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9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说:“笛卡尔通常被看成近代哲学的始祖,我认为他的确是。”本书是对笛卡尔其人、其著、其哲思令人愉悦的探索,通俗之中见出功力
★伯明翰大学哲学、神学与宗教学院教授汤姆·索雷尔著
★著名哲学学者、同济大学哲学系主任陈家琪作序推荐
笛卡尔因“我思故我在”之说闻名于世,他从“我思”的原则出发,借助“直觉”和“演绎”,推导出物质世界存在的证明。然而,笛卡尔并不希望这种形而上学独立于他的科学研究而存在,他在基础物理学、数学、心理学和光学领域都有重要探索。汤姆·索雷尔的这本书表明,笛卡尔*大的成就在于倡导和实践了以数学为研究工具的物理学,他的哲学则是为支持自己的自然科学研究而发展起来的。
汤姆·索雷尔,英国伯明翰大学哲学、神学与宗教学院教授,国际伦理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教于牛津大学、埃塞克斯大学、开放大学,1996至1997年任哈佛大学伦理学研究员。致力于早期现代哲学与哲学史学、道德理论与应用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著有《霍布斯》(1986)、《道德理论与死刑》(1987)、《科学主义》(1991)、《道德理论与反常行为》(2000)等。
笛卡尔还活着!但愿这本小书能帮助你们认识他!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冯俊
笛卡尔的一生都是在被压制、被禁止、被批判、被围攻中度过的,伴随着他的一直是恐惧与离群索居……索雷尔在这本书中告诉我们,笛卡尔要让教会和周围的人能容忍他,只有三条路可选……
——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 陈家琪
第二章 发现自己的天命
笛卡尔竟能积攒足够的自信和热情,持之以恒地推进自己迟迟才起步的研究工作,这样的结果似乎完全出于偶然。他1596年3月31日生于法国西北部的图赖讷,但他的家族却没有科学家的遗传因子。他的祖父和曾祖父都当过医生,父亲却是律师,并任治安推事。外祖父曾在普瓦提埃担任高级公职。母亲一方的亲属中似乎有人做过司法官员。父母双方的家族即使不是下层贵族,至少也离贵族身份不远,财产殷实,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对科学没有特别的兴趣。在早年居家的这段时间里,没有任何迹象能让人预见到笛卡尔最终的职业选择。
大概是在十岁左右,小笛卡尔被送到了耶稣会士在安茹创办的拉弗莱什公学。他在这里学习了八年,接受了自然科学方面的早期训练。最后两年的课程中有数学和物理。他在数学方面表现出了天赋,然而他所学的物理却并不倚靠数学工具。笛卡尔接触的理论是以经院哲学的思路来解释自然界的差异与变化的,旨在以深奥、抽象和非量化的语汇来阐释定性描述的观察结果。
17世纪早期的耶稣会士在讲授经院物理学的同时,也意识到了天文学领域的最新进展,而后者的动力来自一种截然不同的、数学式的探究自然的方法。这一点在拉弗莱什公学也有所体现。例如,该校在1611年曾庆祝伽利略发现木星的卫星。耶稣会士们甚至可能开明地允许笛卡尔和他的同学们使用新发明的光学仪器,这些仪器早在1609年就开始在巴黎出售。但在课堂上,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仍是沉闷的经院教条,笛卡尔不禁兴味索然,至少他后来是这么描绘的。在仿自传体的《方法谈》(1637年作为他三篇科学著作的前言发表)中,他给读者的印象是,自己不仅未能从学生时代获益,反而深受折磨。只有拉弗莱什公学的数学启蒙对他后来的研究有所帮助,但据他说,就连这点知识都需清理一番之后才能发挥功用。这样看来,他著作中的那些核心问题最初激发他的兴趣,不是在1613年或1614年的拉弗莱什,而是在五年之后的荷兰。
笛卡尔于1614年离开拉弗莱什,1618年到达荷兰,其间他做了什么,我们知之甚少。有证据表明,1616年他在普瓦提埃获得了一个法学学位,这和几年前他哥哥皮埃尔的经历如出一辙。然而,皮埃尔后来遵父亲之命做了律师,家人为笛卡尔设计的却是军旅生涯。1618年笛卡尔到了荷兰的布雷达,以绅士志愿兵的身份加入了荷兰莫里斯亲王的军队。这支军队堪称欧洲大陆贵族子弟的军事学校,而笛卡尔的实际地位则相当于一名士官。
