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是人类生活中的主要饮料之一。中国制酒源远流长，品种繁多，名酒荟萃，享誉中外。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约在三千多年前，商周时代，中国人独创酒曲复式发酵法，开始大量酿制黄酒。约一千年前的宋代，中国人发明了蒸馏法，从此，白酒成为中国人饮用的主要酒类。酒渗透于整个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从文学艺术创作、文化娱乐到饮食烹饪、养生保健等各方面在中国人生活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本书是《中国读本》系列中的一本，介绍了中国酒文化。

内容简介

《中国读本》系列涉及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本书是该系列中的一本，介绍了中国酒文化，书中包括了：酒之源、酒之德、酒以成礼、《周易》与酒、酒道十七段、酒人九品、酒之惑、酒星与酒、晏子讽喻等内容。

作者简介

胡小伟，1945年生于成都。1967年大学毕业。1978年考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红楼梦》研究专业。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参与《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及《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明清小说的撰稿或副主编工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中国小说史或中国文化史论文近百篇，编辑或主编《红楼梦研究集刊》、《闲磕几》等。曾任中央电视台多个文化类节目策划、撰稿及凤凰卫视中文台《开卷有益》特邀主持人。著有《中国文化史研究·关公信仰系列》五册。

导言
第一章酒之源
一猿猴造酒
二仪狄造酒
三杜康造酒
四古史与酒
第二章酒之礼
一《酒诰》与酒
二《周易》与酒
三酒星与酒
第三章酒之德
一晏子讽喻
二孔子申诫
三历代论述
第四章酒之仪
一有度不乱
二尊老尚贤
三酒以成礼
第五章酒之令
第六章酒之宴
第七章酒之仙
一饮宗孔子
二酒人九品
三酒量排行
四酒道十七段
第八章酒之文
一酒之兴
二酒与诗
三酒与店
第九章酒之惑

