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国人知识结构的质变，第一代科学家群体的登台，与世界接轨的科学体制的建立，现代科学技术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就的取得，都发生在20世纪。自1895年严复喊出“西学格致救亡”，至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科教兴国”的国策，百年中国，这“科学”是与“国运”紧密关联着的。百年中国的科学，也就有太多太多的行进轨迹需要梳理，有太多太多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可能是格于专业背景方面的条件，治通史的学者较少关注科学事业的发展，专习20世纪科学史者起步较晚，尚未形成气候。无论精治通史的大家学者，或是研习专史的散兵游勇，都共同面临着一个难题——史料的缺乏。
史料，是治史的基础。根据20世纪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特点，搜求新史料的工作主要涉及文字记载、亲历记忆、图像资料和实物遗存这四个方面。
20世纪对于我们，望其首已遥不可及，抚其尾则相去未远。亲身经历过这个世纪科学事业发展且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和领导干部，大都已是高龄。以80岁左右的老人为例，他们在少年时代亲历抗日战争，大学毕业于共和国诞生之初，而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黄金十年时期（1956-1966）则正是他们施展才华、奉献青春、燃烧激情的岁月。这些留存在记忆中的历史，对报刊、档案等文字记载类史料而言，不仅可以大大填补其缺失，增加其佐证，纠正其讹误，而且还可以展示为当年文字所不能记述或难以记述的时代忌讳、人际关系和个人的心路历程。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失败挫折和灵感顿悟，学术交流中的辩争和启迪，社会环境中非科学因素的激励和干扰等等，许多为论文报告所难以言道者，当事人的记忆却有助于我们还原历史的全景。
湖南教育出版社欲以承担挖掘和抢救亲历记忆类史料为己任，于2006年启动了《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的工作计划，在学界前辈和同道的支持下，成立了丛书编委会，于科学史界和科学记者群中招兵买马，认真探索采访整理工作规范和成书体例。通过多方精诚合作，在近两年中已出版图书20种，得到了学术界和读者的认可。
作者简介
薛攀皋（1927-），福建福清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51年毕业于福州大学生物系，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院部，从事生物学科研组织管理工作，历任见习科员、科员、生物学部办公室副主任、生物学部副主任等职，1956-1966年间先后兼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科委的生物学组秘书。曾获1988年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励。熊卫民（1974-），湖南南县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主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史研究。著有《合成一个蛋白质》《邹承鲁传》《从合成蛋白质到合成核酸》《金霉素·牛棚·生物固氮——沈善炯传》等。
目录
引言第1章 父亲
多灾多难的小农家
勤工俭学改变命运
执教融美四十余年
清贫但温馨的家庭
退休后参政议政
过世后被抛出作为“靶子”
第2章 青少年时代
生活于战乱之中
初中一度失学
英华中学
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和公立福州大学
福建省应届大学毕业生集训班
第3章 在中科院建院之初
分工和定级
职业教育与岗位优势
日常工作和对外联络
四件特殊工作
曹日昌和科学院的人才引进工作
高教部与中科院抢人才
生物口的学习苏联运动
科学院与全国科联、全国科普、中宣部科学处
从行政领导到学术领导
学部委员的遴选
第4章 生物口早期的科研工作
自然资源考察
昆虫所的几项研究
抗生素的研制
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的几项研究
基本图志
1956年度科学院科学奖金
不宜低看张稼夫和丁瓒
第5章 科学“大跃进”
“党必须绝对领导科学”
科学院机构、人员大膨胀
誓师、打擂台和献礼
消灭麻雀
十三陵水库建设
……
第6章 调整政策和恢复秩序
第7章 蹉跎岁月
第8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科学院学部
第9章 专题访谈
附录
后记
精彩书摘
《科研管理四十年：薛攀皋访谈录/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初中一度失学
薛：1941年4月19日，我读初中二年级下学期时，福州、福清第一次沦陷。卫理公会教育部决定，将当时卫理公会在福州、福清、平潭以及还没被日军占领的古田、闽清等县办的10所初中迁到顺昌县元坑镇去，成立卫理联合初级中学。这个地方距福清很远，位于闽西，都靠近江西了。我们学校师生分几批走，先步行近千里到南平市，再从南平坐小船过去。这次依旧是父亲留龙田守护学校。
到了最后一批师生要转移时，我父亲都还没有透露我要不要跟着走。我父亲为人严肃，平常极少与子女交流，只是到我们去外地读书的前一天晚上，才会跟我们谈话。所以我一直等啊等，最后一批出发前的那个晚上，我终于按捺不住去二楼他的工作室兼卧室找父亲。我问他：“明天大家都走，我是不是跟着走？”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脸朝外，就说了两个字：“钱呢？”然后眼泪大滴大滴往下掉。我也跟着哭了。我一点都不怨恨他。作为老师，竟然不能让自己的孩子继续上学，这是怎样一种痛苦啊。从这时起，我开始体会到父母的艰难，变得懂事些了。我没能跟着最后一批师生走。直到第二年秋私立卫理联合初级中学解散，融美初中迁回龙田办学后，我才复学，重读初中二年级。
