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国藩是晚清的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他又是公认的晚清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曾国藩可谓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有争议的人物。肯定之言，说他“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其成就“震古铄今”，是个“完人”。否定之言，说他不顾“民族大义”，是“吾祖民贼”，“民族罪人”。本稿定位于学术性的历史人物传记，集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立基于扎实的史料基础，注意对材料的审查辨析和合理解读，作者力求不仅“形似”更要“神似”的对传主的一生进行展示。

第一章终于登龙门一、“神虬”惊梦故事的寓意二、“蟾宫折桂”的拼搏之路三、家门琐事亦堪品第二章京官岁月一、学事的转向与进境二、检身入圣的追求三、在升迁的顺境中四、贵而“不富”，亦乐亦苦第三章 “赤地新立”创湘军一、“全孝”与“抒忠”之间二、“曾屠户”的凶残与尴尬三、“移花接木”的魔术四、“魔术”机妙有续篇五、从坚忍待机到建旗出征第四章颠连楚、赣间一、出师未捷身“险”死二、武昌胜局喜与忧三、湖口惨败几绝命四、孤穷困厄到极峰第五章 “涅槃”复出后一、机权之变二、弟死三河多惊疑三、“爱民”与“饬军”的俚俗宣教四、羽檄交驰不废学五、纳幕李鸿章六、援川未果改图皖七、助“老亮”脱难之局第六章日趋中天督两江一、局势转捩下的受命二、险棋一着困祁门三、面对“勤王”的召唤四、在关键的安庆之役中五、惊闻“哀诏”与痛失挚友六、“东援”成就李鸿章七、在“借师助剿”的事局中八、“英英群彦满樽前”第七章拼得血火没天京一、为破“逆都”苦运筹二、闻捷巡阅百感集三、显荣与隐忧四、“流水高山心自知”五、侯门能持“勤俭”风第八章挂帅“剿”捻威不再一、勉强膺任下的筹策二、帅符“法力”何失灵三、“圣地”之行四、曾李瓜代之局第九章移督畿辅的日子里一、阔别重赴京都日二、举政力难再从心三、劝学士群与督教儿辈四、津门教案陷难局五、交接之际授“锦囊”六、桑榆家门事第十章回督两江后的短时苟延一、复审奏定“刺马案”二、洋务梦里已有年三、百事未毕残烛灭尾声身后不寂寞主要征引书（文）目

精彩书摘

　　二、“蟾宫折桂”的拼搏之路竞希老人的“吉梦”似乎没有白做，小宽一以其日后的造化给以“验证”和回报。再准确地说，正是因其日后的造化，对本来属附会的神异之说有了承而当之的本钱和资格。假如说他终生为一介株守山隅的小民，这种神化其人的谈资岂不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空幻？当然，大到一个社会，小到某一个人，其历史都不能假设。对于曾国藩来说，既定的事实是他毕竟为大有“造化”的人物。　　纵观曾国藩的“造化”之途，也并非一帆风顺，平步青云。而是曲直相间，崎坦并存。既有常规的水到渠成，又有奇径上的鬼使神差；既有成败昭然、祸福分明的不易之局，又有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歪打正着。而无论如何，及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桃红柳绿的时节，二十有八尚未及而立之年的曾国藩，跳过“春闱”龙门，站在进士这最高一级功名的台阶上，拥抱了蟾宫折桂的多年梦想，是他“造化”之途中的至为关键的一阶。因为，由此他作为国家“抡才大典”中优胜而出的凤麟之选，取得了正途入仕的高级入场券。既然如此，就有必要回顾和体察一下，他是怎样一程程地走到了其人生旅途中的这样一个界碑。　　