二十二岁的时候,笛卡尔在布雷达遇见了一位比他年长约八岁的医生,此人名叫埃萨克·贝克曼。两人一见如故。贝克曼知识渊博,对科学的诸多领域都感兴趣,他对年轻的笛卡尔产生了重要影响。1619年的一封信即是证明。“告诉你实话吧,”笛卡尔对贝克曼说,“是你帮我克服了无所事事的状态,让我想起了从前学过却几乎忘记的东西;每当我的心思偏离了严肃的主题,你总把我拉回正途。”所谓“严肃的主题”似乎是指理论数学和实用数学的一系列深奥问题。现存的两人在这一时期的通信很少涉及别的话题,他们的信件似乎只是面谈的延续。一封信讨论了独唱歌曲中音调之间的数学关系,在另一封信中笛卡尔宣称,他在六天之内解决了数学领域的四宗悬案。他还向贝克曼透露,自己打算公布一种崭新的科学,借助它可以全面解决任何算术或几何问题。由此可以推断,笛卡尔正是在此阶段孕育了对科学问题的热情。
与贝克曼的通信始于1619年4月底,当时笛卡尔离开了布雷达,前往哥本哈根。适逢三十年战争爆发,他小心翼翼地避开军队的行进路线,绕道阿姆斯特丹和但泽,然后穿越波兰,最后到达奥地利和波希米亚。信件表明,他启程时满脑子都是数学问题,在整个旅途中,这种兴趣不仅没有减弱,反而与日俱增。他似乎也改变了计划的行程。他没时间在波兰、匈牙利、奥地利和波希米亚漫游,于当年9月到达了法兰克福,正好赶上费迪南皇帝的加冕礼。
大概在乌尔姆附近,他停止了旅行,在德国过冬。在这里,半年来专注的研究几乎变成了一种偏执。至少1619年11月10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他把自己关在一间暖房里,据说当日他看见了一个异象,晚上还做了三个梦。他相信这是上帝在启示他,自己一生的使命就是将一种奇妙的科学(scientia mirabilis)呈现在世界面前。
第十九章 最后的日子
1649年笛卡尔离开荷兰,动身去瑞典。在斯德哥尔摩的法国大使皮埃尔·沙尼一直代表克里斯蒂娜女王与笛卡尔通信。瑞典女王和伊丽莎白公主一样,经常征询笛卡尔对灵魂冲动的看法,并和他讨论道德哲学的一些问题。为了让她理解自己在信中表达的这些观点有何理论依据,笛卡尔赠给她一本《灵魂的冲动》。该书令她激赏,于是她邀请笛卡尔到瑞典宫廷任职。笛卡尔起初很犹豫,但最后还是接受了邀请。
他警惕荷兰是有道理的。在乌特列支,他与乌特的恩怨旷日持久,此后在莱顿又爆发了一场论战,对峙的双方仍然是支持笛卡尔的哲学家和反对他的神学家。一位名叫特里格兰德的教授提交了一份论纲,指责笛卡尔宣扬伯拉纠主义的异端思想(否认原罪,主张人可以不靠上帝的恩典而得救)。附属于莱顿大学的一所神学院的院长雷福森也指控笛卡尔犯有亵渎罪。(雷福森曾劝笛卡尔皈依新教,但遭拒绝,似乎因此怀恨在心。)1647年5月,笛卡尔写信给莱顿大学和城市官员,抗议这些神学家的污蔑,并要求对手们指明自己的著作中哪些段落可以证实这些罪名。最后,城市当局颁布命令,禁止莱顿大学的教授在文章中或课堂上提及笛卡尔的著作。笛卡尔正是在此时开始考虑永久离开荷兰。
《哲学原理》法文版问世前夕,笛卡尔在法国的朋友试图为他争取法王的恩遇。法王允诺赐给他年金,但他后来发现这笔钱很难到手。1648年他回到巴黎,希望能在国王身边谋得一职,但无功而返。笛卡尔抱怨说,自己就像大象或豹子,只被当做稀罕的物种来玩赏(5.329)。他在巴黎感觉很不遂意,政治动荡让这个城市失去了宁静,雪上加霜的是,梅森也快辞世了。笛卡尔于8月末动身去荷兰,梅森9月1日就病故了。此后,克劳德·克雷色列尔取代他成了笛卡尔主要的通信者。
就这样,笛卡尔空手回到荷兰,等待他的是一场新论战。曾支持他反击乌特的罗伊改变了阵营。1646年,罗伊不顾笛卡尔的劝阻,出版了一本物理学论著,书中不仅大量盗用了笛卡尔的观点,而且歪曲了后者的形而上学思想。笛卡尔在1647年《哲学原理》的法文版序言中批驳了罗伊的著作。罗伊用一篇短论来回应,笛卡尔在1648年发表了《反对某套理论的笔记》,逐条予以反击。
我们或许会以为,40年代后期这些令人沮丧的经历和论战让笛卡尔真正陷入了与世隔绝的状态,然而仍有一些人慕名而来,拜访住在阿尔克马附近的埃赫蒙德的笛卡尔。其中一位访客是名叫弗朗斯·布尔曼的年轻人,他记录了1648年自己与笛卡尔进餐时的一次哲学长谈。布尔曼问了许多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笛卡尔的回答似乎出奇地坦率沉着。
1649年,克里斯蒂娜女王两次发信,邀请笛卡尔到斯德哥尔摩的宫廷任职。克里斯蒂娜知道笛卡尔1648年回法国时没能谋得职位,于是趁此机会力求让这位声名显赫的人物成为自己的扈从。笛卡尔没有立刻应允。他担心去瑞典不是好选择,一是因为他是天主教徒,融入一个新教宫廷不容易,二是因为他不愿让人觉得,克里斯蒂娜为了他而耽误国事。但到了1649年夏末,他终于说服了自己,动身前往斯德哥尔摩。
他几乎一到瑞典就开始后悔。他的哲学才能很少有机会发挥,即使能发挥,时间也不方便:克里斯蒂娜喜欢在清晨五点钟听他讲课。笛卡尔原指望朋友沙尼能陪自己,但沙尼直到1649年12月才回到斯德哥尔摩。这位哲学家被迫为女王写芭蕾剧说明,甚至还创作了一部喜剧,主角是两位误以为自己是牧人的王子。他难以适应瑞典的冬天,终于病倒了,于1650年2月11日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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