学校迁走了，父亲一个人留守护校。为了母亲、我与两个妹妹的安全，他坚决不许我们与他一起护校。他把我们四人安排到积库村避难。临别时，父亲叮嘱，万一日本兵来，你们就一直往西跑，西边都是山。6月中旬的一天，天不亮我们就听见打追击炮的声音——日军来扫荡了。我们就赶紧沿着父亲以前指的路一直向西走。结果刚走到山脚下，就听到机关枪从山上往下扫射。原来日军兵分三路，这边也有一路，且已占领村西的山头！我们没办法，就拼命往村南方向跑，逃到江镜村教堂暂住。教堂里有我们熟悉的人，供我们吃住。几天后日军撤走了。我们回积库村住地，发现我的卧室被日军迫击炮击中，庆幸的是那枚炮弹没爆炸。当天，我们就告别房东，迁到下和洋村，在那一直住到9月3日福州、福清光复。
大概是经历了失学和逃亡的磨难，我从非常无知走向成熟，开始懂得要爱自己的父亲母亲，体谅他们。我以前在家基本不劳动。逃亡中，每逢柴火不够用，我就去松林用耙子耙松针杂草；我还学会了像农民一样挑一大担井水或粪便。回到学校家中后，我保证水缸里的水总是满的。后来可能是父亲写信到上海，把这些事情告诉了我大姐，她好不容易给家里寄封信时，给我写了一句话：“听说你有进步，很高兴。”这可能确实是我学习生活的一个新起点。
熊：融美学校的教学质量如何？
薛：我们的初中和附小的教学质量都是可以保证的。融美的师资不错，教师既有大学毕业的，也有高中毕业的，多数是校友。出于对母校的爱，他们并不计较工资高低，工作普遍很认真，一方面认真教学，严格管理，另一方面又在生活上爱护学生。学生多数是农村的，少数周围小镇的，普遍出身贫苦，因此只要有读书机会，学习就非常努力。这些因素形成了学校浓郁的学风。每次会考，这所学校的成绩都在县里其他几所中学之上。有个叫程序的校友后来参加革命，解放后做过福建省委书记。当时他家离县城很近，却非要到龙田来读书。他在我父亲的纪念文集里写了一篇文章，说融美学校有两个传统，一个是革命传统，一个是学习传统，应继续发扬这两个光荣传统。①他把这两个传统归功于我父亲办学严格。但其实是父亲的前辈奠定了这个学校的基础，在我父亲之前的培元书院老院长方鲍参，还有一个叫黄治基的监学，都很不简单。他们倾向于同情辛亥革命，严格办学。我父亲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接他们的班，来承担自己的责任的。
除省委书记外，这所小小的学校还出过不少革命战士、著名学者，其中包括三位科学院院士，分别为研究大气物理的高由禧②、研究地球物理的曾融生③、研究计算机的张钹④。
熊：教会干涉学校的教学吗？
薛：一般不干涉。课程设置与教会没有多少关系。早期宗教课是必修的，我父亲在位任校长时改成选修，后来它连选修课的资格也没了。学校设有董事会，由教会的人和一些校友组成。他们决定学校的重大事项和重要的人事任命，但不太干涉教学活动。
……
前言/序言
以挖掘和抢救史料为急务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经过宗教改革、世界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市场和近代文明。在此过程中，科学技术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其影响至20世纪最为显著。
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国人知识结构的质变，第一代科学家群体的登台，与世界接轨的科学体制的建立，现代科学技术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就的取得，都发生在20世纪。自1895年严复喊出“西学格致救亡”，至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科教兴国”的国策，百年中国，这“科学”是与“国运”紧密关联着的。百年中国的科学，也就有太多太多的行进轨迹需要梳理，有太多太多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可能是格于专业背景方面的条件，治通史的学者较少关注科学事业的发展，专习20世纪科学史者起步较晚，尚未形成气候。无论精治通史的大家学者，或是研习专史的散兵游勇，都共同面临着一个难题——史料的缺乏。
史料，是治史的基础。根据20世纪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特点，搜求新史料的工作主要涉及文字记载、亲历记忆、图像资料和实物遗存这四个方面。
20世纪对于我们，望其首已遥不可及，抚其尾则相去未远。亲身经历过这个世纪科学事业发展且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和领导干部，大都已是高龄。以80岁左右的老人为例，他们在少年时代亲历抗日战争，大学毕业于共和国诞生之初，而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黄金十年时期（1956-1966）则正是他们施展才华、奉献青春、燃烧激情的岁月。这些留存在记忆中的历史，对报刊、档案等文字记载类史料而言，不仅可以大大填补其缺失，增加其佐证，纠正其讹误，而且还可以展示为当年文字所不能记述或难以记述的时代忌讳、人际关系和个人的心路历程。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失败挫折和灵感顿悟，学术交流中的辩争和启迪，社会环境中非科学因素的激励和干扰等等，许多为论文报告所难以言道者，当事人的记忆却有助于我们还原历史的全景。
湖南教育出版社欲以承担挖掘和抢救亲历记忆类史料为己任，于2006年启动了《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的工作计划，在学界前辈和同道的支持下，成立了丛书编委会，于科学史界和科学记者群中招兵买马，认真探索采访整理工作规范和成书体例。通过多方精诚合作，在近两年中已出版图书20种，得到了学术界和读者的认可。
近年兴起的口述史（OralHistory）热潮，强调采访者的责任，强调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强调留下“有声音的历史”。不过，口述史内容的“核心”是“被提取和保存的记忆”（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
用户评价
