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上海名称的来历
关于上海建县年份
从青龙镇到上海县
沙船与上海港
倭患与上海筑城
上海城墙与城门
上海拆城和城墙砖
上海县衙门在哪里
上海的校场和旧校场年画
设在上海的分巡苏松太兵备道
约约乎皮老虎小东门十六铺
一城烟火半东南——城外的商业街
从马路工程局到上海城自治公所
中国最早的警察学校和警察机构
为光绪亲政而建的万寿宫
小南门的救火联合会钟楼
上海的南火车站
关于上海江海关的故事
上海的善堂
上海最古老的天主堂
老城厢的基督教教会学校
民立上海中学到上海民立中学
吴馨其人与务本女校
从日涉园到书隐楼
上海名园露香园及顾绣
上海的天后宫
上海的关帝庙
清代老城厢的三大名庵

精彩书摘

　　《老上海城厢掌故》：
　　倭患与上海筑城朱元璋定都南京，江南是粮食的主产区，就不必花很大的财力、人力实行“南粮北调”，漕运基本中止。而朱元璋为了围剿、镇压流窜沿海诸岛的农民军，又推海严厉的“海禁政策”，阻断农民军与大陆的交通。朱元璋在位三十年，在他在位期间，海盗实际上已基本被镇压。朱元璋驾崩后，由孙子，即懿文太子朱标的第二子朱允炊继位，即明惠帝，年号建文。
　　建文皇帝召用方孝孺等，订立典章制度，锐意复古，并削弱藩王的势力。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封燕王，领地在今北京一带，得知建文皇帝要削弱藩王势力后，就以“靖难”为名，起兵进攻南京，建文皇帝逃离京城，不知所终，于是朱棣自立为皇帝，年号永乐，不久，他就迁都北平，即北京。于是又遇上“南粮北调”的问题。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二·河漕·先朝设海运衙门》中说：文皇帝靖难后，初议迁都北京，以馈饷艰苦，乃于永乐五年八月，下廷臣会议海运。议已定，奏请于苏州府太仓卫设海道都漕运使衙门，左、右运使二员，秩从二品；同知二员，秩从三品；副使四员，秩从四品；经历照磨各首领官及吏，悉依布政司。各沿海卫、所，俱属提调。奏既上，太宗如议行矣。又有言不便者，乃命再议。事遂中止。至正统七年三月，又命南京造洋船三百五十艘。由海运赴蓟州诸仓。乃知海运一事，先朝未常一日不讲究。由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为解决北方粮食供应不足，就重新讨论恢复海上漕运的问题，还决定在太仓设一个“海道都漕运使衙门”，长官官从二品，地位等同省布政使，沿海的军事单位也由这个衙门提调。不过，也有人提出太祖皇帝朱元璋颁布的“海禁”令而加以反对，这又将了永乐皇帝一军，所以，这个主管海上漕运的衙门是否正式设立也不太清楚，一直到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南粮北调”到了非解决不可的严重程度，才下令南京造了三百五十艘海船。实际上，明朝的“海禁”始终没有解除，只准许官方的漕运官船往返于北洋之间，而对民间的航运仍处于高压的态势。
　　明朝，关于以海运的方式解决“南粮北调”的问题争论不休，于是，一方面继续有限开展海上漕运，另一方面加紧疏浚和打通大运河，争取将漕运由海运改为运河运输，但中央政府对“海禁”的政策始终没有停止，时禁时弛，以禁为主，这就使中国从元朝已经形成的海上航运业衰落了下来，其中不少商人只得离开中国，到南洋、东洋各地，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性向海外移民的发端。《万历野获编·户部·海上市舶司》中说：我朝书生辈，不知军国大计，动云禁绝通蕃，以杜寇患，不知闽广大家，正利官府之禁，为私占之地。如嘉靖间，闽浙遭倭祸，皆起于豪右之潜通岛夷，始不过贸易牟利耳，继而强夺其宝货，靳不与直（值），以故积愤称兵。抚臣朱纨谈之详焉。
　　因海禁而跑到南洋、东洋的船商就成了“蕃”，而无视国家海禁法令，继续在近海贸易的商人又成了“寇”，为了做生意，“蕃”和“寇”又往往联合起来，开展外洋与中国大陆的航运、贸易，这种行为是非法的，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走私”。于是主张解除海禁的官吏批评坚持海禁的官吏：你们这是书生气十足的人，根本不懂政治、军事，只知道强行阻止中外通商，就可以杜绝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的勾结；而实际上，中国的南洋海域辽阔，靠政府的力量根本无法管控，而商人们在这里“走私”游刃有余。商人们只是希望通过正常贸易获得利润，但我们处处设防，使他们的贸易无法正常进行，为了对付官兵，商人只得自己武装，一旦与官兵相遇，还能作抵抗，而商船武装的结果，一旦生意不顺利，就会发生抢夺、殴斗、伤人；更有甚者，地方官兵为了自己的利益，又往往向外国商人或中国商人收取“保护费”（即引文中讲的“靳不与直”），商人与官兵的斗争也愈演愈烈，于是，事态又从“武装走私”发展到“武装抢掠”，“嘉靖间，闽浙遭倭祸，皆起于豪右之潜通岛夷”。
