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的隱暗麵:識字教育、地域性與殖民化(第二版)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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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文藝復興的隱暗麵：識字教育、地域性與殖民化（第二版）》為作者的成名作，自1997年齣版以來獲得包括現代語言協會頒發的Katherine Singer Kovacs Prize在內的多項大奬，在西方學界産生過重大影響，其研究方法值得國內學界藉鑒。

內容簡介

　　《文藝復興的隱暗麵：識字教育、地域性與殖民化（第二版）》分三部分：語言殖民、記憶殖民、空間殖民，將文學、符號學、曆史學、地圖學和文化理論融閤到一起，考察瞭語言在新大陸殖民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探討瞭書寫、社會組織與政治管控之間的關係、歐洲識字教育在殖民過程裏的核心作用，展示瞭通過語言來徵服和毀滅的過程及其影響。
　　《文藝復興的隱暗麵：識字教育、地域性與殖民化（第二版）》榮獲1996年現代語言學會（MLA）凱瑟琳?辛格?科瓦奇圖書奬（Katherine Singer Kovacs prize），書中內容挑戰瞭對新大陸曆史的慣常理解，為新殖民與後殖民研究帶來瞭靈感，揭示瞭文藝復興鮮為人知的另一麵。

作者簡介

　　瓦爾特·米尼奧羅（Walter D. Mignolo，1941— ），阿根廷符號學者，美國杜剋大學文學係、文化人類學係和羅曼語言文學係教授，全球研究與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現代世界和殖民世界，探究全球殖民性、知識的地緣政治、邊界思考、多元性等概念。代錶作品：《文藝復興的隱暗麵》（1996）、《拉丁美洲的概念》（2005）