精彩书摘

春秋时期，诸侯弃酒礼于不顾，史籍多有记载：《左传》襄公三十年：“郑伯有嗜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朝至未已。”《晏子春秋·谏上》：“齐景公饮酒七日七夜，不纳弦章之谏。”《新序》六：“赵襄子饮酒，五日五夜不废酒。谓侍者曰：‘我诚邦士也夫，饮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优莫曰：‘君勉之，不及纣两日耳。纣七日七夜，今君五日。”’优莫还讽谏他说：“桀纣之亡也，遇汤武，今天下尽桀也，而君纣也，桀纣并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足见此风之盛。
按照古礼，夜饮为淫乐。饮酒夜以继日，礼崩义废，证明新的道德生活方式还没有在社会生活中确立起来，无怪儒家忧心忡忡。社会上层腐化如此，民间酤饮亦无禁忌。这时“工商食官”的旧体制已经瓦解，私营工商业异常活跃，酤酿求售便是其中一个重要行当。《诗·小雅·伐木》：“有酒渭我，无酒酤我。”《韩非子·外储》：“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都是反映这方面情形的有力证明。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面对新的社会状况，孔子思想中不可能不有所反映与触动。一方面，科技进步不可能逆转；另一方面，嗜酒之风需要节制。值得注意的是，经孔子删削整理的六经中，没有提到“仪狄作酒”和“禹恶旨酒而好善言”这个绝对禁酒的故事。但孔子不著录这事的原因，似不在于不语“乱、力、怪、神”，而在于孔子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白酒问事以来，酒行为便成为一种社会存在，有其延续的合理价值。一味禁戒不是办法，也无从办到。况且，肇乱之源并不在于酒本身，也不丰于饮酒行为之中，而在于人欲贪婪和无节制的滥饮。上古那种相当绝对的禁酒办法与“中庸”之道不合，已属相对落后。改良的办法是要规定一些具体的道德约束和礼仪制度，循循善诱，进行自我约束，辅助酒禁的实施，因而孔子提倡酒德是很自然的事情。
禁酒之教，是上古农业文明的遗产。孔子和儒家文化并没有抛弃这一点，而是将它与酒政管理结合一体。几千年来，酿酒业在小农经济的制约下，始终和民本(人口)问题、粮食问题以及天灾人祸相冲突。人多粮少，神多酒稀，不酿不祭不成，滥饮不禁也不成，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只能是禁酒原则指导下具体的酒政措施。儒家赞赏的酒政管理，体现在《周礼》一书中。《周礼·秋官》有萍氏之职：“萍氏掌国之水禁。几酒、谨酒。”几(讥，通稽)酒即“苛察沽买过多及非时者”，“使民节用酒也”。这与《尚书·酒诰》中“无彝酒”的要求相符合。
《周礼·地官》司市下设司蔬一职：司■“掌宪市之禁令，禁其斗嚣者、与其虢乱者、出人相陵犯者、以属游饮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则搏而戮之。”这与“执群饮”的禁令也相吻合。
萍氏、司■，都是对付民间饮酒的，贵族统治者自己则设酒官，有限度有节制地供给王室和大臣们用酒。《周礼·天官》特设酒正一职：“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凡为公酒者亦如之。”式法是作酒的程式方法，授酒材是授人以粮食、曲蘖之类的制酒原料。为公酒者，指为公事而作酒，必因有事而授酒材，故亦称之“事酒”。酒正为酒官之长，属下还有酒人、浆人等：“酒人掌为五齐三酒，祭祀则共奉之”，“浆人掌共王之六饮”。酒官之设，是与“饮睢祀”、“禁沉湎”的原则相一致的，可见命意之深。
总之，孔子和儒家的“酒禁”、“酒政”观念都要求官员和民间都节制酒的消费，而非完全断酿酒、饮酒。孔子终究懂得，酒是一种双重事物，“本为祭祀，亦为乱行”，虽可“起造吉凶”，但“德昏政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事。所以他在《大戴礼记》中又说：
公曰：“所谓失政者，若夏商之谓乎？”
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夺之魄，不生德焉。”
公曰：“然则何以谓失政？”
子曰： “所谓失政者：疆蒌未亏，人民未变，鬼神未亡，水土未姻；糟者犹糟，实者犹实，玉者犹玉，血者犹血，酒者犹酒。优以继堪，政出自家门，此之谓失政也。非天是反，人自反。臣故日君无言情于臣，君无假人器，君无假人名。”
公曰：“善哉！”
这样外貌安然，上下逸乐，继之以忍，“政出自家门”，“非天是反人自反”，是其所以失政的根本原因。但毕竟“酗酒废政”是为孔子所鄙薄的事情，这里既含有对酒的谏诚，也含有对人的指责。孔子和儒家伦理哲学的核心是“仁”和“礼”，酒德和酒禁体现了一个“仁”字，而酒礼则直接出于《周礼》。
孔子与儒家的酒文化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汉以后，统治者以孔教为正统，士人对儒家经典十分追恋，十分迷信。无论是研究各代政策制度的专著《文献通考》，还是荟萃百家之言的巨典《古今图书集成》，记酒事均先就《尚书》和《周礼》说起，“几酒”、“谨酒”、“礼酒”的原则长时期内被人们奉为金科玉律，从而将儒家的酒德观念抬高到中国酒文化体系中的显赫地位。
自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初榷酒酤”以来，一种新的酒政思想(榷酒、税酒)开始抬头，并向儒家的酒德思想提出挑战，禁酒和榷酒成为历代频繁争论的重大理论问题。主张税酒、榷酒的人大多基于国家财政观点，而主张禁酒政策的无一不是追随孔子之说。从国家财政的实际出发，酒税、酒利难以割舍，因而酒税、榷酒政策历代均有保留，在实践中直接为治人者所用。然而酒礼、酒德、酒禁的思想，借助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在意识形态和上层领域却有广泛影响，特别是当“年荒谷贵”，“民食匮乏”之际，更直接转化为政策禁令，屡屡获得实施，因而禁酒的记载，历代也史不绝书。
苏轼、邱浚和顾炎武便是后世提倡儒家酒德文化比较典型、比较著名的几位人物。宋代苏轼是反对新法中确立理财观点，推崇周公禁酒正德的。他说：
自汉武帝以来至于今，皆有酒禁，严刑重赏而私酿终不能绝。周公独何以能禁之？曰：周公无所利于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责之学，乙笞其子而夺之食。此周公之所以能禁酒也。
苏东坡他不只反对榷酒病民，夺人之食，进而宣扬“重德教轻功利”，维护“先圣”禁酒之训。这一点，他的弟弟苏辙说得更明白：“故世之君子，能观《既醉》之诗，以和平其心，而又观夫《抑》与《酒旖》之篇，以自戒也，则五福可以坐致，而六极可以远却。而孔子之说所以分而别之者，又何足为君子陈于前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