当看到《科研管理四十年：薛攀皋访谈录/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这个书名时，我的思绪立刻飘回了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四十年，恰恰是中国科学从基础建设到蓬勃发展，再到改革开放深刻变革的关键时期。我脑海中浮现的，是无数为科学事业默默奉献的身影。薛攀皋先生作为科研管理的“过来人”，他的经验之谈，定然是饱含着时代的印记和智慧的结晶。我期待在这本书里，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科学研究的具体运作模式，科研人员的工作状态，以及管理层如何为科学发展保驾护航。这本书的“访谈录”形式，让我觉得格外亲切，仿佛在与一位长者面对面交流，听他讲述那些往昔岁月里的故事。我好奇，在那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科学家们是如何保持对科学的热情，又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去追求真理的？这本书，在我看来，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馈赠，它不仅记录了科研管理的变迁，更承载着一段关于中国科学精神的独特叙事。
评分读到《科研管理四十年：薛攀皋访谈录/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的书名，我不禁联想到了一系列关于那个年代的宏大叙事。四十年，足以跨越中国科学发展史上最关键的几个时期，从艰辛的起步到体系的建立，再到改革开放后的腾飞。薛攀皋先生作为一名科研管理者，他的视野必然是宏观而深远的。我猜测，书中会涉及到国家科研体系的构建、科研院所的管理模式演变、人才培养的策略，甚至可能触及科研经费的分配、科技政策的制定与调整等关键议题。作为口述史，它又必然带有个人化的情感和视角，这使得原本可能枯燥的宏大叙事变得生动起来。我尤其好奇，在那个时代，科研决策是如何做出的？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之间如何协作？科研成果的转化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书中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也可能留下更多引人深思的问题。这本书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更可能是一份关于中国科研体制演进的深度剖析，对于理解当下中国科研现状，有着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评分《科研管理四十年：薛攀皋访谈录/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这个题目，就像一个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瞬间点燃了我对那个年代科学界人士生活和工作的无限遐想。我常常觉得，历史的真实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个体生命经验的细节中。这本书以访谈录的形式呈现，让我感觉不是在阅读一本冷冰冰的史书，而是在聆听一位亲历者娓娓道来。我迫切想知道，薛攀皋先生在科研管理岗位上，是如何平衡科学的纯粹性与管理的现实性？在那个充满变革的年代，他个人的职业生涯又经历了怎样的起伏？书里会不会描绘出那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那些为了科学事业而付出的个人牺牲？我想象着，也许会有关于某个重大科研项目的决策过程，也许会有关于某个重要科学人物的生动侧写，甚至可能是对当时科学界人际关系和社会氛围的细致刻画。这本书，在我看来，是一扇窗，透过它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温度，感受一代科研人的激情与坚守。
评分这本《科研管理四十年：薛攀皋访谈录/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吸引我的，首先是那个极具时代感的书名。虽然我可能对“薛攀皋”这个名字并不耳熟，但“科研管理四十年”和“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这两个标签，立刻勾起了我对那个波澜壮阔的中国科学发展历程的好奇心。20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经历了怎样的跌宕起伏？一个身处科研管理一线四十年的亲历者，他的视角该是多么宝贵。我设想，书中定然会充斥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朴素与执着，那些在物质条件匮乏但精神极度饱满的岁月里，科学家们如何攻克难关，如何砥砺前行。从访谈录的形式来看，更增添了历史的鲜活感，仿佛能听到薛先生在讲述往事时的语气，他的欣慰、他的感慨、他的坚定。这不仅仅是关于科研管理的故事，更是关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何依靠科学力量走向自强之路的缩影。我期待着这本书能够带我穿越回那个年代，感受那个时代的精神，理解那个时代科研工作者的付出与荣光。这本书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记录一段历史，更在于它承载的中国科学精神的传承与启迪。
评分《科研管理四十年：薛攀皋访谈录/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这个书名，本身就充满了浓厚的历史感和学术气息。我对其的期待，更多地在于它作为“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的独特价值。与官方史书的宏大叙事不同，口述史往往能捕捉到那些更微观、更人性化的层面。薛攀皋先生作为科研管理的亲历者，他的视角无疑是独特的。我希望书中能够深入探讨在中国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管理层面是如何运作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科学家的创新活力是如何被激发或限制的？书中是否会披露一些关于科研体制改革的决策过程，以及这些决策背后所面临的挑战和争议？我尤其好奇，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时代，科研人员是如何获取前沿知识，又是如何进行国际交流的？这本书，我预感它不仅仅是一段个人经历的记录，更是对中国科学发展道路上，管理与科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份珍贵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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