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沉迷于研究早期翻译文学中的“不可译”概念,无意中翻到了这套书。说实话,最初是被“西学文本”这个标题吸引的,我预想中会是一堆枯燥的译本对照和词源考证,但阅读体验完全出乎意料。其中关于“格物致知”在不同语境下的挪用和改造,简直是精彩绝伦的个案研究。作者不仅仅是罗列了哪些西方概念被引入,更重要的是分析了这些概念是如何被本土的知识体系吸收、重塑,乃至最终可能造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失真”。这种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对我理解跨文化传播中的主体能动性提供了极大的启发。我发现,很多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科学术语,在那个时代是经过多么艰难的“磨合”才固定下来的。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知识流动中的“摩擦力”,这比单纯的知识嫁接更有意思。
评分这套书的装帧真是没得挑,封面设计典雅大气,纸张质感也很有分量,拿在手里就能感受到那种历史的厚重感。我本来是想找一些关于明末清初社会风貌的通俗读物,没想到淘到了这个宝。虽然书名听起来挺学术,但内容其实非常引人入胜。特别是其中关于当时士大夫阶层对西方科技和文化态度的转变那部分,作者的分析鞭辟入里,让人忍不住一口气读完。那些经典的传教士叙事,经过梳理和对比,展现出的不是简单的文化冲突,而是一种复杂、多层次的互动过程。我尤其喜欢它对一些关键文本的细致解读,那些被忽略的角落,经过学者的挖掘,一下子变得鲜活起来。对于任何对那段历史感兴趣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份值得珍藏的资料库。我本来对这段历史的了解仅限于教科书上的片段,现在感觉自己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充满张力的晚明世界。
评分我是一个对晚明思想史有点痴迷的业余爱好者,主要关注的是心学和理学的余波。说实话,市面上关于这个时期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大多集中在内部思想的演变。这套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巧妙地将外部视角的冲击作为一种“催化剂”来考察内部思想的反应。书中有一章专门分析了耶稣会士笔下的儒家经典阐释,与当时本土学者的解读形成了有趣的对照。这种“他者凝视下的自我反思”的视角,让我看到了明清之际士人内部思想张力的一个新维度。他们的辩护、质疑、甚至是盲从,都折射出在面对强大异质文明冲击时的焦虑与重构。文字晓畅,逻辑清晰,即便是复杂的哲学思辨,也能被梳理得井井有条,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阅读门槛并不算高。
评分说实话,这套书我主要是冲着它对具体“文本”的挖掘深度来的。我对于那个时代知识精英们如何处理“异质信息”的媒介效应特别感兴趣。书中对不同类型西来文献——无论是官方敕令、科学论著还是艺术图谱——在宫廷、书院和私人藏书中的流转路径进行了细致的考证。我发现,信息的“稀缺性”本身就塑造了文本的价值和解读方式。有些文本因为难以获取,反而被赋予了更高的神秘色彩;有些则因为太过直白地挑战了传统认知,而被刻意边缘化。这种对信息传播生态的微观考察,比那些大而空的宏观叙事要扎实得多。它让我意识到,研究思想史,最终还是要回到那些具体的、被阅读、被抄录、被争论的“物”——那些承载着知识的纸张和墨迹之上。
评分最近为了准备一个关于中西艺术交流的报告,我把注意力放在了天文、地理学文本上。这套书在梳理这些自然科学著作的传播路径和接受度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它没有停留在宏观的论述,而是深入到具体的地图、星图的描摹和印刷技术上。比如,关于利玛窦引入的制图技术,书中详细对比了欧洲制图法与中国传统舆图的差异,并探讨了这种差异如何影响了当时士人的空间认知。我特别欣赏作者在论述中保持的那种克制而审慎的态度,没有将“西学”简单等同于“进步”,而是放在复杂的权力结构和知识保守主义的背景下去考察。读完后,我对于“科学精神”在古代中国的“本土化”过程有了更具批判性的认识,不再是那种线性的进步史观可以概括的了。
评分“盖天仪”之名,在中国传统天学仪器中从未见过。但“盖天”是《周髀算经》中盖天学说的专有名词,《隋书·天文志》说梁武帝长春殿讲义“全同《周髀》之文”,前人颇感疑惑。我多年前曾著文考证,证明《周髀算经》中的宇宙模型很可能正是来自印度的。故“盖天仪”当是印度佛教宇宙之演示仪器。事实上,整个同泰寺就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盖天仪”,是梁武帝供奉在佛前的一个巨型礼物。
评分非常好的书籍,不错非常好的书籍,不错