目錄

目?錄

中文版序
序 言
導? 論?為描述自我而自我描述：比較研究、差異與多主題闡釋學

第一部分?語言的殖民化
第一章 內弗裏哈在新大陸：文藝復興的語言哲學和西方識字教育的拓展
第二章 讀寫文化的物質性：語音鏈、書寫符號和符號載體

第二部分?記憶的殖民化
第三章 無字的記錄及為沒有曆史的人民著史
第四章 文類作為社會實踐：曆史、百科全書及知識與理解的界限

第三部分?空間的殖民化
第五章 可移易的中心：族裔性、幾何投影及共存的地域性
第六章 將美洲放入地圖：製圖學與空間的殖民化

後? 記?論現代性、殖民化和西方主義的興起

注 釋
參考文獻
重思《文藝復興的隱暗麵》：第二版後記
中西人名地名對照錶

前言/序言

中文版序
2015年的世界秩序/失序似乎與歐洲文藝復興並無多大關聯，特彆是對中國讀者來說。讀者或許要問：歐洲文藝復興與中國的韆年曆史和記憶究竟有什麼關係？倘若想給這個復雜問題提供一個初步而簡單的迴答，我們或可這樣說：當歐洲文藝復興齣現時，今天的“歐洲”和“西方文明”的概念也跟著興起瞭。可以說，在歐洲文藝復興之前，並不存在所謂的“西方文明”。古希臘羅馬遠未建成統一的文明。直至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拉丁文纔遇上古希臘文，在閱讀古希臘哲學方麵，基督教學者直到此時方能跟穆斯林學者一較高下，而在此之前，穆斯林學者和知識分子早已開始瞭譯解古希臘哲學的工作（如伊本·西拿［Ibn Sina］，980年生於今烏茲彆剋斯坦布哈拉，1037年歿於今伊朗哈馬丹；安薩裏［Al-Ghazali］，1058年生於今伊朗圖斯，1111年歿於圖斯；伊本·魯什德［Ibn Rushd］，1126年生於西班牙科爾多瓦，1198年歿於摩洛哥馬拉喀什）。有兩條綫索都可以追本溯源迴到古希臘：一條是從波斯文、阿拉伯文和伊斯蘭教嚮上追溯，另一條則是從拉丁文和基督教嚮上追溯。
十年研究最終匯集成本書，為的是更好地理解西班牙帝國的形成和擴張。為瞭實現這個目標，我需要理解意大利文藝復興，因為在十字軍東徵受挫之後，正是文藝復興給西方基督徒帶來瞭思想工具，樹立瞭嚮外肆意擴張的野心。因此，我不僅關注美洲（當時稱為“西印度”），也矚目“東印度”（即當時的亞洲），因為亞洲纔是哥倫布夢想抵達的地方。1529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君主簽訂瞭《薩拉戈薩條約》（Treaty of Zaragoza），亞洲成為“東印度”。假如你在思忖“東方主義”來自哪兒，你可以在這裏找到答案。但不論如何，正是在搜尋那些朝羅馬以東地帶旅行的傳教士們（西方基督徒之所以屬於西方，是因為他們居住在耶路撒冷以西，羅馬就坐落在西側）的事跡時，我發現瞭利瑪竇的地圖和他的故事。而也正是因為這一發現，並在讀過利瑪竇講述他如何調整地圖布局之後，我纔下定決心像現在這樣安排本書的整體論述方式。利瑪竇覺察到，明朝士紳對觀看陸地和海域的歐洲視角不甚快慰。在這些明朝士紳眼中，中國理應端居世界中心。利瑪竇意識到他們的想法也可以成立，不過他並未放棄繼續嚮他們灌輸自己的觀點。利瑪竇的做法是，保持地圖原有樣貌，將中國挪移到更接近中心的位置，而不是先前地圖上的右上角。這一關鍵決定引發的後果，我在第五章“可移易的中心”裏有詳細分析。第二章“讀寫文化的物質性”依從同樣的邏輯，聚焦於原住民“智者”（Tlamatinime，阿茲特剋王國裏有學識的人——他們的領袖稱為Tlatoani，意為“善言辭者”）。論述背後的邏輯就是在這個遭遇時刻決定的：從非歐洲視角審視歐洲文藝復興。
哥倫布嚮往著到亞洲去是有理由的，但在同一時期，生活在亞洲（中國、印度、日本）的人們卻沒有興趣前往耶路撒冷的西南方即今日歐洲。絲綢之路延伸到意大利地中海沿岸，這裏是古通道上最後也是最遠的一站。而在彆的地方還有不少激動人心的停泊點和貿易站：如印度洋、波斯、阿拉伯，比起住在意大利西北方和意大利西部（熱那亞、威尼斯和佛羅倫薩是三個主要中心）的野蠻人，這些文明地區給人的印象更為深刻。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吸引亞洲人前往今天的歐洲，可是亞洲卻有不少事物激蕩著今天西歐土地上那些居民的心智。
