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獻忠傳論》：張獻忠是明末農民戰爭重要領袖人物，在我國曆史上具有重要影響，也是一位在史學界長期存在爭議的人物。近期隨著彭山江口沉銀考古發掘而備受關注。本書是我國第一部全麵記述張獻忠一生的傳記，其在豐富的史料基礎上，就若乾爭議問題進行瞭縝密的分析論證，提齣自己的見解。本書名為《張獻忠傳論》，有傳有論，有些部分還屬多年聚訟、爭議未絕。該書自1981年齣版後在學術界一直受到好評，曾獲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二等奬。此次係修訂再版。該書具有較高學術價值和齣版價值。

作者簡介

　　袁庭棟，著名巴蜀文化學者。1965年四川大學曆史係研究生畢業，1968年供職於四川人民齣版社，1983年參與籌建巴蜀書社。著作有《中國古代戰爭》《古代職官漫話》《巴蜀文化》《周易初階》《巴蜀文化誌》《成都街巷誌》等。

精彩書摘

　　第六章

　　第六章對兩個重要問題的探討

　　上麵，我們對張獻忠一生的主要活動作瞭論述，對張獻忠所領導的大西軍也有瞭一定的瞭解。但是，上麵的論述還不夠，還有兩個重要問題需要作比較深入的研究。一是關於“張獻忠屠四川”；二是有關研究張獻忠的史料問題。

　　一、關於“張獻忠屠四川”

　　長期以來，“張獻忠屠四川”的種種記載和傳說在各地流傳。在不少史籍中，張獻忠被描繪成一個有聲有色的殺人魔王，是一個不分男女老幼、士農工商，甚至自己的兵將妻妾，都是要屠戮殆盡的。種種汙衊、醜化之辭，真是僞造到瞭難以想象的地步。如“張獻忠之破蜀也，赤地韆裏，殺戮無遺，至塞井夷竈，焚屋伐木，蠶叢數百縣，無一草一木一雞一犬存者。積屍至與峨眉齊。流血川江，數百裏不絕。”王傢楨：《研堂見聞雜錄》。張獻忠為什麼要如此呢?據說是因為“賊嗜殺成天性……一日不流血滿前，其心不樂。”《蜀碧》捲三。殺瞭多少呢?各種數字都有，諸如在重慶殺人三百萬，在成都殺人五百萬，在四川殺人七億五韆萬，等等。連非常熟悉明代戶口數字的《明史》的作者，也公然在書上寫著張獻忠在四川“殺男女六萬萬有奇”!踐踏瞭明代全國人口不過七韆萬，四川人口不過三百多萬的史實。今天，我們很容易判斷，這些都是地主階級對於農民起義的無恥汙衊。但是，我們不能僅僅以“不值一駁”來對待，而必須花一番功夫，盡可能地恢復曆史的本來麵目，方能得到能夠令人信服的結論。

　　“張獻忠屠四川”“八大王剿四川”等說法由來已久，流傳很廣。特彆應當指齣的是，反動階級不僅用最大限度的卑鄙手段來醜化、汙衊張獻忠，而且還惡毒地通過攻擊張獻忠來進一步攻擊我們黨所領導的工農紅軍。比如，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蔣介石的一些文化嘍囉為瞭攻擊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根據地的紅軍隊伍和蘇維埃政權，曾在對張獻忠加以大肆汙衊之後，緊接著這樣寫道：“嗟乎!自赤禍糜爛蜀北，三年於茲，所過城市，再望為墟，屠戮之慘，勝於黃虎。”民國重修《廣元縣誌》捲二十《武備》。因此，全麵地、深入地研究關於“張獻忠屠四川”的問題，駁斥反動階級的種種讕言，不僅是解決一個重要的曆史問題，為古代農民革命的英雄辯誣，而且也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列寜曾經教導我們：“談一般‘暴力’，而不分析區彆反動暴力和革命暴力的條件，那就成瞭背棄革命的市儈，或者簡直是用詭辯來自欺欺人。”《無産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見《列寜選集》第三捲，人民齣版社1960年版，第670頁。他又說：“我們馬剋思主義者既不同於和平主義者也不同於無政府主義者，我們認為必須曆史地(根據馬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研究各個戰爭。曆史上常常有這樣的戰爭，它們雖然像一切戰爭一樣不可避免地帶來種種慘禍、暴行、災難和痛苦，但是它們仍然是進步的戰爭，也就是說，它們有利於人類的發展，有助於破壞極端有害的和反動的製度(如專製製度或農奴製)，破壞歐洲最野蠻的專製政體(土耳其的和俄國的)。”《社會主義與戰爭》，見《列寜選集》第二捲，人民齣版社1960年版，第668頁。列寜的這些論斷，是我們研究和評價戰爭與暴力問題時應當首先明白的指導思想。

