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韦伯在该书中论述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韦伯列举了新教、清教、加尔文教等教徒生活、学习的例子并加以分析得出：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成功与新教盛行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得以兴起的重要条件之一。

作者简介

　　马克斯·韦伯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现代极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思想家，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柏林大学、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任教。他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主要著作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宗教》《古犹太教》，以及未完成遗稿《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等。

　　阎克文，1956年生，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兼职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斯·韦伯全集》翻译与研究骨干专家。主要译著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君主论》《个人主义》《马克斯·韦伯传》（与王利平、姚中秋合译）、《民主新论》（与冯克利合译）等。

精彩书评

　　韦伯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德国人。

　　——卡尔·雅斯贝尔斯

　　韦伯是世界上人们能看到的在整个文化科学领域里的一位通才。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与韦伯的论述相比，我的语言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

　　——雷蒙·阿隆

　　它（《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为现代经典的地位已经确定无疑，这对于重要的学术著作来说，当然就是达到了极高境界。

　　——塔尔科特·帕森斯

　　无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可以说是声誉卓著而且倍受争议的现代社会科学著作。

　　——安东尼·吉登斯

　　它（《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的文字出类拔萃而内容平易近人的作品，这就是它之所以能够普及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在于它有不同层次的重要性。它既能够强烈感染刚入门的社会学专业学生，也能有力地吸引善于洞察精微的理论和超理论问题的行家里手。

　　——兰德尔·科林斯

　　韦伯在这个时代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社会学家身份。

　　——理查德·斯维德伯格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宗教归属与社会分层

　　在任何一个有各种宗教并存的国家，只要一看那里的职业统计，就可以频频发现一种曾经几度在天主教出版物和文献中以及在德国天主教大会上引起争论的局面：在工商界领袖、资本所有者、现代企业中的高级熟练工人乃至更多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职员中，都是新教徒占据了优势。事实上，不仅在宗教差异恰巧和民族差异因而和文化发展的差异也相吻合的地方存在这种情况，例如德国东部的日耳曼人和波兰人之间，而且几乎在任何地方，只要资本主义在其迅猛发展时期任由社会的人口分布按照自身需要发生变化并决定其职业结构，那里宗教归属的统计数字也都会表明同样的局面。资本主义越是放任，这种结果就显得越清晰。诚然，新教徒相对来说更多地分享了资本所有权、经营管理权，以及现代大型工商企业的高级工人中新教徒人数较多，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归因于历史条件，这些条件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那时的宗教归属并不是经济状况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倒似乎是经济状况的结果。分享上述经济职能一般都与某种先在的资本所有权有关，通常还有代价高昂的受教育程度，而且往往需要两者兼备。这在今天多半要靠拥有遗产，至少也要靠一定程度的物质保障。旧帝国中那些经济最发达、自然资源最丰富、自然环境最优越的地区，特别是大部分富庶城镇，都在16 世纪转向了新教。这一转变的结果，直至今天，还使新教徒在为经济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由此便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为什么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都特别赞成教会中的革命？答案远非通常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毫无疑问，从经济传统主义中解放出来，这个因素显然大大增强了像怀疑一切传统权威的尊严一样怀疑宗教传统的尊严这一倾向。但必须注意却又常被忽略的是：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消除了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毋宁说，那只是用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取代先前的控制。这意味着否定了一种非常松弛、在当时实际上已经感觉不到、差不多只是徒有其表的控制，而支持一种对所有行为进行的调整，它渗透进了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所有范畴，不胜其烦但却得到了认真执行。天主教会的教规，“惩罚异端，宽恕罪人”，现在已被具有彻头彻尾现代经济特征的各个民族所默认，但在过去却更其如此，大约15 世纪初就已被地球上最富裕、经济最发达的诸民族所接受。但是，加尔文宗的教规，正如它在16 世纪的日内瓦和苏格兰、16 与17 世纪之交的荷兰大部地区、17 世纪的新英格兰以及一段时间内在英格兰本土所实施的那样，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居然能够存在但又绝对无法忍受的对于个人的教会控制形式。这也正是当时日内瓦、荷兰、英格兰大部分旧商业贵族的看法。这些经济高度发达地区的宗教改革派所抱怨的不是教会对生活监督过多，而是过少。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那些国家中正在蒸蒸日上的自由民中产阶级，不仅没有抵制这种史无前例的清教专制，反而为保卫这种专制发展出了一种英雄主义精神，这该如何解释呢？资产阶级本身表现出的这种英雄主义几可谓空前绝后。卡莱尔（Carlyle）曾经说过，这是“我们最后的英雄主义”，此话不无道理。

　　但进一步说，尤其重要的是，一直以来就有人断言，新教徒在近代经济生活中分享了较多的所有权和管理地位，这在今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只是由于他们继承了较多的物质财富。然而，某些其他现象却不能这样解释。这里只需列举以下几个事实：在巴登，在巴伐利亚，在匈牙利，可以发现天主教徒父母为子女提供的高等教育类型与新教徒父母大相径庭。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和毕业生中的天主教徒比例一般都低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的确，这一事实大半可以用他们继承的财产差异来解释。但在天主教徒毕业生中，从主要是培养技术工艺研究人才和工商业从业者的学校毕业的人数比例，无不低于新教徒毕业生的比例，一般来说，从那些培养学生追求中产阶级商业生活的学校中毕业的人数比例，更是远远落后于新教徒毕业生的比例。另一方面，天主教徒乐于选择的是高级中学所提供的人文教育。这是一个不可能用财产继承的差异来解释的事实，恰恰相反，这一事实正是天主教徒很少有人从事资本主义经营活动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事实甚至更加引人注目，它可以部分地解释天主教徒在现代产业的熟练工人中为何只占少数。众所周知，工厂在很大程度上要从青年手工艺人当中吸收熟练工人，但是其中的新教徒工匠总是多于天主教徒工匠。换言之，天主教徒工匠更倾向于留在自己的行业中，他们往往更想成为名匠；相反，新教徒则被大量吸引到工厂里以填充高级熟练工人和行政管理人员的位置。对于这些情况无疑只能这样解释：由环境—这里指的是家族共同体和父母家庭的宗教气氛所照拂的那种教育类型—养成的心理和精神特质决定了对职业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一生的职业生涯。

