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内、朝廷与边疆：社会史视野下的明代宦官研究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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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宫内、朝廷与边疆：社会史视野下的明代宦官研究》在对明代宦官群体的整体研究的基础上对具有典型性的宦官进行个案分析。利用明代宦官墓志、碑刻等民间田野史料与官私文本的比对，视线从以往聚焦于个别宦官的政治阴谋，转向普通宦官的个人生命历程，可以发现我们以社会史史料为线索构建的宦官形象与以往的认识有很大的差别。通过刘氏兄弟、钱氏兄弟、高凤、麦福、陈矩等宦官个案，考察了明代少数民族宦官的行迹及其在明初国家边略中的角色、明代宦官的家族面貌、嘉靖朝宦官的政治处境与生态，以及宦官与所谓清流朝臣之间的复杂关联，从而反思以往对明末所谓“东林”、“阉党”的简单划分。宦官以与朝臣不同的途径踏入明帝国的政治舞台，在明代国家内廷、朝野乃至边疆占据重要角色，并且承担其整个家族的崛起与显赫，然而也正因宦官身份使靠其起家的家族将其从家族的历史记忆中被有意无意的抹去。

作者简介

　　齐畅，女，1979年生，吉林省吉林市人。2002年、2005年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先后获得历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10年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博士后流动站在站人员、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明史、东亚史的研究，侧重于明代宦官和东亚使臣。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与思路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一　相关理论的反思
二　政治史范式下的宦官问题研究
三　关于宦官的社会史研究
第三节　史料的分析与反思
一　传统文献史料的局限
二　墓志及碑刻史料与明代宦官研究
三　以碑刻为主的综合史料的运用
第四节　个案选择意义与论文结构
一　个案选择的意义
二　思路与结构

第二章　宦官在明代边略中的角色--女真宦官个案
第一节　宦官与明初东北边略--刘通、刘顺个案
一　少数民族宦官与明初的边略概况
二　刘氏兄弟入燕府
三　刘氏兄弟与靖难之役
四　刘氏兄弟的随驾出征
五　军功宦官的特别恩宠
第二节　宦官与皇权的渗透--钱能个案
一　钱氏一门四宦官
二　钱能出镇云南
三　宦官与皇权的运作
四　钱能得以善终
本章小结

第三章　武宗“八虎”新识--高凤及其家族个案
第一节　高凤的家族概况
一　恩荫一门
二　高凤侄孙--藏书家、目录学家高儒
第二节　知识宦官高凤
一　内书堂正途出身
二　弘治、正德日渐得宠
第三节　《实录》与墓志比对中的高凤形象
一　招权纳贿
二　高得林升职风波
三　高氏一族得以善终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嘉靖朝政局中的宦官--麦福个案
第一节　嘉靖初的政治环境与麦福墓志考
一　嘉靖初年的政治环境
二　麦福墓志考论
第二节　“大礼议”中的麦福
一　麦福与御马监草场的变革
二　麦福与裁革冗员
三　麦福与张延龄案
四　与议礼诸臣的关系看麦福在大礼议中的态度
第三节　麦福与嘉靖中后期政事
一　开司礼监掌印兼总东厂先例
二　麦福与庚戌之变
三　麦福与仇鸾倒台
本章小结

第五章　东林清流与宦官--陈矩个案
第一节　东林、阉党以及陈矩其人
一　“清流”与“阉党”
二　陈矩生平
第二节　阉党与清流之间
一　“国本案”中的陈矩与东林清流
二　宦官、清流之交--陈矩与沈鲤、李三才
第三节　清流与宦官的互动
一　主动结纳
二　讳言关联
本章小结

