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历史丛书·中日近代钢铁技术史比较研究:1868-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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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一兵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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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山东教育出版社
ISBN:9787532881604
版次:1
商品编码:11355172
包装:平装
丛书名: 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历史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3-1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83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我国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要求,明确了科技领域的重大历史使命。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2006-2010年知识创新规划中部署了“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研究”这样的重要课题,以期从重要历史案例中总结经验教训,认识技术与创新规律,为研究科技发展战略提供思想启发。《技术转移与创新从书》是“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研究”的主要成果,由以下七部专著组成:《17世纪西方火器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世纪西方电报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德国克虏伯技术向中国的转移》、《近代德国铁路技术向中国的转移——以胶济铁路为中心》、《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历史丛书·中日近代钢铁技术史比较研究:1868-1933》、《中国高等技术教育模式的移植》、《制造一个大机器:20世纪中国万吨水压机创新之路》。《丛书》在新研究方法与模式、新史料、新观点方面都有突破,具备鲜明的原创性;《丛书》也是国际合作研究的成果,它们与国际学界接轨,为走出国门、以外文方式出版创造了条件。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西式钢铁技术开始向东亚的转移——日本官营釜石铁厂与中国青溪铁厂
第一节 19世纪中期的技术概况
第二节 釜石铁厂及其技术引进
第三节 青溪铁厂及其技术引进
第四节 中日早期阶段技术转移之比较

第二章 首次大规模的技术转移——中国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八幡制铁所(1889-1911)
第一节 汉阳铁厂初创期的技术引进
第二节 日本八幡制铁所初创期的技术引进
第三节 两国初次大规模技术引进之比较
第四节 汉阳铁厂的技术改造与扩建
第五节 八幡制铁所第一期技术改造与扩建
第六节 两国技术适应性改造的比较

第三章 相互影响下的不同命运——汉冶萍公司与八幡制铁所(1911-1933)
第一节 大冶铁厂的技术引进
第二节 八幡制铁所第二、三期扩张
第三节 比较:技术的不同发展轨迹与命运

第四章 工业化进程与技术发展——宏观的视角
第一节 中国钢铁工业的兴办与技术
……
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历史丛书:其他分册简介 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历史丛书,旨在深入剖析人类社会技术变迁的内在逻辑与外部驱动力,特别关注技术在不同文明、不同历史阶段间的传播、适应与本土化过程。本丛书汇集了一系列聚焦于特定技术领域、特定历史时段的比较研究成果,力求从宏观的历史叙事与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的视角,揭示技术创新并非孤立的线性进步,而是复杂的技术、经济、社会、制度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 本丛书的每一部著作都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依托一手史料与前沿的史学理论,对技术史研究中的关键议题进行再审视与深化。以下是本丛书其他分册的简要介绍,它们共同构成了对全球技术发展脉络的立体化扫描: --- 第一卷:工业革命早期欧洲技术扩散的制度约束与社会基础 核心关注: 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以蒸汽动力、纺织机械为代表的早期工业技术,如何在英国本土孕育成熟,并向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德意志邦国)传播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制度壁垒、社会结构阻力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早期形态。 主要内容概述: 本书细致考察了英国技术精英的职业流动性与“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的传递机制。通过对早期工厂档案、专利申请记录以及工匠行会章程的分析,作者阐明了国家干预(如重商主义政策的残留)与自由市场力量如何在技术采纳初期形成张力。特别关注了法国在路易十六时代试图通过官方设立的工艺学校(如巴黎国立工艺美术学院)引进英国技术的努力,并对比了这些自上而下的技术引进模式与普鲁士地区工匠私下渗透模式的效率差异。研究指出,早期的技术扩散往往受制于技术工人的人身自由度,以及各国对技术秘密的保护程度,这为后续技术转移的复杂性奠定了基础。 --- 第二卷:19世纪末美日“后发优势”的技术学习路径比较研究 核心关注: 聚焦于19世纪下半叶,美国和日本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如何高效地吸收和转化西方先进技术,特别是电气工程与化学工业技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具体策略与机制。 主要内容概述: 本卷将“后发优势”理论置于具体的技术实践中进行检验。在电力技术领域,本书对比了美国爱迪生体系与西门子公司在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不同商业模式对技术标准确立的影响。在日本方面,重点分析了明治维新后,政府主导的“殖产兴业”政策如何通过建立官营工厂、派遣大量留学生,以及有选择地购买国外先进设备,快速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书中特别设立了专门章节,探讨了美国通过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如贝尔实验室的早期形态)与日本通过对引进技术进行成本优化与功能改进(即“本土化改进”)之间的学习模式差异。结论强调,后发国家并非简单模仿,而是通过制度创新来加速技术吸收的速率。 --- 第三卷: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困境(1928-1953) 核心关注: 研究斯大林时期,苏联在五年计划的强力驱动下,如何大规模引进西方工业技术(特别是重工业与军事技术),以及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对技术创新活力的长远影响。 主要内容概述: 本书深入剖析了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技术专家团”和购买整套工厂设备(特别是来自德国和美国的)实现工业化的过程。研究详细描绘了技术引进的政治化特征——技术被视为意识形态竞争的工具。然而,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这种“拿来主义”策略的局限性:当技术引进完成后,计划体系对效率和市场反馈的漠视,导致了对后续技术迭代与精细化创新的抑制。通过分析莫斯科州立大学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的技术人员的档案,本书揭示了在缺乏市场竞争和知识产权激励的体制下,技术人员如何倾向于保守的、符合计划指标的生产方式,而非承担风险进行突破性创新。 --- 第四卷:冷战时期军民技术转化:美苏航天竞赛中的知识溢出效应 核心关注: 探究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在特定军事和航天技术领域的巨额投入,如何通过技术溢出(Spillover)效应,间接推动了民用技术领域(如半导体、新材料、计算机科学)的创新。 主要内容概述: 本卷以比较的视角,审视了“军工复合体”在技术扩散中的双重角色。在美国,研究集中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对互联网前身ARPANET的资助,以及阿波罗计划对微电子封装技术和软件工程的推动。而在苏联,重点分析了军事工业部门(VPK)在火箭技术与核能领域的突破,以及这些技术向民用部门转化的壁垒。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它量化了两种不同体制下,军用研究成果向市场民用转化的速度与广度差异。结论指出,尽管两者都创造了革命性的技术,但美国市场经济的灵活机制在将尖端技术转化为大众消费品方面展现出更高的效率。 --- 第五卷:二战后德国与日本的“技术追赶”:质量管理与精益生产的文化根源 核心关注: 探讨二战后,德国(西德)和日本在重建过程中,如何超越简单的技术模仿,通过引入并深化质量控制理念(如全面质量管理TQM、精益生产),在特定高精密制造领域确立新的全球标准。 主要内容概述: 本书拒绝将德国的“工程师文化”和日本的“匠人精神”视为简单的文化决定论。它详细考察了美国占领军对日本质量管理实践的早期影响,以及德国在战后如何通过重塑职业教育体系(双元制)来确保技术工人队伍的连续性和高素质。在技术实践层面,本书对比了日本丰田生产系统(TPS)对降低变异性的追求,与德国西门子公司在复杂机械制造中对冗余和可靠性的偏好。研究发现,战后追赶阶段的技术创新,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西方成熟管理科学的本土化应用与制度化重塑的结果。 --- 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历史丛书致力于提供一个跨学科、跨地域、跨时段的技术史研究框架,为理解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技术竞争与合作提供深刻的历史镜鉴。丛书后续将继续关注数字技术革命、可持续能源技术等前沿领域,扩展对人类技术文明的整体把握。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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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历史丛书·中日近代钢铁技术史比较研究:1868-1933》这个书名,我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积极向西方学习,而中国则在洋务运动中进行着艰难的探索。到1933年,中国虽然饱受侵略,但民族工业也在顽强生长。这本书无疑是将这两个国家在同一段关键历史时期内的经济发展脉络,特别是作为工业基础的钢铁产业,进行了一次细致的梳理和对比。我猜想,书中可能会涉及大量的具体数据、生产工艺的演变、关键人物的活动,以及政策法规的影响。例如,日本是如何从零开始建立起自己的钢铁联合企业,又如何在军国主义扩张的背景下,将钢铁产能作为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一环?而中国,在列强的技术封锁和国内经济凋敝的情况下,又是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发展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钢铁企业,并且如何在高强度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我更期待书中能够深入分析导致两国在钢铁技术发展上出现显著差异的深层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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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历史丛书·中日近代钢铁技术史比较研究:1868-1933》这个书名,让我立刻联想到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1868年,日本开启明治维新,中国的洋务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而1933年,正值中国民族工业艰难起步的阶段。