评分文献的发掘和点校整理是相互相存的两个不同层面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我随朱维铮先生求学时,就听说他有编纂利玛窦中文著译全集的计划,2001年我们读到了由他主编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该书在文字句读、标点分段和考辨版本文字的异同方面,做了许多重要的示范,开了系统整理明清某一传教士汉文西学著译的重要先例。之后此一某一传教士汉文著译的全集还有叶农教授点校的《艾儒略汉文著述全集》(澳门文化艺术会2012年2月),该书多达119万字,系统收入了被誉为“西来孔子”艾儒略的汉文著述,叶农还将继续完成庞迪我等汉文著述全集的编校。默默做着文献整理工作的还有周方駬先生,他编校的《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全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收入了明万历年间至清康熙朝有关天主教史文献七种:《辩学遗牍》、《代疑篇》、《三山论学纪》、《天学传概》、《破邪集》、《辟邪集》、《不得已》,他利用在国家图书馆工作的便利,除若干孤本外,还取善本为底本,参校不同版本,进行校勘。明清基督教汉文文献更为系统的标点工作是由一位韩国学者启动的,1994年郑安德博士在北京大学进修期间,参与了美国旧金山大学和鲁斯基金会的相关项目,以一人之力收集来自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的资料,完成了《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3年),皇皇五大册的标点本汉文西学文献集,为大陆干涸的学界提供了类似甘泉的文献。
评分文献的发掘和点校整理是相互相存的两个不同层面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我随朱维铮先生求学时,就听说他有编纂利玛窦中文著译全集的计划,2001年我们读到了由他主编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该书在文字句读、标点分段和考辨版本文字的异同方面,做了许多重要的示范,开了系统整理明清某一传教士汉文西学著译的重要先例。之后此一某一传教士汉文著译的全集还有叶农教授点校的《艾儒略汉文著述全集》(澳门文化艺术会2012年2月),该书多达119万字,系统收入了被誉为“西来孔子”艾儒略的汉文著述,叶农还将继续完成庞迪我等汉文著述全集的编校。默默做着文献整理工作的还有周方駬先生,他编校的《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全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收入了明万历年间至清康熙朝有关天主教史文献七种:《辩学遗牍》、《代疑篇》、《三山论学纪》、《天学传概》、《破邪集》、《辟邪集》、《不得已》,他利用在国家图书馆工作的便利,除若干孤本外,还取善本为底本,参校不同版本,进行校勘。明清基督教汉文文献更为系统的标点工作是由一位韩国学者启动的,1994年郑安德博士在北京大学进修期间,参与了美国旧金山大学和鲁斯基金会的相关项目,以一人之力收集来自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的资料,完成了《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3年),皇皇五大册的标点本汉文西学文献集,为大陆干涸的学界提供了类似甘泉的文献。
评分这个御前学术研讨会,并无各抒己见自由研讨的氛围,《隋书·天文志》说梁武帝是“盖立新意,以排浑天之论而已”,实际上是梁武帝个人学术观点的发布会。他一上来就用一大段夸张的铺陈将别的宇宙学说全然否定:“自古以来谈天者多矣,皆是不识天象,各随意造。家执所说,人著异见,非直毫厘之差,盖实千里之谬。”这番发言的记录保存在唐代《开元占经》卷一中。此时“浑天说”早已在中国被绝大多数天学家接受,梁武帝并无任何证据就断然将它否定,若非挟帝王之尊,实在难以服人。而梁武帝自己所主张的宇宙模型,则是中土传统天学难以想象的:
评分这个御前学术研讨会,并无各抒己见自由研讨的氛围,《隋书·天文志》说梁武帝是“盖立新意,以排浑天之论而已”,实际上是梁武帝个人学术观点的发布会。他一上来就用一大段夸张的铺陈将别的宇宙学说全然否定:“自古以来谈天者多矣,皆是不识天象,各随意造。家执所说,人著异见,非直毫厘之差,盖实千里之谬。”这番发言的记录保存在唐代《开元占经》卷一中。此时“浑天说”早已在中国被绝大多数天学家接受,梁武帝并无任何证据就断然将它否定,若非挟帝王之尊,实在难以服人。而梁武帝自己所主张的宇宙模型,则是中土传统天学难以想象的:
评分梁武帝在同泰寺“舍身”将自己献给该寺,等于在该寺出家)不止一次,当时帝王舍身佛寺,并非梁武帝所独有,稍后陈武帝、陈后主等皆曾舍身佛寺。这看来更象是某种象征性的仪式,非“敝屣万乘”之谓。也有人说是梁武帝变相给同泰寺送钱,因为每次“舍身”后都由群臣“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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