　　明末農民大起義是為瞭反抗封建統治者長期的、苛虐的剝削和壓迫而爆發的一次轟轟烈烈的農民革命戰爭。大西軍在這樣的一場殘酷、激烈、你死我活的鬥爭中必然要使用革命暴力，要殺人，這是十分自然的，是任何一次革命戰爭都會齣現的現象。正如毛澤東同誌所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綉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毛澤東選集》第一捲，人民齣版社1951年版，第18頁。但是，由於長期以來反動階級對曆史的有意歪麯，張獻忠的身上被濛上瞭厚厚的汙垢。解放以後，史學界在這方麵做過不少有成績的工作，但張獻忠的身上仍然濛著灰塵，使我們一直到今天還不太容易看清楚曆史的真相。為瞭將這一重要問題搞清楚，我打算從以下幾個方麵來研究有關“張獻忠屠四川”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駁斥所謂“賊嗜殺成天性”之類的謬論。張獻忠作為大西軍的統帥，是絕不會、事實上也決不是鬍亂殺人的。雖然我們今天不可能見到真實反映張獻忠有關事跡的可靠史籍，但就從現有史籍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一些事實：劉獻廷說，“餘聞張獻忠來衡州不戮一人，以問婁聖功，則果然也。”劉獻廷：《廣陽雜記》捲二。明末著名學者顧炎武也記載，張獻忠在常德“不妄殺人，惟宗室無得免者”《明季實錄》附蒼梧兄《酉陽雜筆》。。進入四川之後，總是先用“招降牌”招降各地光緒《巫山縣誌》捲三十二《藝文》。，明令“但能殺王府官吏，封府庫以待，則鞦毫無犯”榖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捲七十七。，因而各州縣望風而下，甚至射洪縣“百姓開門迎賊”光緒《射洪縣誌》捲十七《外紀》。。如果按那些所謂”屠戮殆盡”的記載，上麵這一些事實都是無法解釋的。

　　上述事實，看來不多，但絕非偶然，而是張獻忠的一貫作風。因為，大西軍同所有的農民革命隊伍一樣，素來就有著良好的紀律。對於大西軍的軍紀，在封建文人的筆下總是加以抹殺或歪麯的。但隻要是曆史上存在過的事實，無論如何也難以完全掩蓋，從以下幾個方麵，是可以證明這一問題的。

　　(一)張獻忠所率領的農民軍，從鳳陽分兵時的幾萬人到入川建國時已發展到大約六十萬人之眾，就是入川之後，“應募入伍者，尚不下數萬”《紀事略》。大西軍經常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歡迎，甚至明朝的統治階級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人民群眾是“喜於從賊”的。《崇禎長編》捲二。這些事實，應當是大西軍有著良好軍紀的明證。這方麵情況，我們在前麵已經作過介紹，此不重復。

　　(二)張獻忠在四川時，不少的史籍都攻擊他如何殘暴，殺人無數，似乎是毫無軍紀，糟不可言。可是在《荒書》和《客滇述》中卻又明明白白地記載著這樣一件事：明末的綿州舉人郝孟鏇投降瞭大西軍，本著量纔錄用的原則，張獻忠任命他做大西政府的上川南道，駐於雅州(今雅安)。順治二年(1645)十一月，郝孟鏇反水，他殺害瞭在雅州的大西軍軍政人員，投到明軍殘部曹勛、範文光營中，將他原來統率的地主武裝加以改編，恢復明軍旗號。可是，剛一改編，就因“行營軍久睏”而“入雅州大掠，街市為之一空”。這件事很說明問題。郝孟鏇的這些“行營軍”地主武裝在投降大西軍時，雖然其心不軌，但不得不約束於軍紀，暫時受“睏”。當他們一投入明軍營中時，就馬上解脫瞭束縛，因“久睏”而“入雅州大掠”。這難道不證明瞭大西軍有著嚴格的軍紀，而明軍纔是燒殺搶劫的隊伍嗎?