在那幾個世紀裏（11—13世紀），中國始終是當時世界上最為精妙深奧的文明。當馬可·波羅（1254—1324）在13世紀末穿越亞洲大部分領土最終到達中國時，他正懷著這個念頭。這一時期的歐洲正在經曆後來被文藝復興學者命名為“中世紀”（介於古希臘黃金時代和歐洲文藝復興之間）的晚期階段。當時還是十字軍東徵時期，在意大利齣現瞭三個商貿中心：威尼斯、熱那亞和佛羅倫薩。假若讓我們在1500年之前進行一次環球巡遊，那麼請記住，世界上還曾有過非洲諸王國、古埃及王國和波斯沙赫王國（Shahanate，注意不是帝國！）、奧托曼蘇丹國（Sultanate, 注意不是帝國！），以及南美安第斯地區的印卡[1]王國（Incanate）和墨西哥榖地的阿茲特剋君主國（Tlatoanate）。簡而言之，當時的世界秩序是多重中心的、非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和馬剋思主義詞庫裏被稱作“資本主義”的經濟類型那時還不存在。“資本主義”這套製度（經濟殖民或經濟積纍、投資擴大再生産）也未發明。資本主義齣現在16世紀的十字路口上，當時歐洲“發明”瞭美洲，開始大量攫取土地，大規模挖掘金銀礦藏，在加勒比海島及大陸上發展種植園經濟。勞動力、土地及種族主義是工業革命之前推動新經濟形態齣現的三種要素。正如我們今天所熟知的，種族主義是一種對非歐洲人種進行人群劃分和排序的製度（例如，美洲原住民［Pueblo Originario］被西班牙人稱作“印第安人”，遭受奴役命運的種族眾多的非洲人則被歐洲人籠統地叫做“黑人”）。種族主義是那些分類者的認知操作，他們掌握著知識（語言、機構、人員），相對於被分類的非歐洲人，分類者把自己擺在“人類楷模”的位置上。
進入18世紀，種族劃分體係再獲更新。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根據人們的膚色及其分布的大陸提齣瞭分類法（請記住，當時人類遷徙的速度還相當緩慢，蒸汽船和鐵路尚未發明，兩者均是工業革命的産物）：黃種人在亞洲，黑人在非洲，紅種人在美洲（指新大陸上紅皮膚的“印第安人”），白種人在歐洲。不久之後，康德（Immanuel Kant）根據林奈的劃分又對其進行瞭排序：印第安人和黑人處在序列底層，黃種人居其上，白種人則在序列頂端。分類和排序都由白種人完成，他們具有生存優勢，與此同時，他們既是被分類人群的成員，也是唯一能進行劃分的人群成員。大約一個世紀之後，19世紀中期，中國曆史被鴉片戰爭打斷，英國直接挑起戰端，法、美從旁支持。三個半世紀裏，從16世紀到19世紀中期，西方文明這個直到1500年之前還不存在的文明，著手自我塑造並在自我塑造的過程裏介入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事務中去。從1500年到2000年，齣現瞭一種新的世界秩序：1500年以前的那個多中心世界，在過去五百年間變成一個單一中心的世界。歐洲文藝復興和16世紀大西洋商貿圈的確立，是西方文明單極主義和霸權的曆史基礎。中國從未像印度那樣被完全殖民，但它卻也未能逃逸於殖民性（coloniality）。殖民性得名於殖民主義（殖民主義對應著幾個曆史時刻），進而指齣瞭所有西方殖民主義背後的邏輯，從西班牙殖民主義到荷蘭、法國、英國，直至美國殖民主義，概莫能外。
時值2000年，有跡象錶明，從1500年跨越至2000年的世界秩序發生瞭某種急劇轉變。到瞭2015年，這一跡象愈發明顯。許多記者、知識分子和政府官員都在談論“多極世界秩序”。但我們卻未必能夠重返1500年之前的多重中心世界，因為多極世界是資本主義世界，1500年以前的多中心世界則是非資本主義世界。反對者言道：倘若世界仍然奉行資本主義製度，又怎能成為多極世界？俄羅斯、土耳其或印尼是否也在奉行資本主義製度？中國是不是正在變得像美國或德國一樣？1990年代初，據說是比爾·剋林頓說齣瞭這句名言：“這一切都是因為經濟，傻瓜！”現今這句格言已經變成“這一切都是因為政治，傻瓜！”鑒於中國經濟增長，金磚五國齣現，土耳其和印尼崛起，這些國傢似乎可以脫鈎於西方國傢的機構和指令。所謂“西方”，我指的是建立在歐洲文藝復興這一曆史基礎之上的文明，這一文明將歐洲人所謂的“新大陸”（後稱“美洲”）納入世界版圖。倘若將1500—2000年這個階段描述為“讓1500年之前的多中心世界實現西方化”的進程，那麼我們也可以將大約開啓於2000年的動嚮描述為“世界去西方化”的進程，其中既包括從前多中心世界秩序的重新浮現，也包括將其轉化為多極世界秩序的趨嚮。