第六章　结论
第一节　墓志与文本：史料之间的对话
一　墓志的历史价值
二　墓志对古代文学的助益
第二节　宦官在明代国家机制中的作用
一　增加地方机构的灵活性
二　补相权之阙
附录　明代朝臣士大夫为宦官所撰墓志一览表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二高凤侄孙——藏书家、目录学家高儒
　　高风共有侄五人，景春、景文、得山皆为义官，并无官职，也没有相关记载。除了高得林，高凤另一位侄子高荣亦幸存有夫妻合葬墓志二方。为其妻左氏撰写墓志的杜曼有云“予与兰坡幼同乡塾”，兰坡即高荣之别号，说明高荣是读书出身，而“累举不售，正德初，诸父讳凤者官司礼监见宠……中书舍人”，又参修《历代通鉴纂要》，“书成叙劳，晋尚宝丞”。高荣事儒业，但累举不售，还是因高凤的恩宠得授为从七品的中书舍人①，高凤死后，又推恩由尚宝丞改升为锦衣卫指挥同知管事。文职变武职，但职位升至从三品，而后再升为指挥使。高凤墓志中载其有从孙六人：高淮、高友、高才俱锦衣卫百户；高万良、高瓒、高安贤为涿鹿卫户。考察高得林、高荣的墓志，这六人并非他们的后代，也不是高凤从孙辈的全部，因而其墓志略有遗漏。高得林有子二：高杰、高伟，高杰也因高凤恩荫授锦衣千户，但二人俱早卒。而高荣有子三：高儒、高位、高道儿。在高凤从孙这一代里高儒是有史可载的。高得林的墓志言其二子俱早卒，“犹子锦衣指挥儒”将其归葬，这里没有指明高儒的具体职位，而高荣墓志中言“儒虽荫武，而能博极群书，旁通诗赋，且深究诸兵家方略。”进一步说明高儒的锦衣指挥之职大概也是得到高凤的恩荫。高荣墓志中赞其子高儒博极群书，能文能武，这并非溢美虚言。笔者在尽量更全面搜罗高凤史料之时，赫然发现明正德、嘉靖年间的藏书家、目录学家涿州人高儒，正是高凤的从孙，高荣之子。
　　高儒在嘉靖十九年以家藏古籍及自己多年访求的古籍编纂成《百川书志》这一目录学著作。其中提到一部文集《兰坡聚珍集》（已佚），介绍道：“先父讳荣，字邦庆，涿鹿人也。先任尚宝丞，后转锦衣，积阶镇国将军，暇日取朝野交游题赠翰墨，及先哲图书，手自摹勒，集成数书，此集约收三代，毕载家储，上自王公国老，下及方外闻人，书法详明，诸体攸备，为后之选者设也。”①另外《百川书志》的序言中对高儒的行谊略有提及，“明涿州高儒，富藏书，撰《百川书志》二十卷”，“明时武人喜藏书者，惟高儒与陈第二人，陈藏不如高氏之多”。高儒为武弁，喜藏书，且著书，这与高荣墓志中对高儒的描述是相符的。杜曼为高荣之妻所撰的墓志载：“左氏既卒，其子儒衷衣徒跣，持茂才折月窟状，诣予请墓志铭。”由《百川书志》中的线索，我们方知，折月窟全名折桂，字天香，别号月窟，文武全才，著有《兵书必胜奇法》十二篇，是高儒的武艺老师。可见，高荣墓志中说高儒“深究诸兵家方略”并非虚言。高儒《百川书志》的序言中载：“追思先人昔训之言日：读书三世，经籍难于大备，亦无大阙，尔勉成世业，勿自取面墙之叹。”对于图书的来源，云：“闲居启先世之藏，发数年之积，不止万卷。”透露了高家三代人皆喜爱读书，因而藏书不止万卷之多。
　　借宦官势力起家并不是光荣的事，因而高儒在其编纂的书中只言读书三世，却并不提及那个带给高家显赫地位的父祖辈大太监高凤。宦官们的事迹、形象就是这样从各自的家族中被逐渐省略掉了。如果今天没有高凤及其家族墓志资料的出土，很难将目录学家高儒与这位权倾一时的大太监联系起来。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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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著作疑似博士论文改编或论文合集，具备扎实的学术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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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宦官研究成果颇多，作者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职责，不同性质的宦官及家族为研究对象。将宦官这一明代朝廷内外发挥重要作用的特殊群体写得很生动，很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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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明末清初文学家）编辑 张岱（1597年—1684年），又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天孙，别号蝶庵居士，晚号六休居士，汉族，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末清初文学家，散文家、史学家，还是一位精于茶艺鉴赏的行家。是公认成就最高的明代文学家，其最擅散文。