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为经典畅销教材《中国文化概论（第二版）》的精编本，系统而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文化的起源、发展、变革与转型，分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特征，从理想人格角度对儒、释、道等传统文化的内涵做了深入发掘，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科技等做了宏观考察，并对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变做了整体阐述。
　　　本书章后设置了富于启迪的思考与研讨题，书后还配有图文并茂、内容生动丰富的教学光盘，包括制作精美的PPT及拓展阅读文选，是一本独具特色、系统完备的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的理想教材。本书篇幅适中，尤其适合非中文专业必修课教材及全校公选课教材。

作者简介

　　　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文化研究》卷主编。辑刊《文化研究》主编、编委。《文学评论》编委。80年代以来在国内外权威报刊上发表论文280余篇，主持国家、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重大项目及教育部文科基地重大项目等10余个，兼任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客座教授、研究员。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为经典畅销教材，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

绪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第一节文化的概念、分类、结构与功能
第二节中国传统文化与理想人格
思考与研讨

上篇中国传统文化总论
第一章天道有常周行不殆
　　　　——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总体概貌
第一节中国传统社会特征之一：农业自然经济
第二节中国传统社会特征之二：血缘宗法制度
第三节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概观
思考与研讨
第二章文律运周日新其业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演变
第一节先秦：中国文化的萌发与争鸣
第二节汉魏六朝：中国文化的一统与多元
第三节唐宋：中国文化的成熟与辉煌
第四节明清：中国文化的继往与开来
思考与研讨
第三章阴阳发散变动自如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特征
第一节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特征
第二节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
第三节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思考与研讨

中篇中国传统文化分论

第四章明德新民止于至善
　　　　——儒家文化精神与理想人格
第一节先秦儒家人伦
第二节汉代儒家观念
第三节宋明理学：儒家文化新形态
第四节儒家文化的理想人格
思考与研讨
第五章守静致虚道法自然
　　　　——道家文化精神与道家理想人格
第一节先秦道家的文化精神
第二节道家思想在封建社会的演变
第三节道家的理想人格
第四节道家与儒家的互补
思考与研讨
第六章雄赡浩博赫奕天下
　　　　——墨、法、兵家文化及其理想人格
第一节墨家文化及其理想人格
第二节法家文化及其理想人格
第三节兵家文化及其理想人格
思考与研讨
第七章诸行无常诸法无我
　　　　——佛家文化及其理想人格
第一节佛教文化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佛教文化的演变和发展
第三节中国的佛教——禅宗
第四节佛家文化的理想人格
思考与研讨
第八章流丽万有东方意境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
第一节以意境为核心的中国诗文化
第二节以泛文学为特征的中国古代散文
第三节俗文化与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辉煌成就
第四节中国古代艺术的巨大成就与东方形态
思考与研讨
第九章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中国古代科技
第一节中国古代对科技的巨大贡献
第二节中国古代科技的整体观和方法论
第三节中国古代科技在近代发展迟滞的原因
思考与研讨