当曾麟书尚在乃父的严督下孜孜苦读的时候，稚子宽一就开始了他正式入塾学习的生活，时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岁之时，请的是一位姓陈的先生，专门做他的问字师。竞希老人是这年十月问去世的，生前他有幸目睹了自己所钟爱孙儿的人塾发蒙，想必已是对他的莫大安慰。　　这年已二十有七的曾麟书，已经有过多次参加童试而不能获售的经历，面对儿子都已入塾自己尚学无所成的事实，不好再专一读书，便考虑做一份与学事有关并且于家计有补的工作，来年即创设了一所名日“利见斋”的塾堂，招收了十来名孩童教读。曾麟书既已自行立塾，陈先生也就辞席告退，小宽一遂就学于乃父。曾麟书则一面教书，一面自学，并没有放弃继续入闱一试的努力。　　曾麟书自己的学业上难进佳境，教读他人似乎也无甚妙法高招。但就教习初入塾堂的稚童来说，学力上自然还算绰绰有余。　　并且他做事情有股认真和耐心的笨功夫，教书亦然，尝对生徒言：“吾固钝拙，训告尔辈钝者，不以为烦苦也。”对别人家的孩子尚且如此，对自己的儿子自然更不会例外。据曾国藩自己忆述，当时父亲对他“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真可是达到了随时随地、不厌其烦督教的地步。何况，小宽一的资禀应该说高于一般的儿童，又得乃父亲自督教之利，所以在同学中就越来越有出众的表现。　　检视曾国藩当年的学习进程，到九岁的时候，即“读五经毕，始为时文帖括之学”，也就是说开始学习作应科举考试的八股文了，并且还颇见“文以载道”的悟性。有记载说，他十岁上国潢弟出生，父亲笑着对他说，你现在有弟弟了，就此作一篇时文吧，出的题目是《兄弟怡怡》。父亲看了他写就的文章“喜甚”，日：“文中有至性语，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及至十四岁上，竟因他诗赋才华为人欣赏而获订婚。事情是这样的：衡阳籍的乡绅和馆师欧阳凝祉(号沧溟)与曾麟书友善，来曾家塾堂，见到其家公子哥所为试艺，“亟赏之”。　　得意的曾麟书又请欧阳氏当场命题试诗，曾公子即席出赋，欧阳氏览而惊叹：“是固金华殿中人语也！”②于是便择定了这位少年东床。也就是这年问，曾国藩跟随父亲到长沙第一次参加了童试，这是他人闱应考的开始，其结果是父子双双落选。　　此后的几年中，曾麟书起码曾两度改馆，一次是设名日“锡麟斋”的同族塾堂，另一次是到邻近的石鱼百鲁庵设馆，曾国藩都继续从读。这期间，又修习了《周礼》、《仪礼》，并兼及《史记》、《文选》等课程。他学业上不断长进，实际上比之乃父已不为逊色了，曾麟书充当业师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便考虑让他外出深造，并且要脱离私塾而进入书院。　　在当时的教育设施中，书院应该说是高于私塾的一个类别，并且，其性质上也比较特殊，具有介于官学与私学之间半官半私的一种模糊属性。它不同于官方体制内的各级儒学，但与官方有又有密切联系，往往由名绅名儒领办，并且官方通过对其主持者和师生的督查、考核、奖惩等相关措施来进行控制，特别是科举指归的诱导，使得书院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官学教育和科举制度的附庸。当然，也有些书院能保持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学术和学风特点。总之，当时书院的情况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特别是在办学层次上更显分轩轾，湖南的情况亦颇典型。　　道光十年(1830年)，正值弱冠之年的曾国藩，离乡到邻县衡阳唐翊庭氏所办的“桂花轩”书屋就学。或说它即属书院，或说亦是私塾。无论如何，曾国藩毕竟走出了自家和乡族的塾堂，改变了偌多年间只在当时连生员都不是的父亲身边从读的境况，起码也可以算是他“出塾人院”的一个过渡。在这里任教的是一个叫汪觉庵的先生。从日后曾国藩对其人表示礼敬和推重，并且赞同自己的弟弟也跟从学习的情况看，汪氏当是道德学问都不错的一位老师。　　但曾国藩在这里学习的时间并不太长，第二年就告离。至于原因，可能和在这里遭到有的同学嫉妒有关。这从他后来与诸弟商议学事，“衡阳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但称誉汪觉庵为“明师”)的言语中，可隐约体察出来。但这段外乡的学习生活，想必也会有助于他开阔眼界，增长学识。特别是这里离本即衡阳籍的王夫之的隐居著述之所不远，I临境感事，对曾国藩推崇王氏之学不会没有一些影响。在此学习期间，曾国藩取名子城，字居武。　　……

