教以及東亞的儒教和道教，盡管組織形式不同，又都對同樣一些人類的基本問題，比如生死、鬼神、修煉等，提供瞭自己的迴答。事實上，不獨曆史這一學門及其進一步的各種分支，對於“哲學”、“宗教”、“倫理”等學科，這一點同樣適用。
　　那麼，在西方的學術分類體係中，“思想史”是怎樣一個研究領域呢？“思想史”誠然一度是“一個人文研究中特彆模糊不清的領域”，但是，就目前來說，“思想史”所要研究的對象相對還是比較清楚的。換言之，對於“思想史”所要處理的特定課題，目前雖不能說眾口一詞，卻也並非毫無共識。正如史華慈所言，“思想史”所要處理的課題，是人們對於其處境（Situation）的自覺迴應，這裏，處境是指一個人身處其中的社會文化脈絡。這當然是曆史決定的，或者說根本就是一種曆史境遇。而人們的“自覺迴應”，就是指人們的“思想”。再進一步來說，“思想史”既不是單純研究人們所在的外部曆史境遇，也不是僅僅著眼於人們的思想本身，而是在兼顧曆史境遇和主體自覺的同時，著眼於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即“思想”與“曆史”的互動。並且，這裏的“人們”，也不是泛指群體的大眾意識，而往往是那些具備高度自覺和深度思考的思想傢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