下篇中国传统文化新论

第十章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变革
第一节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论争
第二节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变革
思考与研讨
第十一章物一无文同则不济
　　　　　——中西文化的差异
第一节中西文化的自然观比较
第二节中西文化的社会观比较
第三节中西文化的世界观比较
第四节中西文化的思维方式比较
思考与研讨
第十二章海纳百川和而不同
　　　　　——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与中西文化交流
第一节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文化讨论与“文化热”
第二节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的变革与大众文化的兴起
第三节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会通
第四节当代“国学热”和传统文化教育
思考与研讨
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节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特征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人本精神○天人合一○礼治精神
　　
　　中国文化不仅丰富多彩，而且有着迷人的气质和丰富的内涵。这迷人的气质和丰富的内涵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关于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说：“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也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由此可见，所谓文化精神，就是推动和指导人们实践的思想，亦即世界观和人生观。无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推动和指导几千年中国文化发展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显然，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内容是丰富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极为丰富的。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有四点：(1)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张岂之先生在其《中华人文精神》中指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有七点：(1)人文化成——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2)刚柔相济——穷本探源的辩证精神；(3)究天人之际——天人关系的艰苦探索精神；(4)厚德载物——人格养成的道德人文精神；(5)和而不同——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6)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7)生生不息——中华人文精神在近代的丰富与发展。还有很多学者都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做过精辟的概括和总结。
　　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作如下归纳：
　　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里一直贯穿着刚柔、动静、有为与无为等一系列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有着深邃辩证精神的范畴。这些范畴的斗争与统一，一方面成就了中国文化的多姿多彩、博大精深，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在对传统文化进行考察时因视角的不同而产生严重分歧。“五四”前后，在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论战中，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从中西比较出发，以西方“人和自然”尖锐冲突的“积极进取”精神作为参照，得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阴柔”，并进而推出其“被动无为”的结论。就当时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而言，为汲取西方文化的精华，熔铸新的民族性格，这种归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毫无疑问这种归纳也有失公允。中国传统文化不全是也不可能全是推崇柔静的文化，因为一种完全柔静无为的文化创造不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成果来。因此张岱年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一文中指出：主静阴柔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从属地位，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神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可以追溯到中国文化最早的代表《尚书》和《诗经》中，这两部儒家典籍里充满勤勉稳健、勇猛深沉的前进气息。如《尚书?尧典》里对先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功业的颂扬，《尚书?无逸》中对成王尽忠尽职的谆谆告诫，《诗经?公刘》、《诗经?生民》中描写的周部落诞生之初的创业艰难等。
　　孔子是极力提倡有为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家。他一生奔波，幻想以周礼匡扶乱世，“知其不可而为之”，结果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孔子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投以极度的蔑视。他认为君子应当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儒家学派的后继者们，对“有为”和“自强”的学说进一步发挥。孟子从人格修养，扩充人性中善的成分这一角度提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荀子则从天人关系角度提出“制天命而胜之”的著名论断。对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作出明确表述的是《易经》。《易?象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天体运行无休无止、永远向上的规律，要求人们积极有为、勇于进取。此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便一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
　　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相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早就存在着主静尚柔、涵虚无为的另一倾向。先秦时期的道家学派就是如此。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不敢为天下先”的主张，庄子更是“等生死，齐是非”。要求人们介于“有用无用之间”，忘掉自身，清静无为。道家的主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产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影响，并不时与儒家的积极有为交错纠缠。以至于在两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里，主刚与主柔，主动与主静，进取与无为的矛盾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
　　到了两宋时期，中国儒学的最高形态——理学形成。传统文化中“主静”的因素大大加强了。理学是在儒学基础上，吸收了此前几百年在中土流播的佛学成果和早已有之的道家思想综合而成的。不管是“主静以立人极”、“穷尽天理”，还是“心即是理”，终归是知识分子反归诸心的“个人修养术”，与国计民生、现实行动的关系毕竟疏远了。也正因为如此，宋明理学一直受到后人的攻击。王夫之提出过“健动”和“珍生”，颜元力主现实的功利，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古老精神却一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关头时才又重新被“发掘”出来。
　　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直是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蓬勃发展的动力。它体现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民族的进步和发展而言，在民族兴旺发达，昂扬向上的昌盛时期，士子的情怀中总洋溢着一股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汉唐将士的积极戍边，在诗文中俯拾皆是。“海县清一，寰区大定”的宏伟抱负，“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的豪迈气势……在民族危亡、外族入侵的关口，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也总是激励着人民顽强不屈地进行反侵略、反压迫的英勇斗争，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