这本书似乎是在用钢铁工业的发展作为切入点,来解剖这两个东亚国家在近代化进程中的不同选择和殊途同归。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够细致地描绘出日本是如何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岛国,通过系统的技术引进和改造,迅速崛起为工业强国的,特别是其在钢铁领域的技术积累和战略布局。同时,我也想知道,中国在那个时期,是如何在内忧外患的重重压力下,艰难地尝试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是哪些因素阻碍了其发展,又有哪些力量在推动其前进?“比较研究”这四个字,预示着本书并非简单的国别史叙述,而是要在两国之间找到共通之处和差异点,从而更深刻地揭示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复杂互动。我希望书中能够展现出作者对细节的关注,以及宏观的历史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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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历史丛书·中日近代钢铁技术史比较研究:1868-1933》这本书,我最感兴趣的是它所展现出的历史深度和分析的广度。1868年至1933年,这七十余载,恰好是中日两国走向近代化的关键时期,而钢铁工业的发展,无疑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期待这本书能够超越简单的技术介绍,深入探讨技术转移的背后逻辑,比如政治体制、教育体系、人才储备、资源禀赋,乃至民族心理等多种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书中是否会详细对比两国在引进技术时所面临的不同国际环境?是主动引进还是被迫接受?对西方技术的理解和吸收程度又有何不同?而“技术创新”的讨论,更是我关注的焦点。我想知道,在这段时期内,两国在钢铁冶炼、加工、产品应用等方面的具体创新成果有哪些,这些创新成果的源头何在,又对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本书能否为我们揭示出,技术转移的成功与否,以及创新能力的强弱,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中日两国近代历史进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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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标题《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历史丛书·中日近代钢铁技术史比较研究:1868-1933》瞬间抓住了我的眼球。作为一名对科技史和近现代史都颇感兴趣的读者,这样的主题组合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我特别期待这本书能够深入探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两个东亚邻国在钢铁技术领域究竟是如何互动、学习、竞争以及各自走出不同发展道路的。毕竟,1868年是明治维新的开端,而1933年则处于中国民族工业艰难崛起的时期,这两个时间节点都充满了变革与挑战。我尤其想知道,书中是否会详细分析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是如何系统性地引进西方技术,并在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的,而中国又是如何在这种浪潮下,以自己的方式摸索和发展的。是完全被动接受,还是在借鉴中有所创新?钢铁作为工业的基石,其技术的发展轨迹无疑能折射出整个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和战略选择。我希望作者能拿出扎实的研究,用详实的史料和严谨的逻辑,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生动而深刻的中日近代钢铁技术发展图景,揭示那些隐藏在数字和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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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书名就让我对作者的史学功底产生了极大的好奇。《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历史丛书·中日近代钢铁技术史比较研究:1868-1933》这个标题,透露出作者不仅仅是在叙述历史事件,更是在进行一种跨国界的、有理论深度的比较分析。我设想,书中很可能会聚焦于“技术转移”这一核心概念,详细梳理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从西方国家,如德国、英国、美国等,移植钢铁生产技术的过程,包括引进设备、聘请专家、派遣留学生等等。然后,再以此为参照,审视中国在这同一时期,面对西方列强的技术优势和国内发展困境时,是如何尝试技术引进和学习的。这里的“比较研究”尤其吸引我,我期待看到书中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两国在技术转移模式、效率、以及后续消化吸收能力上的差异。是不是日本的模式更系统、更成功?中国又有哪些独特的瓶颈和挑战?