　　(三)我們還可以從張獻忠犧牲以後，大西軍轉戰滇黔時期的活動中來瞭解一些情況。由於張獻忠是地主階級的死對頭，他們寫書時，當然不大可能去寫張獻忠的軍紀，而著力於發揮其“屠戮”的種種謊言。張獻忠犧牲後，大西軍聯明抗清，李定國、孫可望等都成瞭永曆王朝的颱柱，在封建文人的筆下，也就有可能留下一些比較真實的記載。但我認為，同一支大西軍在張獻忠犧牲前後，其紀律、作風不會有很大的變化，從李定國的軍紀中可以看到幾年前大西軍的一些情況。順治九年，即明永曆六年(1652)，李定國的部隊有五條明確的軍紀：“一不殺人，二不放火，三不奸淫，四不宰耕牛，五不搶財貨。”詳郭影鞦編著：《李定國紀年》，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08頁。這同幾年前大西軍的軍紀，應當有一定的關係。

　　(四)最後，我們必須看看說明大西軍在四川時紀律嚴明的鐵證——大西驍騎營都督府劉禁約碑。此碑現已不存，拓片原為已故金石學傢陸和九先生收藏，現藏中國曆史博物館。由於原碑剝蝕嚴重，拓本不清，故從陸氏題跋起，多年來一直將“驍”字誤讀為“”，我過去在文章中也曾沿襲此誤。最近濛楊繼堃老師提示，我找到原拓本的照片，仔細諦審，可以肯定不是“”而是“驍”。“驍騎營”見於文獻，常駐川北，其指揮官就是後來當瞭可恥叛徒的劉進忠。此外，過去一直將“以憑梟示”之“示”誤讀為“首”，亦應更正。這件極為珍貴的禁約碑是張獻忠在成都建國之後所頒布並刻之於石的。雖然這隻是驍騎營這一部分大西軍的禁約(關於大西軍的編製見第四章第二節)，但其中完全可以瞭解整個大西軍的紀律之嚴明瞭。禁約全文如下：

　　大西驍騎營都督府劉禁約

　　(上缺)悉。本府秉公奉法，號令森嚴，務期兵民守分相安，斷不虛假。仰各驛鋪(缺)約法數章，如有犯者，照約正法。特示。

　　一、不許未奉府部明文擅自招兵。擾害地方者，許彼地士民鎖解軍前正法。如容隱不舉，一體連坐。

　　一、不許往來差捨並閑散員役，擅動鋪遞馬匹兵夫，查齣捆打。

　　一、不許坐守地方武職擅受民詞，違者參處。

　　一、不許假藉天兵名色擾害地方。該管地方官查實申報，以憑梟示。

　　一、不許無賴棍徒投入營中，擅輒具詞詐告，妄害良民，違者捆打。

　　一、不許守□文武官員擅娶本土婦女為妻妾，如違參究。

　　大順貳年叁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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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再版前言

　　本書寫成於1961年，齣版於1980年，1984年重印一次。由於將在下麵說明的原因，三十多年來我不僅一直不願再版此書，甚至不願參加有關張獻忠的任何學術活動。但是，去鼕今春在四川彭山江口的岷江水下考古發現瞭大量與張獻忠有關的文物，頓時在全國引齣有關張獻忠的海量議論，被媒體稱為“張獻忠熱”，不僅省市各媒體先先後後對我的采訪紛至遝來，遠在北京、廣州的媒體也都進行數次采訪，交換意見。在這些交談之中，不少人都希望能夠再版這本舊作以供大傢參考。近年在彭山召開過兩次學術會議，來自全國的專傢就彭山江口沉銀問題進行研討，幾位與會者在會上會下也都提到瞭這本舊作，還有兩位帶來瞭他們過去購買的此書要我簽名留念，他們也說此書目前還有再版的必要。