　　天主教徒较少参与德国的现代商业生活这一事实更为令人惊诧，因为它与任何时候——包括现在——都可以观察到的一种趋势恰好相反。屈从于一个统治者群体的少数民族或少数派宗教，由于他们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排除在政治影响之外，一般都会在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驱使下介入经济活动。他们当中最富有才干的成员都会力图在这一领域满足使自己的才干得到承认的愿望，因为他们没有机会为国家效力。俄国与东普鲁士境内的波兰人肯定就是这样，毫无疑问，他们在那里的经济发展要比在他们占支配地位的加里西亚快得多。再往前说，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胡格诺教徒，英格兰的不信国教者与贵格会教徒，最后还有不可不提到的两千年来的犹太人，也都莫不如此。但是，却没有显著的证据可以表明日耳曼天主教徒的状况是他们所处的地位所致。过去，不管是在荷兰还是在英格兰，不管是在他们受到迫害时还是仅仅被宽容时，他们从未像新教徒那样在经济上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但确凿无疑的是，新教徒（特别是后面还要详尽探讨的新教运动某些分支），不管是作为统治阶层还是被统治阶层，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作为少数，都表现出一种发展经济理性主义的特殊倾向，这在天主教徒当中却从未达到同样的程度，不管他们的处境是上述的前一种还是后一种。因此，我们必须到他们宗教信仰的永久性内在特征中，而不光是在他们一时的外在历史—政治处境中，来寻求对这一差异的主要解释。

前言/序言

　　中译者说明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德文原著问世已逾百年，它的第一个著名英译本问世（1930 年）已经80 周年，不过，在中国学术界，使它的著名声誉更加名副其实的则是22 年前（1987 年）问世的三联版中译本，因为它在一个相对异质但却最为庞大的文化语境中迅速获得了应有的思想学术地位，其深远影响所及尚未可估量。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英译本曾多次再版，虽然始终没有做过修订，但在70 多年间一直保持了唯一得到公认的权威英译读本的地位，直到2002 年又有了斯蒂芬·卡尔贝格（Stephen Kalberg）的全新英译本。目前已有的若干大陆版中译本都是基于帕森斯的英译，但令人稍感遗憾的是，对英译本的忠实程度却并没有像英译本那样能够长期保持不必修订的境界。因此，斗胆越俎代庖做一点修订工作，便成了笔者重新翻译同一个英译本的初衷。

　　再者，《新教伦理》发表不久，韦伯又根据他在美国的游历，写出了《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姊妹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它是对《新教伦理》命题的扩展，不过，一直以来的情况表明，此文并没有得到足够程度的重视，这显然不利于更准确地理解韦伯的思考。借此机会笔者译出了汉斯·格特与赖特·米尔斯（H. H. Gerth & C. W. Mills）的英译，希望能对中文读者有所裨益。

　　另一方面，百多年来，欧美学界仅对本书的研究文献即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多位韦伯研究的领军人物先后为帕森斯英译及其重印本题序注疏或泼墨导读，既张扬了原著的价值，也反映了对原著的世纪研究脉络。因此，重译这部名著也是一个机会，可以把这些极有价值的思考线索呈献给中文读者。

　　卡尔贝格的译本也在欧美学界获得了广泛好评，至今已出到第四版。不过，为了自己的初衷，笔者还是以帕森斯的英译为本，但译出了卡氏撰写的导论（2002 年），并将卡氏所作部分注释译出附在相关位置（标明为“卡注”，帕森斯的注释均为“英译者注”，“中译者注”均为笔者注）。同时还译出了R. H. 托尼（R. H. Tawney）为1930 年版写的前言，兰德尔·科林斯（Randall Collins）为1998 年重印本撰写的导读，以及京特·罗特（Günther Roth）为《新教伦理—由来、根据和背景》（1993 年）撰写的绪论（摘译）。

　　另外，《新教伦理》甫一问世便引起了德国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其中自然也有对这个崭新命题的种种批评，而最有代表性的尖锐批评来自同时代的批评家费里克斯·拉什法尔（Felix Rachfahl）。韦伯对这些批评作了多次回应之后，于1910 年写出了“最后的反批评”，进一步阐述和澄清了《新教伦理》提出的论点，这次也一并根据戴维·查尔克拉夫特与奥斯丁·哈灵顿（David Chalcraft & Austin Harrington）英译文译出作为附录，由此还可以了解韦伯大概会如何回应后来的批评者。

　　译校过程中多次承蒙学兄冯克利先生以及商务印书馆王明毅先生和中国社科院渠敬东先生不吝指教，至为感念。但笔者自知学养浅陋，虽勉力而为，译文舛误亦恐难免于万一，文责当然一体自负，唯祈日后能得方家匡谬，也希望还能有机会纠偏勘误。

　　阎克文　谨识

　　2009 年12 月于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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