　　到了明朝嘉靖中期，沿海的倭患到达最严重的程度，据记载，仅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的上半年，上海就遭三次倭寇入侵，被掠去财产无数，百姓损失惨重，于是，就在这年的下半年，上海百姓众志成城，有钱出钱，无钱出力，筑起了一道城墙。《同治上海县志·卷二·建置·城池》中收录了当时上海人顾从礼关于上海筑城的奏疏，详言上海筑城的原因，说：上海，宋市舶司所驻之地。元至元二十九年设县，治（旧时，政府所在地称“治”）原无城垣可守。
　　盖一则事出草创，库藏钱粮未多；一则，地方之人半是海洋贸易之辈，武艺素有通习，海寇不敢侵犯。虽未设城，自无他患。
　　从上海建县到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已经过了二百五十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上海已经是相对富裕的县城，每年的钱粮收入就达四十余万，而上海县治就在滨黄浦一里之地，海盗闯入内陆后，沿黄浦就直抵上海，经常发生海盗入侵上海的事，“嘉靖戊子（1528年）等年，屡被贼劫烧，杀伤地方乡官、商人、居民不下百有余家。盖贼自海入，乘潮取掠，如取囊中，皆由无城之故。”顾从礼的奏疏很快就得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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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汉字很有趣，“邑”在古文字中写作，上面的“口”表示一个有围墙相围的区域，下面的“巴”像—个跽跪的人，合在一起就表示有许多人居住在一起的安居乐业的城镇、城市。古代，战争频繁，有的部落或侯国可以通过战争掳掠奴隶，抢夺财富，为了保卫自己的“邑”，人们就在邑的四周建造高大、牢固的城墙，所以，“城”的本义就是邑的城墙，后来引申而指城镇、城市。“城里为邑，城外为郊，郊外为野”，有了城墙就有了界线，城的里面才是“市区”，城的外面就是郊区，远离城里的地方就是穷乡僻壤。
　　城市的人口、经济是会不断发展的，如城墙不倒的话，那么，邑的区域只能局限于城里，人们只有冲出城墙，到近郊发展。在汉语中，“厢”本来是指建筑中位于正殿、正堂两侧的偏殿、偏房，如民居中客堂两侧的房屋或房间称之“厢房”，“邑里为坊，邑外为厢”，“厢”就是城外人口密集并有一定商业活动的区域，当然，所谓的“城厢”就是指城和厢，也就是城里和城外人口居住集中的区域，这一点一定要聆清。
　　上海是元至元二十九年，即公元1292年置县的，由于许多原因，上海在建县后的二百余年并没有筑城，所以上海是一个“有邑无城”的邑城，也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明朝中期，中国近海倭患严重，明嘉清三十二年（1553年）上半年，上海多次遭倭寇抢劫，掠去财产无数，损失惨重，于是才开始筑城，并于当年筑成。上海城墙周九里，于是，一道城墙就确定了上海邑和郊，邑和厢的区域。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收复台湾，标志着沿海反清武装被肃清，两年后，康熙颁“弛海禁”令，结束了中国自明初开始的近海禁运政策，上海港的中心，即东门外与黄浦江之间的狭长地块成了繁忙的码头作业区和商业区，时人作竹枝词咏“一城烟火半东南，粉壁红楼树色参；美酒羹肴常夜五，华灯歌舞最春三”，在上海邑城外的东南部形成了“厢”，上海的城市面积不断扩大，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城市经济不断进步、发展。
　　上海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在1843年12月17日上海开埠后十年，上海的外贸总量超过广州而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上海也是西方列强在中国最早设立租界的城市。西风东渐，使上海从一个中国传统的城市蜕变为“十里洋场”，上海也是一个移民人口最多的城市，华洋杂处，五方杂处，变异的速度远大于遗传的能量，在上海开埠五十年后，上海就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际性的大都会。人们津津乐道于灯红酒绿，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上海的老城厢逐渐被人们淡忘。实际上，在上海城市发展历史上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直到今天，老城厢还保存着许多文物古迹，这些都是上海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记录，发掘历史就是要尊重自己祖先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希望这本小书，能为发掘，研究，传承上海文化起一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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