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科举考试沿袭了一千多年，对国家政治、上人生活和思想文化影响深远。特别在南宋时期，参加科举考试几乎是普通文人进入仕途的选择。《义旨之争：南宋科举规范之折冲》着重研究科举规范在南宋的变迁，运用文化场域的理论，探讨朝廷、教师、考生、书商等群体之间围绕着科举话语权展开的竞争？作者认为，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学派最终代替了永嘉学派成为科举考试标准的制定者，科举也因此成为理学兴起的历史原因之一。

作者简介

　　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比利时著名汉学家，欧美学界研究中国宋代历史方面的杰出学者。她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并且是加州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博士后，同时也是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日本京都大学等多所著名大学的访问学者。现在在荷兰的莱顿大学历史系担任正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政治文化，比较历史学等。

导论
第一篇绪论
第一章思想传统与教师
第二章士人文化中的策论

第二篇科举场域中的“永嘉”教师
第三章 “永嘉”教师的考试成功标准（约1150-约1200）
第四章举业（约1150-约1200）：“永嘉”课程

第三篇考试场域中的朝廷
第五章朝政与科举标准（1127-1274）

第四篇考试场域中的道学运动
第六章举业（约1150-1274）：设立道学课程
第七章考试标准的道学转型（约1200-1274）
结语
附录一有关原始资料的说明
附录二统计表
参考书目
索引