但請記住，第一種世界秩序是非資本主義的，第二種世界秩序則屬於資本主義。簡而言之，這就是我看待19世紀中期以來中國曆史的方式，這一曆史進程總是與西方化推動的現代/殖民世界纏繞在一起。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雖然它不一定會直接影響當下中國，但它對世界秩序、對我們這個星球上現在與未來的生命及和諧卻是極端重要。1500—2000年間，極力維護領導權和特權的西方化（及當前美國和西歐國傢所極力推行的動議），主要體現為主流媒體所支持的國傢間政治及經濟關係。這裏我所謂的“支持”，指的是媒體總是與國傢和經濟政策糾葛在一起，不管究竟是支持抑或是批判這個或那個競爭者。我這樣說是想強調：在國傢間政治、經濟政策範圍之外，還有生命問題和其他很多議題，主流媒體製造齣霧障，就是要讓人們篤信，媒體所講的就是全部。貫穿西方化的五百年（歐洲文藝復興加帝國擴張），導緻最終齣現瞭一種新的治理結構，它在今天被描述為“權力的殖民模式”（colonial matrix of power）[2]或者是被縮寫作“權力的殖民性”。假如說帝國擴張的邏輯及殖民性就隱藏在現代性的敘事與承諾背後，那麼，對現代性的不滿迴應就貯存在反抗與重現浮現的邏輯當中。我們稱後者為解殖民性（decoloniality）。
解殖民性與1955年萬隆會議的雙重遺産有關。2015年是萬隆會議召開60周年。4月24日，中國共産黨總書記、國傢主席習近平齣席瞭紀念活動。一個具有象徵意味的政治變化由此顯露齣來。1955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率隊，作為亞非二十九國代錶之一，參加瞭萬隆會議。但是，周恩來的齣席，其中並非沒有張力。萬隆會議的口號是：拒斥資本主義，也不要共産主義，而是要走去殖民化的道路，而周恩來則是一個共産主義國傢的總理。當時蘇聯並未受邀，其中緣故可能與蘇聯對外政策有關，也可能是因為從印尼的視角來看，蘇聯更接近於一個歐亞國傢，而非單純的亞洲國傢。然而，習近平齣席60周年紀念儀式，這預示著世界秩序發生瞭結構性轉變。
1955年正是冷戰初始階段。萬隆會議的口號“不要資本主義也不要共産主義”，錶明一些第三世界國傢渴望脫離冷戰期間相互競爭的西方意識形態。去殖民化是當時“第三世界”國傢所展望的道路。但是這種世界秩序已然終止。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我們，已不再處於冷戰的第二階段，就像常可從自由主義媒體和西馬知識分子那裏聽聞或讀到的那樣。這個觀點已經站不住腳，現今的世界秩序已不再是“三個世界”的世界秩序。中國也不是“亞洲道路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the Asian way）。美國和歐盟（特彆是德國、英國和法國）屬於“西方道路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自由主義者和馬剋思主義者用這個詞來指稱經濟積纍和投資擴大再生産）在今天遍及全球。但資本主義暗地裏卻統禦瞭一切的意識形態，已不再受控於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
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描述的是“西方道路的資本主義”的政治目標及展望。在印尼、土耳其和印度（印度恐怕是一個最模糊的例證），正在浮現齣來的是資本主義和重塑中的本土觀念與價值體係，其中還混雜著西方世俗化的觀念和價值體係。情況就是這樣。中國的儒學復興牽扯到多個層麵（從國傢到“公知”之間的論爭），印尼的潘查希拉思想（Pancasila）也麵臨類似情況，奧托曼蘇丹國留給土耳其的遺産頗為豐富，伊斯蘭教對伊朗的影響猶存，人們還在討論從伊朗延伸到東南亞（馬來西亞及印尼）的通道，這些國傢遠未采取什麼自由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的或基督教的國傢哲學。就連新加坡也很難算是一個新自由主義國傢。除瞭在政府-社會關係上有著所謂“新自由主義道德”的錶述，我認為新加坡無疑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傢，但卻未必是一個新自由主義國傢。
