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和宗教（1905年12月3日〔16日〕）、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09年5月13日〔26日〕）、各阶级和各政党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1909年6月4日〔17日〕）、致阿·马·高尔基（1913年11月13日或14日）、致阿·马·高尔基（1913年11月14日以后）、致德·伊·库尔斯基（1918年11月25日）、俄共（布）纲领草案（1919年2月）党纲中宗教关系方面的条文、致B．巴赫瓦洛夫（1919年4月2日）、致中央组织局（1919年5月30日）。

说明
社会主义和宗教（1905年12月3日〔16日〕）
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09年5月13日〔26日〕）
各阶级和各政党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1909年6月4日〔17日〕）
致阿·马·高尔基（1913年11月13日或14日）
致阿·马·高尔基（1913年11月14日以后）
致德·伊·库尔斯基（1918年11月25日）
俄共（布）纲领草案（1919年2月）党纲中宗教关系方面的条文
致B．巴赫瓦洛夫（1919年4月2日）
致中央组织局（1919年5月30日）
致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瓦·亚·阿瓦涅索夫（1920年11月11日）
致彼·阿·克拉西科夫（1921年1月27日）
致格·瓦·契切林（1921年3月31日）
致维·米·莫洛托夫（1921年4月9日和21日之间）
对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党纲第13条的决定草案的建议（1921年5月18日）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
在列·达·托洛茨基的信上的批示（1922年5月15日）

摘录
每个人都有随便信仰哪种宗教的自由
社会民主党尊重一切真诚的宗教信仰
宣扬造神说是有社会和政治原因的
波格丹诺夫等人鼓吹把科学社会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
宗教问题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政党不是“私人的事情”
苏维埃共和国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
同宗教偏见作斗争必须特别慎重
不能把国家问题同宗教问题混为一谈
苏维埃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
注释
人名索引

