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兩千多年來綿延發展不絕,其起源之早、成熟之速,尤冠於全球。史官逐日即時記載天下事,是史學上的盛事;社會人群維護歷史的尊嚴,是民族文化重視史學的盛況;歷史著述,有無限堅實的資料作依據;歷史內容,冶真、善、美的史事於一爐;史學家的考據長技、卓越識見,能寫成「成一家言」的實錄;左傳、史記、漢書逐放萬丈光芒於史學叢林。史學在中國,自商周發源,至兩漢時代,即燦爛輝煌,臻於成熟,在世界史學史上,是極富意義的。西方同時期希臘、羅馬的史學,差之不可以道里計,中國史學實為世界最大遺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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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有关中国历史学的历史。
评分什么西方学者应该审查东方。研究东方学问的人可能不原惊我,但是如果我说西方学者必须注意中国仅是为了习知历史学(historical Scholarship)如何可能走错路就好了,他们将会了解我。”(注三三)
评分杜维运先生作品
评分以发现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使你不断地改正错误,摆正自己前进的方向。所以,图
评分阅读开始于附录《章学诚的史学》,“在清朝的乾嘉、嘉庆时期,考据之学发展到了鼎盛阶段。经学领域当然不用说,即便史学出现了钱大昕、王鸣盛等一批考据学大家,因此,当时史学的发展可说已完全倾倒于考据学风了。”(译文第370页),原文是这样的:“清朝の乾隆嘉慶の時代は考據の學が全盛を極めた時であつて、經學は勿論史學に於ても考據の大家たる錢大 ?王鳴盛などといふ人が出て、史學の風潮を全く考據に傾けたのであつた。”这本是内藤先生在日本大阪怀德堂的演讲,极具口语化的日文风格,本不易转译(听的语言很难翻译成看的语言),至少直译成汉语显然是不符汉语书写风格的,结果就出现了上述似是而非的翻译,对于特别注重作者行文风格的我来说,即便是左思右想,还是一头雾水,这种怪异的翻译会时时碰到,不免使我兴致大减,愤愤然,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中国学者都哪里去了?
评分很好,很好的书!很好,很好的书!很好,很好的书!很好,很好的书!
评分《中国史学史(套装共3册)》包括:《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国史学史(第二册)》、《中国史学史(第三册)》。从一九八七年的春天,我正式开始撰写《中国史学史》,到二○○四年的六月,第三册问世,前后历时十七年。旷日持久,不堪回首。惟写史年岁,难以精确计算。十年二十年一直写一部书,心无旁骛,是极为不可思议的。撰写前所做的酝酿工作,也甚为耗费时间。我在大学时代,即做了史学史上的纠谬工作。所写<廿二史剳记考证>一文,费时将近两年。接着撰写赵翼、王鸣盛、钱大昕、全祖望、章学诚、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万斯同、戴名世、钱谦益等史学家的史学,耗时在十年以上;负笈英伦,扩展史学视野到西方世界写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又数历寒暑。如此算起来,应是增加了另外一个十七年。然而在一九九七年当我写完此书的第二册以后,兴起而写中国通史者三年,那么撰写十七年,又不是一个很精确的数字了。写史年岁,确定非易。论定《史记》历二十余年写成,《新唐书》历十七年写成,《资治通鉴》历十九年写成,只是檄论,其中多少有其弹性。 《中国史学史(套装共3册)》包括:《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国史学史(第二册)》、《中国史学史(第三册)》。从一九八七年的春天,我正式开始撰写《中国史学史》,到二○○四年的六月,第三册问世,前后历时十七年。旷日持久,不堪回首。惟写史年岁,难以精确计算。十年二十年一直写一部书,心无旁骛,是极为不可思议的。撰写前所做的酝酿工作,也甚为耗费时间。我在大学时代,即做了史学史上的纠谬工作。所写<廿二史剳记考证>一文,费时将近两年。接着撰写赵翼、王鸣盛、钱大昕、全祖望、章学诚、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万斯同、戴名世、钱谦益等史学家的史学,耗时在十年以上;负笈英伦,扩展史学视野到西方世界写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又数历寒暑。如此算起来,应是增加了另外一个十七年。然而在一九九七年当我写完此书的第二册以后,兴起而写中国通史者三年,那么撰写十七年,又不是一个很精确的数字了。写史年岁,确定非易。论定《史记》历二十余年写成,《新唐书》历十七年写成,《资治通鉴》历十九年写成,只是檄论,其中多少有其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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