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新战国”时代，所谓“冷战”、“文明冲突”、“全球化”，不过是战国式竞赛的具体表现。在本书中，作者通过梳理吴文藻、费孝通的民族思想，强调中国是一个超民族、超社会的大体系，我们不应陷于“新战国”的思维圈套，而应回归到吴文藻、费孝通时代的宽阔视野，重新思考民族、国家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作者并沿着吴、费的思想理路，试图寻找中国这个“超体系”得以运转的机制所在。

作者简介

王铭铭，1962年生于福建泉州。厦门大学人类学硕士，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人类学评论》创刊主编。主要著作有《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逝去的繁荣》、《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人生史与人类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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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接下来，费先生强调，从考古学看，中国的人种和文化都是多元的。这里面有一句话跟我想说的很像，就是，从种族上讲，中华民族不是纯种的，从文化上讲，也不单纯。费孝通在这个部分罗列了很多考古学的成果，说明中国是有很多文化区的，这跟欧洲不一样。欧洲通常的情况是，在某一个古代文明的中心发现一个文化区，然后你会在它周边的文化区发现，它是从中央往四周传的。费孝通认为，在中国这个多元的舞台上有很多角色，它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凝结成为一个汉族，三皇五帝到夏商周，恰恰是汉族形成的两个重要阶段。当然，我们说这是古史传说阶段，但是这个古史传说你不能说它完全没有道理，同时它又可能反映了后世人对其族群形成的某种回忆。三皇五帝是怎么回事呢？他里面讲到很多很精彩的细节，比如跟蛮夷的斗争，比如把不服从的人送到很远的地方去，在这样一个“打”和“推”的过程中，形成了华夏这个中心。接下来还有很复杂的一个过程，谈汉族是怎么一步步形成的，我们没有时间细讲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点大家需要知道，就是三皇五帝之后的那个历史阶段。中国在分治的时代实际上是民族融合最多的时代，因为每个诸侯国为了增强自己的势力，首先必须吸收它周边的少数民族，使其成为自己军队的一部分，这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成为传统了。
到了秦汉的时候，汉民族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格局，草原民族也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格局，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二分状态。费孝通认为在农耕文化之外的地方，在匈奴出现之前是很多元的；而在很多国外汉学家的论述里面，这一块的统一是自古就有的。有意思的是，费孝通提到，中原在汉末以后，事实上是接纳了很多少数民族的因素，这表现在五胡十六国时代，大多数政权是少数民族在所谓的中原地带建立的。所谓“五胡乱华”，少数民族纷纷在中原地区建立他们的首府，反倒是保持汉人文明的人成了“夷”。到了唐代的时候，他提到一些细节，比如唐代的武将里面，有百分之十是少数民族，行政官员里面也有很多是少数民族。也就是说，即使在汉代以后，仍然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因素融进了汉族。接下来就谈到了北方民族，这段大概就是宋代到清代的历史，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满人。大概在唐以后，这些北方民族就不断地对中原的汉人朝廷形成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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