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志钧，江苏常州人，1924年生。毕业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史地系。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近代史研究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所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教授，台湾东海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经学史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史硕士生导师。曾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史学”学科规划组成员（80—90年代），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退休后，仍任《辞海》编委、分科主编，《续修四库全书》学术顾问。致力于中国经学史、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戊戌变法史研究数十年，具有极高的建树。曾多次赴美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港、澳、台地区访问和讲学。2008年9月，获得“上海社会科学院杰出贡献奖”；2014年8月，获得“上海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学术贡献奖”。

精彩书摘

　　五、戊戌政变

　　帝、后两党斗争激烈，光绪害怕“今朕位几不保”，发布“密诏”，筹商对策，康有为等“跪诵痛哭激昂”，看到情况紧急，决定拉拢袁世凯。

　　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什么要拉拢袁世凯，因为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有“新建军”；袁世凯又惯使两面派手法，迷了改良派。当初强学会筹组时，袁世凯联系募捐；又主张“淘汰旧军，采用西法练兵”，假装“维新”。袁世凯对当时帝、后的争夺权力也是嗅觉很灵，一方面夤缘于荣禄之门，另一方面又到翁同龢那里“谈时局”，脚踏两只船，骗取双方信任。康有为也不是不知道袁世凯和荣禄的关系，但当光绪皇帝的处境日益危急的时候，康有为认为“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叫徐仁禄到小站去探视袁世凯虚实。袁世凯装着恭维改良派。徐仁禄用话激他：“康有为等屡次向皇上荐举你，皇上说：‘荣禄讲过，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你为何与荣禄不洽？”袁世凯佯装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昔常熟（翁同龢）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常熟曰：曾、左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康有为听到徐仁禄的报告，对袁世凯放心了，自拟折稿，请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袁世凯，说袁世凯“深娴军旅”，“智勇兼备”，“请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光绪于９月１１日发下上谕：“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１６日，光绪召见了他，暗示袁世凯，以后不必受荣禄节制，并破格提拔他为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宜。袁世凯继续耍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对光绪的“特恩”表示感激涕零，另一方面又到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刚毅、裕禄、王文韶、李鸿章等旧臣处尽力周旋。

　　当改良派在后党环伺、阴云密布之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筹商对策，决定拉拢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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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增订题记

　　《戊戌变法史》自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经很多年了，如果从它的写作时间来说，那就更早。

　　还在50年代，我曾出过两本戊戌变法论文集，此后，偶有所得，每加札录。“十年动乱”，曾将已刊、未刊诸作，私下清理：“将论旨赅确，言之成理者，曰新探”；“资料丛脞，持之有故者，曰旧札”。《戊戌变法史》就是在“新探”、“旧札”的基础上，于“四人帮”粉碎不久综合写出的。当时，还没有对外开放，不但国外、海外的资料难于寻求，即国内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也“百废待举”。即使是康有为家属康同凝、康保庄、康保娥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大批手稿、函札，也只能在尘封中将《教学通议》、《大同书》手稿以及有关保皇会等资料稍作整理而已。此后，我两赴日本，一去美国，接触到一些前所未见的资料，包括台湾的出版物，觉察戊戌变法有待探讨的课题很多，例如：康有为学习西方和传统儒家学说的关系、《戊戌奏稿》的真伪问题、伊藤博文的来华和戊戌政变的关系问题，以及美国、新加坡保存的康有为手札的探研，日本保存的毕永年《诡谋直纪》《井上雅二日记》的史料价值问题，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问题，还有国内发现的《杰士上书汇录》《日本变政考》的史料价值问题，等等，都有进一步求索的必要。从而除撰写专文论列外，对《戊戌变法史》也作了增订，对《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还写出了专书。1998年，是戊戌变法100周年，我参加了北京大学主办的“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国际学术讨论会，想通过会议，吸取营养，将《戊戌变法史》作最后增订。会议期间，有的同志对袁世凯和政变的关系提出新问题，也有人对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是否受今文经学的影响提出疑问。此后，更有人说“公车上书”是“一场大骗局”，使我感到不能再把增订好的《戊戌变法史》不以“示人”了，从而重加检查，送交出版。增订本的字数，较之前版本增加了二分之一，章节也有一些变动，算是五十多年来我对戊戌变法史研究的一个小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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