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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论语新注新译》在《论语译注》基础上“跨进了一大步”(郭锡良先生语),《孟子新注新译》同样在《孟子译注》基础上“跨进了一大步”。
高邮王氏考证古书疑难词句的方法,是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搜罗类似例句,予以归纳类比;因而能成为经典。这在以往,实在是可望而不可即。本书作者利用电脑搜索例句,不惧坐冷板凳,考证了《孟子》中古今见仁见智的108个疑难词句问题。虽只有30多万字,却是披沙拣金的成果。
《孟子新注新譯》为惠及读者,一反惯例,做成“译注”——阳春白雪的内容,下里巴人的形式。
内容简介
《孟子新注新譯》是《论语新注新译》的姊妹篇,同样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考证了《孟子》中108例古今众说纷纭的疑难词句,并给出确切的解释。为惠及广大读者,考证以“译注”形式呈现——下里巴人的形式,阳春白雪的内容。
本书“考证”方法之主要者,仍是杨树达先生所谓“审句例”——在浩如烟海的同时代文献中网罗类似结构的词句,予以归纳模拟。以“博精”著称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释读古书的名篇,如释“终风且暴”,正是这样做的。
本书的108篇“考证”,或稍不如《论语新注新译》162篇之富赡,但本书《导言》较之《论语新注新译·导言》,当有过之;对有志读古书的朋友,或能如醇醪之怡神,或能似醍醐之灌顶——敬请别轻轻放过。
作者简介
杨逢彬,男,1956年生,湖南长沙人,钟叔河先生说他“是一个有理想家气质的做学问(to philomathes)的人”。师从北京大学中文系郭锡良教授,获博士学位。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从助教做到教授,现任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财大CEMA教授。所著《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获王力语言学奖、广东省优秀图书奖。又有《论语新注新译》,郭锡良先生说它“的确是在语法系统规律指导下的‘竭虑殚精’之作,它在杨伯峻《论语译注》的基础上,无疑又跨进了一大步”。
目录
目録
卷首的話1
導言1
例言1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梁惠王章句下(凡十六章)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章)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
滕文公章句上(凡五章)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章)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八章)
離婁章句下(凡三十三章)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告子章句上(凡二十章)
告子章句下(凡十六章)
盡心章句上(凡四十六章)
盡心章句下(凡三十八章)
《孟子》疑難詞句考證索引
精彩书摘
卷首的话
必须先告知读者诸君的是,这篇《卷首的话》,只是《导言》的缩写,其目的无非是让读者诸君一下子便明白《导言》的主要内容,从而大致了解《孟子新注新译》以及2016年出版的《论语新注新译》这两部书,大致了解著者的理念。
《导言》想要说明的是,怎样尽可能地使得本书注释的准确性、可靠性较之同类注本做得更好,其依据何在。
这里所说的“准确性、可靠性”,是指对“字面上”意义的把握,而字、词、句所藴含的思想或哲理,是思想史家或哲学家的任务。字、词、句的释读,是语言学所管的;字面后所藴藏的思想、哲理,是思想史或哲学所管的。这是两个步骤,不宜合二为一。
本书主要想做的,是用语言学的基本方法,去解读《孟子》中若干古今见仁见智的疑难字、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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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词的多义,体现在字典词典里;在特定的上下文中它却是单义的。也即,上下文锁定了该词,让它只能呈现出一个意义。而且,每个词,以及每个词下面的每个意义,它的分布(通俗地解释,就是上下文条件,或“语境”)都是独一无二,而与其他词、其他意义是有所区别的;就像身份证号码和车牌,是和具体的人、车一一对应的。总之,分布限定了词义,分布就是特定词义的标志牌。考察分布,杨树达先生谓之“审句例”。因此,著者对考察分布也即审句例,是“死死抓住不放”的。
高邮王氏考据古词语的典范之作,都是审句例得来的,也都符合分布的原理。例如王氏父子解读《诗经·邶风·终风且暴》,就是通过对“终温且惠”“终窭且贫”“终和且平”“终善且有”等“终~且~”格式句子的归纳分析,确定了“终”的类似于“既”的意义。由此亦可见,通过审句例来考察分布,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归纳格式。格式,最能体现语言的系统性。在格式中,词义不但得以锁定,有些隐晦不彰的词义也能得以凸显——如“终”的类似于“既”的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考察分布时,要对词汇、语音尤其是语法知识加以运用。
考察分布,其背后的逻辑是语言的社会性,用王引之的话来说,就是“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
古人考察分布,也即“审句例”要靠博闻强记,今人借助计算器及其软件,海量例句,转瞬即到眼前;但一条条例句还须逐一分析,从中总结规律。这仍需要坐冷板凳。考察分布,其结论的得出,全依审句例的结果而定,不是事先预设的。
王力先生主张,要重视故训,不要轻易推翻。许多审句例的结果证明,汉晋人的说法比清人的说法要可靠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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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解读或注解古书,有两种常见的做法。第一种,即“广综博览,择善而从”,如陈鼓应先生的《老子今注今译》《庄子今注今译》等。第二种。其第一步常常是指出现在通行的理解不合情理,不符合某人的一贯思想,因此必须重新解读云云。第二步,或者是改变句读从而改变句子结构;或者是说对某字某词应重新理解——通常是找出该字该词的某个很偏的意义放入该句子;如果实在找不到作者期望找到的意义,就或是通过故训、因声求义等办法,说某字和另一字相通假,应读为另一字;或是说因字形相近,乃另一字之误,等等。第三步,说只有如此,才符合情理,符合某人的一贯思想。
两种做法,若必二选一,著者宁愿选第一种。因为,第一种做法之“择善而从”总有择对的;第二种做法,则几乎毫无正确的可能。因为,1.该做法一定要否定旧说另立新说,而旧说中往往有一说能够通过审句例的检验因而正确,而正确结论一般又是独一无二的;则新说之不可通,似乎已成定论。2.该做法的第二步仅仅只能证明可能性,远不能证明接近必然性。3.该做法的作者往往因为过分相信自己的语感,而省略了审句例这不可或缺的一环。4.他人对其审句例的结果往往能证明这一新说是不能成立的。5.该做法的作者实际进行了“字词置换”,而在原文经共时语言全面考察文从字顺时,字词置换因为3个低概率(见《导言》第21小点)的存在,其成功概率接近于零。
第二种做法之难以成功,还由于它把语言外部证据作为主要证据甚至唯一证据,但“语言系统内部的现象和现象之间的规律都可以通过系统本身来加以解释,而不需要向外界去寻找解释的理由”(胡明扬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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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做法可归纳为“一个剥离,一根主轴”。即将语言外证据从主要证据甚至唯一证据位置上剥离开来,同时将与词义存在一对一关系的分布树立为插入圆心的主轴;因为,语言系统外广阔无边,那里的“证据”多如牛毛;在语言系统内部,也存在无数的“点”,在这无数点上,使用义训、形训、声训,乃至二重证据法等方法、手段展开论证,最后也可能有无数结论。只有圆心是独一无二的,而有资格插入圆心成为主轴的,是与词义存在一对一对应关系的“分布”。
但我们并未放弃任何诸如形训、义训、声训以及二重证据法等训诂方法、手段,只是区分了证据的主次,并主张当主次证据产生矛盾时应当放弃次要证据而服从主要证据。如此做去,在出土文献作用日益重要的今天,主要在传统文献内部解决古书中的疑难问题依然大有可为;因为审句例即考察分布所得结论是可重复、可验证因而是确切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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