他的散文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广览简取，《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是他的代表作。著有《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三不朽图赞》《夜航船》等绝代文学名著。 本 名张岱 别 称张维城 字 号字宗子，石公 号陶庵、天孙，别号蝶庵居士，晚号六休居士 所处时代明末清初 民族族群汉人 出生地浙江山阴 出生时间1597年 去世时间1684年 主要作品《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三不朽图赞》《夜航船》 目录 1人物生平 2人物评价 3个人作品 4轶事典故 1人物生平 编辑 高祖张天复，官至云南按察副使，甘肃行太仆卿。曾祖张元汴，隆庆五年（1571年）状元及第，官至翰林院侍 读，詹事府左谕德。祖父张汝霖，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官至广西参议。父张耀芳，副榜出身，为鲁藩右长史。张岱的出身，是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先辈均是饱学之儒，精通史学、经学、理学、文学、小学和舆地学。被舅父夸为“今之江淹”。天复、元汴父子曾撰修《绍兴府志》《会稽志》及《山阴志》，“三志并出，人称谈迁父子。”（《家传》）（下引张岱诗文及评论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夏咸淳点校的《张岱诗文集》者，均只注篇名）祖父汝霖，“幼好古学，博览群书。”（同上）至老，手不释卷。曾积三十年之精神，撰修《韵山》，后因与《永乐大典》类同而辍笔（《陶庵梦忆韵山》）。 张氏三世藏书，岱“自垂髫聚书四十年，不下三万卷。”（《陶庵梦忆三世藏书》）顺治三年（1646年）避兵入山，仅携带数箧书籍而行。而所存者为清兵所居，日裂以炊烟，以当箭弹。40年所积，荡然无遗。 张岱的出身，还是一个文艺之家。祖孙几代都工诗擅文，咸有著述。天复有《鸣玉堂稿》，元汴有《不二斋稿》，汝霖有《石介园文集》，耀芳“善歌诗，声出金石。”（《家传》）张氏从汝霖起，自蓄声伎，讲究此道。耀芳“教习小蹊，鼓吹戏剧。”（《家传》）到张岱这辈，则“主人精赏鉴，延师课戏，童手指千。蹊童到其家，谓‘过剑门’，焉敢草草。”（《陶庵梦忆过剑门》）他拜师学琴，习曲三十余首，指法“练熟还生，以涩勒出之。”（同上《绍兴琴派》）并“结丝社，月必三会之。” 西湖梦寻 西湖梦寻[1] （同上《丝社》）张岱仲叔联芳，“能写生，称能品”，与沈周、文征明、董其昌、李流芳辈“相伯仲”。又好古玩，富收藏，精鉴赏，“所遗尊罍、卣彝、名画、法锦，以千计。”（《附传》）张岱耳濡目染，亦自手眼不低，所作种种文物古玩之题铭，诸多磁窑铜器之品评，确为行家里手。 张岱生活于明朝末年。明中叶以后，宦官擅权，佞臣当道，特务横行，党争酷烈，内忧外患，愈演愈烈。贤能忠直，或被贬逐，或遭刑戮。与此同时，思想界涌现了一股反理学、叛礼教的思潮。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公开标榜利欲、欲为人之本性，反对理学家的矫情饰性，主张童心本真，率性而行。这无疑是对传统礼教的反叛，对程朱“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的挑战。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文人士子在对社会不满之余，纷纷追求个性解放：纵欲于声色，纵情于山水，最大程度地追求物质和精神的满足。他们一方面标榜高雅清逸，悠闲脱俗，在风花雪月、山水园林、亭台楼榭、花鸟鱼虫、文房四宝、书画丝竹、饮食茶道、古玩珍异、戏曲杂耍、博弈游冶之中，着意营造赏心悦目、休闲遣兴的艺术品味，在玩赏流连中获得生活的意趣和艺术的诗情；另一方面他们在反叛名教礼法的旗号下，放浪形骸，纵情于感官声色之好，穷奢极欲，焚膏继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张瀚《松窗梦语》卷七）如果说前者主要表现他们的避世玩世的话，那么后者主要发泄他们的傲世愤世。在张氏祖孙的交游中，不乏这样的文人名士。如徐渭、黄汝亨、陈继儒、陶望龄、王思任、陈章侯、祁彪佳兄弟等，正是这样的家庭出身，这样的社会思潮、人文氛围，造就了张岱的纨绔习气和名士风度，决定了他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琅嬛文集》的主要内容。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出自《自为墓志铭》）可谓纨绔子弟的豪奢享乐习气和晚明名士文人纵欲玩世的颓放作风兼而有之。张岱博洽多通，经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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