　　此書有再版的必要，可是怎樣再版呢？我很猶豫。

　　我必須公開承認，寫成於五十多年前的此書內容有問題，問題的麻煩還在於我雖然明白有問題卻又無法解決這些問題。而且，不僅我自己無法解決，估計全國的專傢目前都無法解決，都不可能提齣能夠讓學術界取得共識的解決辦法，更不能得到取得共識的結論。為什麼？因為這是一些在曆史研究中無法迴避的基本理論問題。由於曆史的原因，這些問題在改革開放以前是曆史研究的熱門話題，而且有瞭定論。可是，近年來的曆史研究對這些幾乎已成定論的基本理論問題發齣瞭不少很值得重視的質疑。又因為不再是熱門話題，所以雖然質疑者不少，深入研究者卻不多，新的成果更不多，短期內完全看不到有解決問題的可能，盼不到有一個被學術界公認的結論。例如：

　　中國古代社會是什麼性質的社會？多年來所說的封建社會到底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又有些什麼主要特點？有學者說秦以後的中國古代社會不是封建社會，那又是什麼社會？主要特點又是什麼？

　　中國古代社會有沒有階級、階級屬性和階級鬥爭？用不用階級分析？如果沒有階級、階級屬性和階級鬥爭，不能用階級分析，古代社會中極為嚴重的社會矛盾與衝突又是什麼原因？什麼性質？如何評價？

　　中國古代社會中有沒有農民起義？如果有，對於農民起義應當如何評價？如果沒有，從陳勝、吳廣到李自成、張獻忠等人領導的極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應當如何定性？對陳勝、吳廣到李自成、張獻忠等人應當如何評價？

　　中國古代社會多次齣現過中原地區的華夏族誓死抗拒邊區少數民族武裝進攻的戰爭，齣現瞭一批著名的領導人物，過去都稱他們為民族英雄，諸如嶽飛、文天祥、袁崇煥、史可法……現在有很多學者提齣瞭不同意見。請問，我國是否應當承認古代有抗金、抗遼、抗濛、抗清的民族英雄？

　　我明白，以上這些問題在學術界有分歧，在網上更是不僅僅有分歧，甚至到瞭意見各異者勢同水火、相互攻擊的地步。

　　我這本舊作寫成於1961年，當年的我毫無疑義地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是封建社會，主要矛盾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農民起義是這種矛盾發展到最嚴酷時期的暴力革命，農民起義的領袖是反抗暴政的英雄人物，對封建社會中所發生的矛盾和衝突應當進行階級分析。

　　雖然近年來有過不少的思考，我至今仍然認為以上理論是基本正確的，因為我還沒有發現有一種更正確的理論能夠對我國古代社會中所發生的種種矛盾與衝突給予更好的理論指導和閤理解釋。

　　正是因為上述原因，所以此次再版時我沒有對此書進行改寫，除瞭改正瞭當年的文字錯誤和排印錯誤之外，決定按原樣再版。

　　但是，有幾個重要問題必須在這裏嚮讀者進行說明，請讀者在閱讀此書之前有所瞭解。

　　除瞭上述理論問題在本書中是一望可知，明明白白地呈現在讀者麵前之外，本書的時代特色也十分鮮明。我對張獻忠的研究和本書的寫作時間是在1958年到1961年，正是“大躍進”的年代，我十七到二十歲，還在讀本科，太年輕的我必然要受到時代大潮的影響，歌頌階級鬥爭，贊揚農民革命，以至在筆下錶現瞭明顯的偏激。我不想遮醜，更不想化妝美容，當年就是這樣，我願意把這種時代的烙印如實地保留下來，讓它成為今天的讀者瞭解當年的一個實例。

　　作為一本曆史著作，必不可少的基本要求是對曆史事實敘述與闡釋的真實。如有歪麯、造假，就絕對沒有齣版的價值。本書名為《張獻忠傳論》，有傳有論，有些部分還屬多年聚訟、爭議未絕。我最近又重讀一次，自信本書的史料挖掘是豐富的，史料運用是嚴肅的，史實論辯是求實的，雖然時過五十多年，還沒有發現重要史料有所遺漏，對於若乾史實考辨的立論仍然可以成立，所以我纔敢大膽地將此書再版。在這裏，我願意坦率地嚮讀者錶明我的態度：有關理論問題的分歧（如明代末年的社會衝突是不是階級矛盾？李自成、張獻忠軍隊是不是農民起義軍？李自成、張獻忠是不是英雄？）實屬正常，既然目前難以定論，也就沒有與我爭論的必要。但是，在史料的運用和史實的分析上，歡迎批評，歡迎辯駁。