以強政府為例，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不會對其錶示支持。實際上，大多數打著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之名而推行同質化的帶有破壞力的目標，並不在（或可能不在）新加坡實行。就這一點而言，經濟和政治就該被拆解開。新加坡是資本主義國傢（如果願意，也可稱為金融資本主義國傢）不假，無疑它也會施行一些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但新自由主義不僅僅是經濟政策：它還是一種試圖將整個世界置於西方（核心歐洲［德法英］加美國）之下，或者說置於西方文明保護傘之下的意識形態。經濟和政治在這裏分道揚鑣。“要資本主義，不要新自由主義。”你可以在世界公眾論壇（World Public Forum）上不斷聽到這個被眾人所分享的信條[3]——參加公眾論壇的主要是各國政要與外交界人士、學者與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來自亞非國傢。新自由主義無疑被這兩大洲的許多政府所采納，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兩大洲在政治上已然新自由主義化。誠然，這些國傢的經濟領域內充斥著資本傢，但在其政治領域卻幾乎沒有新自由主義施展的空間。
正因如此，我纔持續關注中國和西方有關儒學的論爭。由於不懂中文，我的閱讀僅限於中國作者的譯作。我從殖民性（或權力殖民模式）的曆史來閱讀這些論爭時有如下發現：西方擴張的方式不僅僅是經濟、政治、軍事的。它主要發生在認知層麵（即理解知識和創造知識的原則），沒有這種（神學和世俗的）認識論，就不可能設計和實施政治、經濟、軍事擴張，並說服眾多西方人（使用古希臘文、拉丁文和現代歐洲殖民語言的人們）相信，他們是普世曆史當中占據優勢的存在；普世曆史就像魔法錶演一樣，將歐洲置於空間中心和當下時刻。這就是黑格爾提齣的那套有力的虛構敘事。這套知識建立在古希臘文和拉丁文的基礎上，建立在古希臘羅馬曆史的基礎上。歐洲人就此假設，他們自身的區域曆史就是世界曆史發展的藍圖。當我遇上利瑪竇地圖並且研究瞭阿茲特剋人對西班牙徵服者及傳教士的迴應時，我意識到，不管是中國人還是阿茲特剋人，都不必也沒有義務迴溯到作為歐洲文藝復興基礎的古希臘羅馬曆史中去尋找自己的位置。
就此我還想到，數以百萬計的受奴役的非洲人，撒哈拉以南的眾多非洲居民，他們同樣不必也無須與古希臘羅馬發生聯結。即便伊斯蘭哲學傢曾經翻譯過古希臘哲學傢的著作，但也是將其轉譯成阿拉伯語和波斯語，而非拉丁文。所以阿拉伯及波斯與古希臘的關係是另一個故事，它屬於阿拉伯及波斯人民的本土曆史，而不屬於羅馬帝國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歐洲人的本土曆史。因而，對我來說，現在的問題就變成無須在儒學論爭中選邊站隊，轉而應該強調這一動嚮是去西方化的閤乎邏輯的結果。西方觀點是要讓整個世界放棄自己的地方曆史，融入歐洲的地方曆史；與其說這是一種理念，不如說是一場夢，而全球絕大部分人口（除瞭眾多西方人）早已從這場幻夢中醒來瞭。
上述文字都是為瞭解釋萬隆會議的遺産。自從1960年代之後，萬隆會議的遺産走上瞭三個不同方嚮。會議之後即刻産生的方嚮是不結盟運動（NAM）[4]：該運動形成於1961年，號召以第三世界民族主義對抗資本主義（第一世界）和共産主義（第二世界）。民族主義替換瞭萬隆會議對去殖民的關注。或者說得更好些就是，第三世界去殖民鬥爭將民族主義當做去殖民的結果：解放就意味著擺脫資本主義或共産主義，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傢。第二個方嚮是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去西方化又沿著三條不同的軌跡發展：第一條軌跡是在哲學與宗教方麵，第二條軌跡是在經濟與政治方麵，第三條軌跡是在藝術與文化方麵。
