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有一个人，当他要取得数学博士学位的时候，必须要通过一个口试。那天有一位口试委员就说要问他一个问题。这位年轻的博士候选人就很注意地听，因为对他来讲，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那个口试委员问他：“一加一到底等不等于二？”这个问题对一个研究数学的人来讲，那简直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所以他就纳闷：怎么会问这么简单的问题呢？其中一定有诈吧！于是他就站起来，花了20 分钟的时间，写了满黑板的公式，来证明一加一不等于二。结果那个口试委员站起来说：“一加一就等于二，啰嗦什么？”他就被pass 掉了。努力了五年的学业，就如此泡汤了，这就是西方人的问题。

中国人去国外读书两三年，就拿到博士学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整体的概念。我本人不是数学博士，但如果有人问我上述问题，我保证能拿到博士学位，因为我会用纯中国式的回答。我说一加一通常是等于二的，但有时候它会不等于二。如果口试委员要我证明一加一等于二，我可以证明给他看；如果他要我证明一加一不等于二，我同样可以写满黑板的公式告诉他，一加一不等于二。一加一到底等不等于二？看情况。这样就可以拿到学位了。

但是现在年轻人很不习惯这样，其实我们从现在开始应该注意，凡是对你讲得很清楚的事情，你都要特别小心。我们今天很信任信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每天股市收盘的时候，显示屏告诉你哪几只股票是涨的信息，是完全没有用的。当股票的涨跌趋势十分清楚的时候，这种信息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凡是不清楚的信息才是最管用的。

所以这就显出一个层次性来。越基层的人员，要越具体，越明白，越明确。但是到了高层，不一定要掌握很具体的东西。我常常讲，基层员工要计算一个数字，最好算到小数点后两三位才精确，但对于一个企业老总来讲，小数点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对一个基层员工来讲，125 600 就是125 600，不能变成12 万，但是对一个企业老总来讲，十二三万就够了。因此全世界最适合当老板的，就是中国人，因为我们不讲那么精确。

我们常用四个字来形容高层次的人—得道高人。一个人要达到那么高的层次并不容易，因为很少有人能得“ 道”。有知识的人，或是有技术、有专业的人，在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那算不了什么，因为你没有得道嘛！所以我们经常问别人：“ 你知道吗？”你知什么呢？知“道”啊！既然道是整全的，道是不可分割的，哪有什么专业，哪有什么学科呢？

道是没有端的，是没有中间，也没有旁边的，体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包容性。

对于一个组织来讲，基层只有科学，所以管理就是一套技术，一套模式，一套规定，一套办法。但这不是“ 道”，充其量就是“术”。因此很多人到现在，还是停留在操作的层面，这些人是没有“得道”的，甚至于说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管理，只会按照别人的规定去做。虽然做得很好，但他们只有“术”，没有“道”。

再看高层管理人员，假如所有公司的总裁都站在车床前去操作，这个公司不会有什么前途。我没有轻视技术的意思，但是总要有人不搞技术。我认为人生的努力，就是从搞技术，然后慢慢远离技术，这样你才更有价值。吃饭当然很重要，但如果一天到晚都是为了吃饭，这个人还有什么出息？一个人二三十岁时，为了吃饭，工作有压力，不能想其他事情，这还情有可原。到了四五十岁，若整天还在忙着解决吃饭的问题，这个人注定没有出息。

东西方都讲做人做事的道理，事实上，管理就是做人做事的道理。西方人分开来看，做人叫“ 人际关系”，做事叫“ 绩效管理”。中国人合起来：做人做事。没有一家公司，完全靠人际关系可以搞得很好的，可是我也不相信一家公司，可以完全靠绩效搞好。因为中国人的思想是整全的，不像西方人是零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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