　　在近來的“張獻忠熱”中，紙媒上的文章愈來愈多，網絡上的帖子更是有如雪片。因為太多太多，我隻能選讀一二。恕我直言，多是感慨式的雜文，往往有掛一漏萬、瞎子摸象之弊，極少有認真研讀多種有關史料之後的審慎之作。當然，這些文章的作者不是專業研究人員，沒必要也不可能要求他們去翻閱古籍，我隻是有一個勸告：如果你真對張獻忠問題有興趣，韆萬不要根據某一本書上的某一句話遽下結論，因為古籍上有關張獻忠事跡的分歧實在太大太大，必須有一個去粗取精、去僞存真的過程。如果你有興趣卻又無時間，可以將字數不多的此書耐心讀完，我的所有觀點你可以完全不理，隻注意書中引用的史料，將這些史料仔細對比、研究之後，確定你自己判定的可信或不可信，然後由你自己恢復盡可能逼近真實的當年史事，然後再作齣你自己的結論。我在寫作此書時，讀過當年在四川能夠找到的有關張獻忠的所有古籍和所有的當代論著，單是書中所引用的古籍就有近百種，其中我自己閱讀抄錄過原著的有七十多種（方誌不包括在內，當年川大圖書館藏的四川府州縣誌我全部翻檢過）。我願意為業餘研究的愛好者當個間接的資料員，免除大傢的翻檢之勞。實話實說，這也是我願意再版這本舊作的主要目的之一。

　　在關於張獻忠的大量文章與評論中，在最近很多朋友嚮我的詢問中，大傢最關注的問題是兩個，我在這裏再次簡單地錶明我的觀點，這也是我多年來一直堅持未改的觀點：

　　關於彭山江口沉銀。

　　有關張獻忠在江口主動沉船沉銀藏寶的記載與傳說（也包括錦江、青城山、龍泉驛、百工堰、青神、重慶等地的有關張獻忠主動沉船沉銀藏寶的記載與傳說）是不可信的。江口有不少張獻忠的遺物從江中齣土，是因為1646年春天張獻忠在這裏與楊展的一場水戰中大敗時沉落在江中的，絕非主動沉船沉銀藏寶。作為川西地區最重要的渡口和水碼頭，在江口的江中發現若乾不同時期的其他遺物也是很正常的。我堅決支持已經在江口進行的水下考古和今後繼續進行的水下考古，支持在此建立一個高水平的曆史博物館，而且已經有瞭自己的實際行動。

　　關於張獻忠在四川殺人的問題。

　　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銳減，極度殘破，是在清代前期“湖廣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之後纔逐漸恢復。人口銳減的原因是從明天啓年間到清康熙年間前後六十多年的長期戰亂，以及戰亂帶來的飢荒和瘟疫。張獻忠在四川爭戰多年，殺人不少，離開成都時又放火毀城，對於四川人口銳減的責任當然不小。但是把四川人口銳減的原因簡單地都歸之於“張獻忠屠蜀”的說法是不符閤曆史真實的。張獻忠是個十分復雜的曆史人物，可能不是英雄，但也不能以“惡魔”二字蓋棺定論。本書過去持這種觀點，至今仍持這種觀點。在本書齣版之後，我又見到一些重要的有關論述，這裏引用兩條。著名清史專傢肖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說：“川北之平定，在獻忠死後二年，而川東則十餘年矣。滿漢兵丁所殺，殆不下於獻賊……蓋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事到處行之，而川人真靡有孑遺矣。清人記載胥以此歸之獻忠，殆成王敗寇之公例，其實未必然耳！”著名明清史專傢李光濤在《論建州與流賊相因亡明》一文中說：“即如四川之禍，張獻忠據此前後不過四年，清人與殘明角逐於此者十餘年，加以吳藩之亂，後先相映凡數十年，凡不從者，凡不剃發者，凡遁山榖不為編戶之民者，彼皆殺之，然後赤地數韆裏，此又浮於張獻忠十倍二十倍不止矣。”（見《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在此轉引，僅供研究者參考。

　　1980年，我在此書的初版後記中說，齣版此書是“希望它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快四十年過去瞭，我仍然希望此書在近年的“張獻忠熱”中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用這塊陳年舊磚引來一塊塊美玉。

　　2017年5月於青城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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