作者介绍

文摘

苏尔科夫代表在国家杜马讨论正教院：预算案时的发言，以及下面刊登的我们杜马党团讨论这篇发言稿的材料，提出了一个恰巧在目前是非常重要的和特别迫切的问题。凡是同宗教有关的一切，目前无疑已经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注意，使接近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甚至某些工人群众感到兴趣。社会民主党当然应该表明自己对于宗教的态度。
社会民主党的整个世界观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声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它完全继承了法国18世纪和德国19世纪上半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历史传统，即无神论的、坚决反对一切宗教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传统。我们要指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看过该书的手稿），通篇都是揭露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杜林没有坚持唯物主义，给宗教和宗教哲学留下了后路。必须指出，恩格斯在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著作中责备费尔巴哈，说他反对宗教不是为了消灭宗教而是为了革新宗教，为了创造出一种新的、“高尚的”宗教等等。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
但是，恩格斯同时也多次谴责那些想比社会民主党人“更左”或“更革命”的人，谴责他们企图在工人政党的纲领里规定直接承认无神论，即向宗教宣战。1874年，恩格斯谈到当时侨居伦敦的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发表的宣言时，认为他们大声疾呼向宗教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指出这样宣战是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好手段。恩格斯斥责布朗基派不了解只有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从各方面吸引了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参加自觉的革命的社会实践，才能真正把被压迫的群众从宗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因此宣布工人政党的政治任
务是同宗教作战，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而已。1877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无情地斥责哲学家杜林对唯心主义和宗教所作的让步，即使是些微的让步，但也同样严厉地斥责杜林
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禁止宗教存在这一似乎是革命的主张。恩格斯说，这样向宗教宣战，就是“比俾斯麦本人还要俾斯麦”，即重蹈俾斯麦反教权派斗争这一蠢举的覆辙（臭名远扬的
“文化斗争”，Kulturkampf，就是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用警察手段迫害天主教，反对德国天主教的党，即反对“中央”党的斗争）。俾斯麦的这场斗争，只是巩固了天主教徒的好战的教权主义，只是危害了真正的文化事业，因为他不是把政治上的分野提到首位，而是把宗教上的分野提到首位，使工人阶级和民主派的某些阶层忽视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迫切任务而去重视表面的、资产阶级虚伪的反教权主义运动。恩格斯痛斥了妄想做超革命家的杜林，说他想用另一种方式来重复俾斯麦的蠢举，同时恩格斯要求工人政党耐心地去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使宗教渐渐消亡；而不要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这个观点已经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接受，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张给耶稣会士以自由，主张允许他们进入德国国境，主张取消对付这种或那种宗教的任何警察手段。“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是爱尔福特纲领（1891年）的一个论点，它确定了社会民主党的上述政治策略。
这个策略现在竟然成为陈规，竟然产生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歪曲，使它走向反面，成了机会主义。有人把爱尔福特纲领的这一论点说成这样，似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我们的党，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对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对于我们党来说，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在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没有同这种机会主义观点进行直接的论战，但是他认为必须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不过不是用论战的方式而是采用正面叙述的方式。就是说，当时恩格斯有意地着重声明，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对于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本身、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政党来说决不是私人的事情。
从外表上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问题表示意见的经过就是如此。那些轻率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人，那些不善于或不愿意动脑筋的人，觉得这种经过只是表明马克思主义荒谬地自相
矛盾和摇摆不定：一方面主张“彻底的”无神论，另一方面又“宽容”宗教，这是多么混乱的思想；一方面主张同上帝进行革命的战争，另千方面怯懦地想“迁就”倌教的工人，怕把他们吓跑等等，这是多么“没有原则”的动摇。在无政府主义空谈家的著作中，这种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可以找到不少的。
可是，只要稍微能认真一些看待马克思主义，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就能很容易地看出，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策略是十分严谨的，是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周密考虑的；在迂腐或无知的人看来是动摇的表现，其实都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出来的直接的和必然的结论。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宗教采取似乎是“温和”的态度是出于所谓“策略上的”考虑，是为了“不要把人吓跑”等等，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路线，也是同它的哲学原理有密切关系的。
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反对极右派、反对教权派和政府，清楚地表明了资产阶级对教会和宗教的态度，这就大大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任务，立宪民主党人和所谓进步
派的合法刊物，现在特别注意旧教派的问题，注意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一道反对政府的问题，注意他们“已经开始实行”——虽然是小规模地实行——10月17日所答应的“改革”。然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原则方面的问题，即包括想取得民主派称号的立宪民主党人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对宗教和教会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我们不应当让一些比较枝节性的问题——如旧教派同占统治地位的教会的冲突问题，同旧教派有联系的、甚至在经费方面部分地依赖旧教派的十月党人（据说，《莫斯科呼声报》就是旧教派出钱办的）行为如何的问题——把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政策这一根本问题掩盖起来。
请看乌瓦罗夫伯爵的演说，此人虽然退出了十月党党团，但按其倾向来说是十月党人。他在社会民主党人苏尔科夫之后发言，一开始就反对把问题提到工人代表所提出的那个原则基础
上去。乌瓦罗夫只是攻击正教院和正教院总监不愿向杜马报告教会的某些收入和教区开支总额。十月党人的正式代表卡缅斯基也是这样提问题（4月16日），他要求恢复教区“以利于正教的巩固”。所谓的“左派十月党人”卡普斯京更加发挥了这种思想，他喊道：“如果我们看一看人民的生活，看一看农村居民的生活，那么我们立刻就会看到一种可悲的现象：宗教生活动摇了，居民道德体系的的和惟一的基础动摇了…… 用什么来代替罪恶的概念，用什么来代替良心的启示呢?要知道，这是不能用阶级斗争或者某一阶级的权利的概念来代替的，这种已经进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概念是可悲的。为了使宗教这种道德基础能继续存在，能为全体居民所接受，必须让传教者享有一定的……”
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想巩固宗教，想加强宗教对群众的影响，他们感到“穿着教袍的官吏”降低了教会的威信，已经不中用了，过时了，甚至给统治阶级带来了危害。十月党人攻击教权主义的措施和警察监护，是为了加强宗教对群众的影响，是为了用比较精巧、比较完善的愚民办法来代替某些过于粗暴、过于陈旧、过于腐朽而不能达到目的的办法。警察式的宗教已经不足以愚弄群众了，那就给我们一种更文明、更新式、更灵活、更能在自治教区起作用的宗教吧，——这就是资本向制度要求的东西。
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一般任务，所有要点托洛茨基同志在第1—2期合刊上已经谈过了，而且谈得很好。我只想谈几个问题，把杂志编辑部在第1—2期合刊的发刊词中所
宣布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计划规定得更确切一些。
这篇发刊词说，团结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周围的不全是共产党员，然而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认为，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的这种联盟是必要的，而且正确地规定了杂志的任务。如果共产党员（以及所有成功地开始了大革命的革命家）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大危险的错误之一。恰恰相反，要使任何一件重大的革命工作得到成功，就必须懂得，革命家只能起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必须善于实现这一点。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在各种活动领域中，不同非共产党员结成联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有成效的共产主义建设。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所担负的捍卫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也是如此。可喜的是俄国先进社会思想中的主要思潮具有坚实的唯物主义传统。且不说格?瓦?普列汉诺夫，只要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够了，现代的民粹派（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等）由于一味追随时髦的反动哲学学说，往往离开车尔尼雪夫斯基而倒退，他们被欧洲科学的所谓“新成就”的假象所迷惑，不能透过这种假象看清它是替资产阶级及其偏见和反动性效劳的不同形式。无论如何，我们俄国还有——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疑还会有——非共产党员的唯物主义者，而吸收一切拥护彻底的战斗唯物主义的人来共同反对哲学上的反动，反对所谓“有教养
社会”的种种哲学偏见，是我们不可推委的责任。老狄慈根（不要把他同他那自命不凡而实际上毫无成就的著作家儿子混为一谈）曾正确地、中肯地、清楚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对盛行于资产阶级国家并受到它们的学者和政论家重视的那些哲学流派的基本看法，他说：当今社会中的哲学教授多半实际上无非是“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
我们俄国那些喜欢自命为先进人物的知识分子，同他们在其他各国的伙伴们一样，很不喜欢用狄慈根所说的评价来考察问题。他们所以不喜欢这样做，是因为真理的光芒是刺眼的。只
要稍微深入思考一下当今那些有教养的人在国家政治、一般经济、日常生活以及其他方面对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依赖，就可以了解狄慈根这句一针见血的评语是正确的。只要回
顾一下欧洲各国经常出现的时髦哲学流派中的多数流派，哪怕只回顾一下由于镭的发现而兴起的哲学流派，直到目前正在竭力抓住爱因斯坦学说的哲学流派，就可以知道资产阶级的阶级
利益、阶级立场及其对各种宗教的扶持同各种时髦哲学流派的思想内容之间的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