　　就个人人格的独立和人生价值的实现而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或表现为志士仁人在强暴面前英勇不屈，坚持正义，誓死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或表现为在人生遭遇的挫折面前奋发图强，决不灰心，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如号称史笔，不向皇帝低头的董狐；遭受不白之冤，仍忍辱负重，成就千古大业的司马迁……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体现，那就是积极否定、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礼记》中称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也肯定“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中国历史上每当“积弊日久”时总会有或改革或革命的运动，为清除积弊而变规变法。北宋时的王安石变法，清末的康梁维新，都是这种革新精神的体现。
　　二、人本主义精神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之一的人本主义，既不同于西方古典的以神为本，也不同于西方近代的追求个人的自由与民主价值。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同样始终围绕着人，人是世间一切事物的根本，天地之间人为先。具体而言，它包括“民为贵”、“君为轻”的基本政治理想，关注百姓现世的人伦生活，追求一种道德伦理的人本关怀三个层次。
　　(一)以民为本
　　中国传统人本主义坚持“民为贵”的民本主义精神，《尚书》中就有“重我民”、“唯民之承”、“施实德于民”的记述。《左传》、《国语》等典籍中，也多处显示了以民为本的观念。《左传?桓公六年》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载：“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国语?鲁语》中也有“民和而后神降之福”的说法。儒家学说更是集中突现了民为邦本的思想。孔子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在“民、食、丧、祭”这些世间的大事中，将“民”列为首位。孟子则提出了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观点，成为历代开明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座右铭。他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所以，“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孟子从为政之道出发，强调政治统治一定要得民心、合民意，否则便可能“身危国削”。荀子亦主张民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的著名比喻传之久远，是历代为政者必修的一课。“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荀子?王霸》)
　　不仅儒家主张民为邦本，道、墨、法诸家也都具有以民为贵的重民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一重民贵民的精神不断得到了丰富和强化。汉代贾谊曾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上》)唐太宗李世民更是深谙民贵君轻之道，认定“君依于国，国依于民”(《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北宋张载宣传“民胞物与”，朱熹则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宋史?朱熹传》)。这一系列重民思想，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思想的发展和演进，也呈现了中国式的人本主义传统的根本所在。
　　(二)重人伦，远鬼神
　　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与神之间，坚持以人为本位，重视现世的人伦生活，而将宗教和鬼神信仰置于其后。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神本主义始终未居主导地位。西方古典文化是一种神本文化，它有着十分强烈突出的宗教精神，抵达彼岸世界是人们精神的最高寄托。人们行为的准则，生活的目标，最高的善，都来自宗教的神谕，来自万能的主的启悟。而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则总是将其目光投注于现世的人的生活、人的生命，而反对以鬼神为本。《论语》中早就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记载。弟子问怎样事鬼神，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弟子又问人死后的情况，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在总体上承认天命，但天命是指个人所无法左右的天道之常，而对鬼神则一直心存疑虑，所以他病重时，弟子请求为他祷告，他也用“丘之祷久矣”表示不必。在这里“事人”、“知生”就是关怀现实的人，关注此世的人的生命和生活。“事鬼”、“知死”是将目光投注于人所不知的鬼神世界，孔子认为这既不可能，又无必要，显示了对于宗教的敬而远之的态度。孔子以后，孟、荀以至宋儒都继承了孔子的观点，汉代仲长统则更明确地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观点，发展了儒家的人本思想，呈现出重现世、重人伦、重人事而敬宗教、远鬼神的整体趋势。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完全无视宗教。《论语》中就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说法，《荀子?天论》说：“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这就是所谓的“神道设教”。宗教在这里完全是政治统治的工具。在我国各民族的民间民俗文化中，祭祀鬼神的活动隆重而热烈，比如民间庙会，傩祭傩戏。但即使是这种以祭神为旗号的民俗庆典中，也可以看到人们重现世、重生活、重人伦的基本生命态度。观傩戏逛庙会是集物质和精神交流为一体的现世的节庆，反映了中国民间的狂欢精神和乐观实际的生活态度。
　　(三)肯定个体的心性向善
　　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追求个体民主自由、个人权利的人生价值观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是一种具有浓重道德色彩的人本关怀，具有鲜明的道德伦理特征。这种人本主义把人放在一定的伦理人际关系中来定位。每一个人，从他诞生，便进入了一个五伦的社会关系之网中：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家庭中的父子、夫妇、兄弟关系，社会上的朋友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有其行为典范与道德模式。这就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教妇从，兄友弟恭，朋亲友信。整个文化所关注和努力的，也就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而每个人则在这样一种人伦关系中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履行自己的责任。它更重视个人对于群体的义务和责任，而不十分重视个体精神的自由与独立，也不大重视每一个体自身的权利。
　　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不在于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也不着眼于个人精神的愉悦，而是从个人与对象(家庭、宗族、国家)的关系上来肯定个体心性的完善。易言之，传统文化所肯定的人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这里的“人本”其实是“道德主体的人本”。一方面，个人必须担负对社会所应尽的责任；另一方面，个体承担责任又要追求一种主体道德心性的完善，这种完善既是社会的要求，同时也是个体的自觉。由于心性完善所指向的“理”被提到了“本体”的高度，它在未有万物之前已先存在，这“理”所衍生出来的原则，如“忠”、“孝”、“仁”、“义”等便也是自然的、天经地义的。个人的价值判断便只能定位于通向“理”的心性完善途中，一切作为“实践主体”所从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事业，都必须是具备了“完善心性”的“道德主体”才能承担。只有“内圣”才能“外王”，只有“意诚”、“心正”才能“身修”，而后才能“家齐”、“国治”、“天下平”。
　　注重人的修养，肯定个体的心性完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本主义精神迥异于西方的表现，费尔巴哈的“人”不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是充满着爱的乌托邦精神的抽象的人。中国传统文化所重视的“人”，是现世中存在的人，是处于各种人际关系中的“伦理”的人，体现道德原则的人。这种对人的价值的追求和肯定具有积极的意义。道德完善作为一种人格特质，作为主体的一种优良的素养，使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士子们具有一种和谐与执著相统一的品格。体现于内心的真诚与尊严增强了他们的自信与宁静，使他们不受时风的左右与动摇，为“道”为“义”为“德”的要求完善着且固守着自己的心性天地。生活因有道德心性的良好自制而井然有序，社会也因这些具有良好心性的楷模而变得纯朴和谐，彬彬有礼。当然善并不能涵盖一切。把善作为人的唯一本性推崇，自然会销蚀掉人的“求真”的科学精神，也会对人追求“美”有所扼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