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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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有富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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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5121746
版次:1
商品编码:11338633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3-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964
字数:105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程千帆沈祖棻夫妇均为现当代著名文史专家、诗词大家,曾先后担任武汉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的教授,为改革开放后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人才的培养和古典文学研究、古籍整理与研究基地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以程千帆日记、回忆录及程门弟子的记述和史料为基石,钩沉述往,将程、沈二人的生平事迹以其生活的年月为顺序,用年谱的形式详细记述,全面系统地展现了程、沈二人的人生轨迹和学术、工作成就。

内页插图

目录

前言
凡例
年谱目录
年谱
征引文献
人名、字号、别称索引

精彩书摘

  12月9日,程千帆致函张三夕谈陈寅恪。
  函日:“许多学者一致认为寅老之文不工(有时还涉及王国维),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应当说,现代文献学或考据学要求文章细密周严,网罗详尽的文献,这就使文章无法简明扼要。加上文献中文言白话古今中外无所不有,都引在一篇文章之内,其风格自然无法统一,按照古人传统的办法,引文可以节要,可以括,也可以改写。这就可以使之与作者的文笔形成一体,从而避免上述之病。前人名作,如汪容甫的《荀卿子通论》、章太炎先生的《五朝学》(不但《太炎文录》、《国故论衡》、《检论》皆然,真是大师)、黄季刚先生的《汉唐玄学论》即是如此。这些文章都条理细密,证据确凿,文风雅健,兼有思辨与艺术之长。王、陈重在考据,所以在资料的引用方面,宁可使文章拖沓,而不愿有所遗漏,即风格不纯,亦所不顾。即宁可失其美,必须求其真。因为王、陈更加接近,或者已经入资本主义学术之流,而距离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并重的标准,更远些了(二人之中,陈为尤甚)。你只要看《静庵文集》中的某些文章,以及陈的《王国维挽词序》以及他的《冯友兰哲学史审查报告书》,就可以知道他们并非不能为文,而是在某些文章中,他们所追求的,放在第一位考虑的是另外一种东西,而不仅是文章之美。再譬如陈先生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汪容祖竟然认为这是指他专攻中古史,即魏晋六朝、隋唐五代。这不但与事实不合,也完全不解陈先生的微旨。‘不今不古’这句话是出自《太玄经》,另外有句话同它相配的是‘童牛角马’,意思是自我嘲讽,觉得自己的学问既不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也不是完全跟着现代学术走,而是斟酌古今,自成一家。表面上是自嘲,其实是自负。根据他平生的实践,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即不古不今,亦古亦今,贯通中西,继往开来。你读他的书,不但要接受他的有详密的论证而获得的结论,更要注意论证过程中所显示的方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你所得到的终究有限。”(《闲堂书简》329-330页)
  ……