前言/序言

　　并非蛇足的“务虚”历史长河，滚滚滔滔，吐故纳新，承前启后。　　于今我们回溯一百几十年前的史迹，岂不已有隔世沧桑之感？那个时候，中国还处于最后一个帝制王朝在内忧外患中极力挣扎甚至梦幻“中兴”之际，“时势”造就出的一班所谓“中兴名臣”，在那段历史上也确实演绎了非同寻常的社会和人生“大戏”，既反过来影响“时势”，同时也塑造个人。本书传主曾国藩，就是其中一个最为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为这样一个人物作传，在审视其本身的同时，也能连带地看其所属群体，察览世态，自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于业已逝去多年的传主而言，当然只能通过史料中介去认知他。关于其人的史料遗存可谓数量丰富，质亦较高，于此有着良好的成传条件。并且，因为其人的身份地位、社会角色和人生特点，不管对他的认识曾有的反差和现存的分歧有多大，他总会成为世人所经常关注的对象，少有真正淡出视野的时候，甚至时或成为“热点”。就关乎其人的论著而言，“古”往今来，可谓夥矣！除时人所作，我们可视为“史料”而外，即使今人之作亦复不少。平时尽量搜罗阅览，从中受益。之所以不揣浅陋，还敢再添其一传，是鉴于传主实在是个复杂多面的人物，所留历史信息资源丰富，审视和解读的空间广阔而回旋余地颇大。　　虽说作“全传”决不能略其“大面”(这是一般都能注意到的)而专挖偏角，但觉得不管是从总体立意还是具体操作上，还都是有“新”可求的，故有此一试。　　曾国藩由一个传统士子，历经多年寒窗，得以登科入仕，又终成举足轻重的大员，军务、政事自然成为他履历中的要项；然而，读书向学又是其终身不泯的倾心挚爱，即使在戎马倥偬、政事繁复之际也难舍难弃，在学术、文化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他身处官场政坛，牵连于复杂的人际，终不能不顺应“官道”，取法权变；但他一直又注重修身养性，以“进德”刻刻自励，成为当年这方面的一个“典范”。他为朝之重臣、邦之梁柱，身属君国，志存“公忠”；而对身家之事也常萦心头，既有的放矢地力持齐家之道，又殚精竭虑于自身和家人的安危祸福，如此等等。在那个年代，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也许可谓官僚士大夫们的“通箴”，但真正像曾国藩这样，在相关各事上都留下系统言说和践行实迹的“全才”并不多有。或可以说，他是那个“畸形”王朝的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政事、军事、人事、德事(修身)、学事、家事等方面，都有值得关注的表现。而这些事项，又可综合归纳人“社会”和“人文”所属的两大门类。窃以为，无论忽略哪一个门类和事项，都难得见其人全貌。　　进而想来，上述举及的诸多方面，岂不是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与相“反”相成并存的复杂的矛盾体吗？其实，在曾国藩身上，“矛盾”现象是非常凸显的。这除在上列事项中可以体现外，再譬如说，他既是传统的卫道士，又是洋务新政的先导之一；他既残酷无情地镇压起义民众，又绝非纯然欺饰地鼓吹“爱民”之道；他既看重人为奋斗的作用，又摆脱不了天命、迷信的困惑……面对这一切一切，无疑需要我们正视矛盾，辩证分析，如实而又合理地揭示其人的这种复杂情状。就此而言，由表及里地体悟其人的精神韵致也非常关键。　　