哲學與宗教方麵的去西方化，在時間上與萬隆會議和不結盟運動同步。賈拉勒·艾哈邁德（Jalal Al-e-Ahmad）的《西方毒化：一場來自西方的瘟疫》（Occidentosis: A Plague From the West）寫於1960年代初期，但卻直到伊朗革命結束後纔得以正式發行。[5] 1970年代中期，穆罕默德·納吉布·阿塔斯（Muhammad Naquib al-Attas）寫齣瞭《伊斯蘭與世俗主義》（Islam and Secularism，1976）一書，其中有一章專門講述“知識的去西方化”。[6]政治與經濟方麵的去西方化齣現在1960年代晚期至1970年代。1960年代晚期李光耀在新加坡、1970年代末鄧小平在中國，都調整瞭國傢政策，藉用經濟積纍手段，齣颱瞭一套非西方（或曰去西方化）的國傢政策。然而，在日常進程當中，去西方化進程就沒有如此的簡單明瞭瞭，因為西方化畢竟已經推進瞭五百年（興起於文藝復興晚期、徵服和殖民新大陸及大西洋商貿圈的齣現）。[7]
不過，到瞭2015年，毋庸置疑，中俄兩國都在推進更加強有力的去西方化政策：一方麵是中俄閤作，另一方麵是金磚國傢閤作。海灣國傢文化（包括藝術、博物館、雙年展）方麵的去西方化現象十分突齣[8]，新加坡的亞洲文明博物館在這方麵也很引人注目。[9]我想說的是，第二、第三條軌跡更加清晰地屬於萬隆會議的遺産。（哲學與宗教方麵的）第一條去西方化軌跡則似乎與其沒有直接聯係。不過有許多標識顯示，其中也隱含著一定關聯。1955年萬隆會議在印尼舉行，而阿塔斯則是在馬來西亞完成他的著述。蘇加諾（Bung Sukarno）在開幕演說裏明確地陳述說，這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由有色人種召開的國際大會。以色列在會上備受譴責，基督教也不是與會領袖和組織者們分享的宗教。可以說，由於萬隆會議提齣的種種目標之間就存在不直接勾連的關係，因此其中的去殖民化纔導嚮瞭民族主義，其中的去西方化則導嚮瞭知識的伊斯蘭化。
那麼在今天，去殖民化的現狀又是怎樣的呢？對此我有如下評論：冷戰轉化成為政治與經濟方麵的去西方化，從而給文化與認知方麵的去西方化（通過藝術、雙年展、博物館，如第11屆沙迦雙年展、伊斯蘭藝術博物館、亞洲文明博物館）創造瞭條件。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政府、經濟、國傢間關係領域。與此平行的是，不同脈絡下知識的去西方化（伊斯蘭化是其中之一）與解殖民性則發生在政治社會領域，這項計劃試圖從國傢主導的政治經濟文化之中脫離齣來。在這一領域，萬隆會議的遺産就是與國傢脫鈎，去殖民化（此即萬隆會議提齣的計劃，當時許多亞非國傢正在進行去殖民鬥爭；去殖民意味著由土地上的原住民控製國傢）就此演進成為解殖民性。
解殖民性基本上是一個倫理、政治、認知上的計劃，它既要求擺脫政治經濟角度的西方化/再西方化（美國和歐洲為維持世界領導權而采取的行動），但又不同於去西方化（中國、俄羅斯、金磚國傢、土耳其、印尼試圖擺脫西方控製而采取的行動）。提齣這樣的錶述後，現在的問題就變成：如果不去鬥爭“奪取國傢政權，實現經濟的社會化”，解殖民性還有沒有可能實現？答案是，解殖民性是避免再次落入去殖民化陷阱的唯一可能性，所有成功的去殖民運動都控製瞭國傢政權，但卻仍舊保持瞭西方化的政治經濟體。其結果便是，我們目睹瞭埃及、突尼斯、敘利亞、利比亞的現狀。我們必須想象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使人類摒除消費主義，拋棄那種相信競爭和經濟增長是通嚮和諧與幸福生活形態的必由之路的觀點；為這樣的新生活方式而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就此而言，現存的任何一種國傢形態都不可能包容這樣一項任務。為瞭實現這個目標，隻能督促政治社會（其中自然包括學院學者、新聞人、知識分子、行動派，此外還需要掌握自己命運的人民在大學之外創造齣來的新知識）攜手朝這個方嚮繼續努力。對於這一政治社會，萬隆會議的宗旨可以歸結為：不要西方化/再西方化，也不要去西方化，而是要走嚮 文藝復興的隱暗麵:識字教育、地域性與殖民化(第二版)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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