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常常对人表示我不是一个学者。……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本着自己思想而去实行、实践的人，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一生受两大问题的支配：一个是中国问题，再一个是人生问题。我一生几十年在这两大问题支配下而思想而活动——这就是我整整的一生。
　　 ◎从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宗教、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被人看作是哲学家。从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参加了中国革命，并至今投身社会运动。
　　 ◎“人生向上，伦理情谊”两句话是我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理解认识，亦是其概括，同时亦是对人类前途的理想所寄。
　　 ◎我觉悟到中国人不能用西洋制度，于是吾人遂觉悟到一切政治制度于我们皆用不上。换句话，要吃现成饭是不行的，必须自己创造。
　　 ◎凡我在抗战中努力的事，其实都是抗战前一向所努力的。再则，就是将来抗战完了后，我要努力的事仍不外此。……我努力的是乡村建设，人人皆知。
　　 ◎假如不是今天有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我始终会认定我走的是中国革命正确之路，始终不会发觉自己是改良主义。
　　 ◎取天下容易，治天下却不容易。……“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是我一向的口号。

内容简介

　　梁漱溟是现代中国著名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作品，始终坚持独立思考、特立独行、表里如一。人们在服膺他的思想的同时，尤为钦佩他的人格。
　　梁先生曾经说过：“我一生受两大问题的支配：一个是中国问题，再一个是人生问题。我一生几十年在这两大问题支配下而思想而活动——这就是我整整的一生。”
　　为帮助一般读者更好地了解梁先生为中国、为人生而思想和活动的实践，理解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在编选梁先生关于人生问题的短文集《我的人生哲学》之后，又从梁先生公开发表的著作中，选取他自述和解剖自己成长过程、人生经历和思想的作品，编辑了《梁漱溟自述：我是怎样一个人》。如果说，《我的人生哲学》主旨是反映梁先生对人生问题的看法和思想，《梁漱溟自述：我是怎样一个人》则主要是通过梁先生的人生实践，使读者具体感受其做人的品格、一生的追求和境界，体味他人生成就的底蕴所在。在一定意义上说，有自传的意味。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1917年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倡导乡村建设运动。1939年见团结抗战大局有不能贯彻始终之虞，和几个中间性小党派共同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为进一步实现此一宗旨，将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为国内和平奔走于国共两大政党之间。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为怎样发挥诤友作用与毛泽东发生争论，被称为“反面教员”。他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并不赞同，对“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期开展的“批孔运动”更是明确表示反对。
梁漱溟自青年时代起相信人类未来必归于社会主义，人类将从中国文化汲取营养。17岁时认定唯佛家的宇宙观最正确，十年后领悟儒家精神最适合于社会大众，遂以“不住涅檠，不舍众生”对自己，而以传播儒学为毕生职志。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1）、《乡村建设理论》（1956）、<中国文化要义》（1949）、《人心与人生》（1980）等，有《梁漱溟全集》八卷存世。

内页插图

我的成长
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我的父亲
一个瘠弱而又呆笨的孩子
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
从课外读物说到我的一位父执
自学的根本
五年半底中学
中学时期之自学
自学资料及当年师友
初入社会
激进于社会主义
出世思想
学佛又学医
父亲对我信任且放任
当年倾慕的几个人物
思想进步的原理
东西文化问题
回到世间来

在北京大学
我到北大任教的经过
当时有关佛学的其他讲座
哲学系的盛况
蔡校长在北大的一段历史意义不寻常
雄辩会
行知会

致力乡村运动
我为何有“乡村建设”的主张
我致力乡村运动的回忆和反省

抗战以来自述
1941年二三月间的一段经过
“七七”以前的讲演
“八一三”以前的文章
国防参议会
访问延安
国民参政会
改善兵役运动
解决党派问题的我见
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
统一建国同志会
上年4月间的一个提案
总结全文

调查李闻案
回忆参加调查国民党暗杀李闻案
李闻案调查报告书

为民主建国奔走
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我的努力与反省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历
我的思想历程
自我评价

精彩书摘

关于国防参议会，邹韬奋先生的《抗战以来》第四节《参政会的胚胎》曾加叙述。但其中所述，不无记错之处。即如原书说，国民政府8月底集合全国各党派领袖们组织国防参议会云云；其实“八一七”就举行第一次会了。那天是夜间集会的，到的人有张伯苓、胡适之、周恩来、蒋百里、李璜、傅斯年诸先生。在上海的沈钧儒、黄炎培等各位尚未赶到。因聘书15日才送出。秘书长是彭学沛（交通次长兼任），不是甘乃光。甘先生只在临末了，参议会将结束，才来担任几天。
我想分几层来叙述叙述：
（一）这个会无疑地是民主在抗战期间的萌芽（邹先生语）。从内容人物来看，几乎全是在野的，党外的。即为国民党的，或系素不接近中枢的，如马君武先生。这种精神，的确表见政府要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的意思。从这个会追上去，便是庐山谈话会。再可追溯到“一·二八”那年的洛阳国难会议，其命意和性质皆大致相同。
从国难初起的国难会议，直到今天的国民参政会，实是一脉下来，平时并没有这种集会，更未成立为机关。而由国难逼来，则马上召集之，就充分证明其为这时所必需。翻过来，平时政府固不见得找这些人来中央，而这些人在平时亦未见得愿意来。（我倒无所谓，平时政府召集内政会议，教育会议，乃至财政会议，我都来过。）今天政府愿意大家来，大家亦愿意来，一面是政府开诚延纳，一面是大家竭诚拥护。团结在此，民主在此，统一在此，进步在此。气象光昌，三十年来所未有；谁说敌人不大有造于我！
（二）任何一桩事，不要看外表形式，而看其有无一段真意存于其间。国防参议会虽小，形式多不具备，而我感觉却还不错，似较今天的国民参政大会还好些。这就是初起时，意念较真。论人数虽后来增至廿五六人，而开会时总不过十余人，可谓甚小。人所以到的少，例如蒋百里先生、胡适之先生均即奉命出国，毛泽东先生在延安没来，周恩来后亦不到，黄炎培沈钧儒二公常往来上海，张耀曾、颜惠庆两位讫未入京，晏阳初先生和我亦是往来不定。但正因人少，精神凝聚，谈话亲切，亦从容随便。这样倒使彼此少隔阂，而易沟通。开会时间亦多，多时每周至四次（当九国公约在北京开会之时，为听取国际消息）。有不少军事外交财政金融上较机密的事亦可知道一点，亦正为其人少之故。到后来参政大会上，几百人在座，政府便不肯拿出报告了。参政大会先是三个月一集会，后改半年一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