这一点，似乎可以从“画论”中获得灵感，而其“形”“神”关系之论，应该是最值得揣摩的奥旨深含之点。古今这方面的言说可谓多矣，不必烦琐地引证原文了吧，从其要旨上体悟，似可概言：形神相依，不能截然分割，但两者又相对独立，有层次上的低、高和把握上的易、难之别，应求取以形写神，由形传神，形神兼备，神超乎形，以神摄形。作画如此，那么，借鉴到写人物传记当中，“形”、“神”当为何指？似可谓，“形”者，乃“静态的表象”；“神”者，则为“内在的韵致”。本传当中，为了做到由“形”入“神”，复活传主“内在的韵致”，故而特别注意“心态史”方面的探察，以及关键细节上的发掘，还有基于史实和逻辑规则的合理推演。　　人物研究自然包含价值取向，所谓“评价”，或可视为研究中的要素之一，然而，又绝非唯一，似更不应作为最紧要的指归。不妨从一个例子引申来说：当年梁任公交代他写《李鸿章传》的立意，说传主“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这显然是鉴于李鸿章其人的历史地位，要把为他所写之传，作为知其人与察其世双向贯通的一个“中介”。　　故梁氏言其所作李传，“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而书成之后，又有《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的别名。想来，尽管曾国藩与李鸿章在世时间上的先后、长短不同，具体履历有异，但他们同属梁任公所谓中国近世史上的“第一流紧要人物”，当无问题。　　因为他们有这等历史重要性，不了解其人，就难知晓其世；同样，不了解其世，也难真正认识其人。既然如此，我们岂不该把为之作传，既作为察其世相的一条引线，又将与之连带的世相作为凸显其人真貌的必需背景？若是如此，那么，给其人戴顶什么“帽子”，作个怎样的“鉴定”，也就是不必刻意追求的事情了。窃以为，简单地胶着于“评价”，自会障碍研究的深入，甚或陷入迷误的泥沼，那种“贴标签”、“跳两极”、“压跷跷板”之类的滑稽游戏，起码与此种迷误不无关系。本书的写作中对此保持应有的警惕，将着力点放在具体地揭示人物的言行、心理表现和相关社会情状上，总体上尽量淡化“评价”，寓“评”于“述”。当然，也决不排斥和回避结合历史情节的具体“评论”，将“论”与“述”的有机结合和融通作为基本手法之一，即使稍带一点“评传”的味道亦未尝不妥，只是力戒空泛玄虚的、生硬武断的、尤其是非学术语境的“政治鉴定”式“评价”而已。　　本书定位于学术性的历史人物传记。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立基于扎实的史料基础，注意对材料的审查辨析和合理解读，对传主作不仅“形似”更要“神似”的展示——这是本传写作的最基本立意。同时，也不忽略表现形式上的用心。就结构布局而言，鉴于时序是事物最为基本和自然的发展线索亦逻辑线索，故此传以接续的“时段”来设计“章”序，而每章所含的若干“节”(未出现“节”的字样，以数字一、二、三……表示)，其内容可谓分属不同的“事类”，大多“节”所述事体，基本上就在所属“章”的时段之内，但也有些“节”的涉事内容需要前溯后延，有所穿插、跳跃，以求集中，不宜拘泥。这样，即在主线上依从了时序，又可避免“流水账”式的散乱杂陈。文字上，则有追求典雅而又活泼灵动的努力，相信“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古语诚有至理。其实，曾国藩之辈堪称文字高手，故本书中特别注意精选引录原文，这当不失为原汁原味“原生态”地展示相关情境的必要手段。　　以上算是关于拙著写作立意的一番交代。当然，笔者深知，立意的追求并不等于实现，作如此交代的目的之一，便是为给尊敬的读者审查赐教提供参照。　　自信并非蛇足的“务虚”话语就此打住，接下来就让我们“入实”地具体观摩传主在那个特定舞台上的“表演”，同时也不忘追踪他隐深之处的心路。
曾国藩传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