而“技术创新”部分,更是这本书的亮点,我希望作者能挖掘出两国在吸收外国技术的基础上,是否产生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技术改进和创新,或者是在管理、组织、人才培养等软性层面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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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一个御前学术观点发布会,梁武帝认为还远远不够,他的第二个重要举措是为这个印度宇宙在尘世建造一个模型——同泰寺。同泰寺现已不存,但遥想在杜牧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必是极为引人注目的。关于同泰寺的详细记载见《建康实录》卷十七“高祖武皇帝”,其中说“东南有璇玑殿,殿外积石种树为山,有盖天仪,激水随滴而转”。以前学者大多关注梁武帝在此寺舍身一事,但日本学者山田庆儿曾指出,同泰寺之建构,实为摹拟佛教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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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此说,实有所本——正是古代印度宇宙模式之见于佛经中者。现代学者相信,这种宇宙学说还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教的圣典《往世书》,而《往世书》中的宇宙学说又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1000年的吠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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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御前学术研讨会,并无各抒己见自由研讨的氛围,《隋书·天文志》说梁武帝是“盖立新意,以排浑天之论而已”,实际上是梁武帝个人学术观点的发布会。他一上来就用一大段夸张的铺陈将别的宇宙学说全然否定:“自古以来谈天者多矣,皆是不识天象,各随意造。家执所说,人著异见,非直毫厘之差,盖实千里之谬。”这番发言的记录保存在唐代《开元占经》卷一中。此时“浑天说”早已在中国被绝大多数天学家接受,梁武帝并无任何证据就断然将它否定,若非挟帝王之尊,实在难以服人。而梁武帝自己所主张的宇宙模型,则是中土传统天学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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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此说,实有所本——正是古代印度宇宙模式之见于佛经中者。现代学者相信,这种宇宙学说还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教的圣典《往世书》,而《往世书》中的宇宙学说又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1000年的吠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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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在同泰寺“舍身”(将自己献给该寺,等于在该寺出家)不止一次,当时帝王舍身佛寺,并非梁武帝所独有,稍后陈武帝、陈后主等皆曾舍身佛寺。这看来更象是某种象征性的仪式,非“敝屣万乘”之谓。也有人说是梁武帝变相给同泰寺送钱,因为每次“舍身”后都由群臣“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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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海之外,有金刚山,一名铁围山。金刚山北又有黑山,日月循山而转,周回四面,一昼一夜,围绕环匝。于南则现,在北则隐;冬则阳降而下,夏则阳升而高;高则日长,下则日短。寒暑昏明,皆由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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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天仪”之名,在中国传统天学仪器中从未见过。但“盖天”是《周髀算经》中盖天学说的专有名词,《隋书·天文志》说梁武帝长春殿讲义“全同《周髀》之文”,前人颇感疑惑。我多年前曾著文考证,证明《周髀算经》中的宇宙模型很可能正是来自印度的。故“盖天仪”当是印度佛教宇宙之演示仪器。事实上,整个同泰寺就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盖天仪”,是梁武帝供奉在佛前的一个巨型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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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在同泰寺“舍身”(将自己献给该寺,等于在该寺出家)不止一次,当时帝王舍身佛寺,并非梁武帝所独有,稍后陈武帝、陈后主等皆曾舍身佛寺。这看来更象是某种象征性的仪式,非“敝屣万乘”之谓。也有人说是梁武帝变相给同泰寺送钱,因为每次“舍身”后都由群臣“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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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在位48年,绝大部分时间可算“海晏河清”,梁朝虽偏安江左,但仍能在相当程度上以华夏文化正统的继承者自居。大约在普通六年(公元525年)前后,梁武帝忽发奇想,在长春殿召集群臣开学术研讨会,主题居然是讨论宇宙模型!这在历代帝王中也可算绝无仅有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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