前言/序言


《海源阁中说旧事:近代江南藏书家与文献流传》 内容简介 本书旨在深入考察近代中国,特别是江南地区,一批重要藏书家群体的学术活动、藏书旨趣及其对文化遗产保护和学术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全书以“海源阁”这一文化符号为核心线索,辐射至以常州、苏州、上海为中心的知识群体网络,剖析他们在动荡时代背景下,如何通过购藏、整理、校勘、刊刻古籍,维系和传承中华文脉的艰辛历程。全书不侧重于单一人物的生命史,而是以文献的流转与知识的积累为轴心,构建起一幅宏阔的近代江南文献史图景。 全书分为四大部分,共十七章。 第一部分:文献的地理与时代背景(约 300 字) 本部分首先描绘了清末民初至抗战胜利前后,江南地区复杂的社会与文化变迁。重点探讨了传统藏书楼面临的典卖、散佚风险,以及新型图书馆、学术机构的兴起与碰撞。我们审视了特定地域(如常州周氏、上海的南社成员)如何形成独特的藏书风格,并分析了外部环境(如战争、政权更迭、西方思潮冲击)对学术资源重估与保护策略的影响。特别关注了民国时期古籍市场的发展脉络,以及私人藏书家之间在购藏信息、善本交换中形成的隐秘网络。通过考察一批重要的文献交易记录和私人信札,还原了当时知识分子“抢救文献”的时代精神。 第二部分:重要藏书家群体及其收藏策略(约 500 字) 本部分聚焦于三组具有代表性的藏书家群体,剖析其收藏理念的异同。 一、以“精审慎藏”著称的世家: 考察了数个世代积累的家族藏书体系,如对宋元珍本、抄本的执着追求。重点分析了他们在版本学上的造诣,如何通过比对不同刻本,校订文字讹误,并以刻印“孤本”作为家族文化标识的实践。分析了他们如何应对新式教育对传统藏书理念的挑战,以及部分后人转向捐献或学术合作的态度转变。 二、受新思潮影响的学者型藏书家: 关注了那些深受“整理国故”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收藏不再局限于传统经史子集,而是大量吸纳民间文献、地方志、方志以及外来译著。深入研究了他们如何利用私人藏书进行学术研究,特别是对清代档案、奏议、诗文集等“非主流”文献的整理工作,这些工作为后来的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以“功能性”为导向的收藏家: 探讨了部分热衷于收集特定领域(如金石学、目录学、地方戏曲)文献的收藏家。他们的藏书往往具有极高的专业性,直接服务于某一项专门学问的深化。本部分详细梳理了他们如何通过与碑刻拓片、考古发现相结合,构建起一个跨越文本与实物的综合性知识体系。 第三部分:文献的整理、流传与出版活动(约 450 字) 藏书的目的在于使用与流传。本部分详细考察了近代江南藏书家在整理和转化其藏书资源方面的努力。 一、校勘与辑佚: 分析了私人学者如何将藏书作为“第一手资料”,进行细致的校注工作。选取若干重要古籍的校勘案例,展示其校勘方法论的演进,从传统的“依本互校”到引入近代文献学视野的革新。探讨了辑佚学的实践,即如何通过零散的残本、笔记,重建失佚的古代典籍。 二、影印与刻印: 考察了民国时期善本影印的几种主要模式(如珂罗版影印、石印、木刻仿印)。对比了不同技术对文献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与经济性的影响。特别关注了部分藏书楼利用自有资源,投资刻印学人自用或小范围流通的“私印本”,这些刻本往往具有极高的文献史料价值,但流传受限。 三、目录学的实践与网络: 探讨了目录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私人藏书家编制的精美藏书目录,不仅是管理工具,更是学术宣言。分析了这些目录如何在藏书家圈内流通、相互参考,构成了知识交流的重要媒介。 第四部分:文化的传承与历史的定位(约 250 字) 最后一部分将视角从文献本身转向其对后世的影响。本部分评估了这些私人收藏在抗战结束后,面对国家图书馆建设高潮时的角色转换。探讨了部分重要藏书在战后散佚或被纳入公共机构的复杂过程,以及这种转移对学术研究连续性的影响。 总结性地评价了近代江南藏书家在维护传统学术生态中的不可替代性。他们不仅是财富的保管者,更是知识体系的活的载体。通过对这些个体与群体的考察,我们得以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守正与创新”之间的艰难抉择,以及他们为后世留下的宝贵物质与精神遗产。本书力图展现的,是文献流转中蕴含的时代精神与学人风骨。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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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在《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的世界中,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由文字构筑的博物馆,每一页都陈列着珍贵的学术文物。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史料的丰富性,更在于其史观的独立与深刻。编纂者以一种近乎虔诚的态度,对程沈二先生的学术人生进行了全景式的呈现,并在此基础上,展现了他们各自在不同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于一些学术事件的公正评价,既肯定了他们的贡献,也客观地指出了可能存在的局限性,这种审慎的态度,让整部作品更具说服力。阅读这本书,我不仅仅是在学习历史,更是在学习一种治学态度,一种对学术本身的尊重与敬畏。它激励着我,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也要怀揣这份初心,不断探索,追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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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带给我的,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学术浸润。它不像一些学术著作那样,上来就抛出惊世骇俗的观点,而是循序渐进,将两位先生的学术脉络、思想演变,自然而然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书中对于他们日常生活细节的穿插,以及与同时代学人的交往记录,都为我们理解两位先生的学术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信息。这让我感觉到,学术研究并非是脱离现实的象牙塔,而是与生活紧密相连,与时代同频共振。通过对这些细节的体悟,我更能理解他们学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以及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做的独特贡献。这是一本值得反复品读的书,每一次重读,都会有新的发现与感悟,都能从中获得新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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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给我的感受,可以用“宏大叙事与微观洞察并存”来形容。一方面,它以极为宏观的视角,勾勒出了两位先生贯穿民国至今的学术生命线,清晰地展现了他们如何在时代变迁中站稳脚跟,如何坚守学术理想。另一方面,书中又不乏极其微观的笔触,对于一些关键事件的细节,例如某次会议的发言,某次讲座的内容,甚至是某次学术争论的来龙去脉,都做了详尽的考证和梳理。这种“大”与“小”的结合,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活,学术轨迹更加清晰。我仿佛能看到他们伏案研究的身影,听到他们激扬的学术讨论,感受到他们对知识的不懈追求。这本书不仅是为程千帆先生和沈祖棻先生立传,更是在为我们展现一段值得铭记的学术史,一次关于传承与创新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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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捧读这本《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心中涌起的是一种复杂的情感,既有对两位先贤学术人生轨迹的追溯,更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对话感。这本书并非仅仅是枯燥的年表罗列,而是以严谨的考证为基石,细腻地勾勒出程千帆先生与沈祖棻先生两位文史巨擘的生命画卷。从年少时的求学经历,到中年时期的学术耕耘,再到晚年的精神风貌,每一个节点都仿佛被放大镜仔细审视,再辅以翔实的史料和可靠的文献,使得人物的形象丰满而立体。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大量史实的同时,不忘注入人文关怀,使得阅读过程不会流于冰冷的史料堆砌,而是能够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深厚情感和智慧闪光。那些细微之处,例如师友往来的信函片段,甚至是某个时期的生活片段,都如同精心挑选的珍珠,串联起一条璀璨的项链,展现了两位先生在时代洪流中的坚守与成长。每一次翻页,都像是与一位智慧长者进行深度交流,从中汲取力量,也引发了对自身学术道路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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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的过程,更像是一场细致入微的学术探险。我惊叹于编纂者在时间维度上的耐心与细致,将两位先生漫长而充实的人生,如同拆解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般,层层剥开,细细品味。这本书不仅仅是记录了他们何时何地做了何事,更重要的是,它试图还原的是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是研究方法的演变,是特定时代学术生态的缩影。我注意到,书中对他们学术成果的梳理,并非简单地罗列目录,而是追溯了每一项重要研究的缘起、过程、影响,甚至包括了研究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与突破。这种深入到学术基因层面的挖掘,对于我们理解两位先生的学术贡献,以及他们在中国现代人文学术史上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大师是如何炼成的,以及他们在学术探索道路上所付出的心血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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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心情变得快乐。读书也是一种休闲方式,一种娱乐的方式。读书可以调节你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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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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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长达十三年,精通22种语言,了解西方文化,但从国外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回国后,曾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1]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1900年(光绪26年 陈寅恪 )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 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 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为导师;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1928年,陈寅恪在上海结婚,时年37岁,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 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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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都十分好画,让我觉得十分细腻而且具有收藏价值。书的封套非常精致推荐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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