精彩书摘

　　《义旨之争：南宋科举规范之折冲》：
　　陈傅良和叶适可能是被1171年李垕的成功所激励的，因他是整个南宋时期唯一通过“贤良方正”科的考生。在李垕这个例子之前，很多年都没有人回应朝廷号召提交自己的文章。可是到了12世纪70年代时，大家对“贤良方正”科的热情突然高涨，一批考生都获得了推荐资格。叶适的企图没有成功，但他的合集成了畅销书。为什么这本策文集到了12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备考进士学生中如此受欢迎呢？为何它在12世纪90年代末期被朝廷查禁呢？
　　这两部策文合集的成功跟陈傅良、叶适故乡永嘉县师生在考场取得的成功分不开。如第一章所述，从12世纪30年代到12世纪末，以获得进士人数而言，永嘉是宋朝最成功的县之一。陈傅良及第的1172年，有十位永嘉考生通过考试。在那一年，永嘉的考生就占了温州府下辖四县十九个进士中的十个，而温州的进士占了全国总数的4.9%。叶适登科的1178年也有类似结果。温州府二十位进士中，九位是永嘉的考生，温州本身也占了全国总数的4.8%。
　　温州府的录取名额在1156年由13人调整为18人，原因是当地学生在考场上的优异表现和他们之间过于激烈的竞争。实际考试过关人数常常比新规定的还要高。12世纪60年代有28位、1163年有26位温州士子获得进士，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12世纪90年代。温州府尤其是永嘉县有这么多人获得进士，部分原因是人们利用别种考试途径。考生除了地方解试，也可以通过进入太学来获得省试资格。他们如果在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太学试中过关，就不用在故乡争夺那几个位子。1172年陈傅良和温州的其他三个人走的就是这条路线。叶适参加的是专为本路官员子弟亲友举行的漕试，回避了解试上的竞争。翰林学士周必大（1126-1204）很赏识他的年轻才华，以门客的名义又用自己的关系来推荐他参加1177年的两浙路转运司别试。
　　温州考生不但登科人数多，他们的排名和日后发展也都让当时人们印象深刻。温州的进士在1157年和1163年都拿到了殿试的状元。1172年陈傅良在进士五甲中身居第一等，他的学生蔡幼学（1154-1217）则拿过省试第一名。叶适则是1178年殿试的榜眼。温州府士人在考场的卓越表现带来了他们在中央政府的任职机会。陈傅良先后担任过中书舍人、起居郎以及短暂的太学录。叶适担任过好几个中央政府职位，包括太学正和国子司业。省试的考官是从高级官员中选取的，这里面温州人也很多。陈傅良在1172年考试中的两位温州同年成为后来的考官。冈元司在研究温州精英的社会政治史的时候，发现1142年至1199年间二十次省试里面，仅有两次考官中没有温州人。永嘉的成功成为科举教学的催化剂。12世纪中，学生间的激烈竞争和登科后逐渐无望的仕途机会都刺激了科举教学的发展。学生涌向有名气的老师；有些老师据说有几百个学生。出版商也积极地给那些无法亲自上学的学生出版这些教师的作品。对于那些备考多年的考生或及第但仍失业的士人，从事科举教学是一项有吸引力的职业选择。
　　陈傅良和叶适都是这种趋势的例子。他们都出身寒微，他们的父亲都是乡村教师，讲授最基本的识字和初级课程，这种工作带来的地位和收入很有限。陈傅良和叶适很早就开始教书以便支持自己的学业。他们在通过进士考试之前就已经因科举教师而闻名。陈傅良在1172年后等待朝廷委派官职的时候仍然继续教学。叶适在12世纪60年代跟随陈傅良学习，后来记录了陈氏在永嘉举业课程的非凡魅力，连光宗皇帝都向陈傅良询问那跟他学习的几百位学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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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2012年夏天，我应邀在位于德国哥廷根的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us and EthnicDiversity从事研究工作时，有一天突然收到浙江大学出版社北京启真馆公司负责人王志毅先生的邮件，表示希望由我出面组织一套“海外中国思想史研究前沿译丛”。如今，这套书就要正式出版了，出版社要我写个总序。在此，就让我谈谈对于“思想史”和“中国思想史”的一些看法，希望可以为思考如何在一个国际学术界的整体中研究“中国思想史”这一问题，提供一些可供进一步思考的助缘。
　　“思想史”（intellectualhistory）、“哲学史”（historyofphilosophy）、“观念史”（historyofideas）等等都是现代西方学术分类下的不同专业领域，既然我们现代的学术分类已经基本接受了西方的学术分类体系，那么，讨论“思想史”的相关问题，首先就要明确在西方专业学术分类中“思想史”的所指。虽然我们在中文世界中对“思想史”这一观念的理解可以赋予中国语境中的特殊内涵，但毕竟不能与西方学术分类中“思想史”的意义毫无关涉。比如说，“中国哲学”中的“哲学”虽然并不对应西方近代以来居于主流的理性主义传统尤其分析哲学所理解的“philosophy”，但却也并非与西方哲学的任何传统毫无可比性与类似之处，像皮埃尔·阿多和玛莎·努斯鲍姆所理解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精神践履”以及“欲望治疗”的“philosophy”，尤其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就和“中国哲学”包括儒、释、道三家的基本精神方向颇为一致。再比如，儒学作为一种“宗教”固然不是那种基于亚伯拉罕传统或者说西亚一神教模式的“宗教”，但各种不同宗教传统，包括西亚的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南亚的印度教、佛教以及东亚的儒教和道教，尽管组织形式不同，又都对同样一些人类的基本问题，比如生死、鬼神、修炼等，提供了自己的回答。事实上，不独历史这一学门及其进一步的各种分支，对于“哲学”、“宗教”、“伦理”等学科，这一点同样适用。
　　那么，在西方的学术分类体系中，“思想史”是怎样一个研究领域呢？“思想史”诚然一度是“一个人文研究中特别模糊不清的领域”，但是，就目前来说，“思想史”所要研究的对象相对还是比较清楚的。换言之，对于“思想史”所要处理的特定课题，目前虽不能说众口一词，却也并非毫无共识。正如史华慈所言，“思想史”所要处理的课题，是人们对于其处境（Situation）的自觉回应，这里，处境是指一个人身处其中的社会文化脉络。这当然是历史决定的，或者说根本就是一种历史境遇。而人们的“自觉回应”，就是指人们的“思想”。再进一步来说，“思想史”既不是单纯研究人们所在的外部历史境遇，也不是仅仅着眼于人们的思想本身，而是在兼顾历史境遇和主体自觉的同时，着眼于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即“思想”与“历史”的互动。并且，这里的“人们”，也不是泛指群体的大众意识，而往往是那些具备高度自觉和深度思考的思想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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