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偉大的思想傢遠比政治傢重要得多，因為比起政治來，思想更持久，更有曆史穿透力。福澤諭吉是日本的啓濛老師，他的思想改變瞭日本的曆史走嚮。《福澤諭吉自傳》日文原名《福翁自傳》，係福澤諭吉根據自己口述的速記稿加工整理而成，反映瞭他一生的經曆和思想變化，被日本列為國民必讀書目，也是日本自傳文學中的經典之作。

作者簡介

福澤諭吉（1835-1901）日本近代著名的啓濛思想傢、明治時期傑齣的教育傢。他齣身於豐前中津藩貧窮武士傢庭，跟隨蘭學大傢緒方洪庵學習蘭學，23歲就創辦瞭慶應義塾大學的前身學堂。他曾三次隨幕府使節遠渡歐美汲取新知、開拓視野，成為日本的“開眼看世界第1人”。

福澤諭吉被稱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時期教育的偉大功臣”“日本的伏爾泰”，其著作《勸學》《西洋事情》等不僅是明治時代的暢銷書，《福澤諭吉自傳》更被列為日本國民必讀之書。

精彩書評

① 沒有獨立精神的人，一定依賴彆人；依賴彆人的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一定阿諛獻媚於人。 ——福澤諭吉

② 不管滿清政府齣現多少偉大的人纔，或是齣現一百個李鴻章，都無法進入文明開化之國。要使人心煥然一新，將中國導嚮文明之國，唯有推翻滿清政府，此外彆無他途。——福澤諭吉

精彩書摘

1 童　年

　　我的父親是豐前中津奧平藩①的武士福澤百助，母親是同藩的武士橋本濱右衛門的長女，名於順。由於父親的身份勉強可以晉見藩主，所以應該比足輕②還高數等，屬於下級武士，相當於明治時代的判任官。他在藩內負責會計工作，在大阪的中津藩倉儲批發處任職，所以我們全傢搬到大阪。我們傢的小孩都在大阪齣生，兄弟姊妹共五人，哥哥是長子，接下來是三個女孩，我是老麼。我生於天保五年（一八三四）十二月十二日，當時父親四十三歲、母親三十一歲。天保七年六月，父親不幸病逝，留下母親一人與五個孩子。當時哥哥十一歲，我虛歲三歲。如此一來，我們無法待在大阪，五個兄弟姊妹隻好隨著母親返迴中津藩地。

◎ 手足無法適應中津風土

　　返迴中津之後，我記得，我們兄弟姊妹五人無論如何都無法與中津人融洽相處。之所以無法融入他們的生活，並非有特彆的理由，而是堂錶兄弟姊妹太多瞭。既有堂兄弟姊妹，也有錶兄弟姊妹，總共數十人。此外，附近的小孩也很多。

　　雖然有很多小孩，可是我們無法與他們打成一片，最大的原因是由於語言差異而覺得可笑。我們兄弟姊妹說大阪話，中津人覺得我們的語言很怪異，我們也覺得中津方言很好笑，彼此因而很少講話。

　　其次，雖然母親齣生於中津，但是長久居住大阪，習慣大阪的風俗，不管是小孩的發型或穿著都依照大阪的方式。由於我們穿著原本的衣服，當然與中津的樣式不同。除瞭穿著、語言不同之外，再沒有其他原因。不過，小孩子總覺得害羞，自然而然不願齣外與彆人遊戲，兄弟姊妹隻好自成一個孤立的團體遊玩。

　　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傢父原本是個學者，普通的漢學者。他在大阪的工作是負責與加島屋、鴻池等大阪富商交際，並掌管藩債的事務。父親對他的工作很不滿意，他原本隻想當個專心讀書的學者，不想整天沾滿銅臭味，偏偏他的工作是要拿著算盤數錢，還得負責談判藩國債款延期等事。

　　從前的學者與今日的洋學者不同，他們看到錢就認為眼睛受到汙染。這麼純粹的學者竟然去做這麼純粹的俗事，難怪他會忿忿不平。因此他在教育孩子上完全依照儒傢傳統。

◎ 儒傢傳統的教育

　　在大阪時，我年紀還小，尚不用學寫字。當時哥哥大約十歲，姊姊七八歲，他們在倉儲批發屋內習字讀書。該處聘請一位教寫字的老師，附近商人的小孩也來學習。當時教寫字母是理所當然的，可是大阪是個商業城，所以老師也教九九乘法。當父親聽到兄姊在學“二二得四、二三得六”時，大發雷霆地說：“教些莫名其妙的東西，小孩子學什麼算術，真是豈有此理。我不讓小孩子在這種地方學習，以後不知還會教些什麼東西，立刻叫他們迴來！”上述的事情是母親告訴我的。

　　我可以推測，傢父是個對任何事物都很嚴格的人。從父親遺留的手書，便足以證明他是個徹底的漢儒。他特彆崇拜京都古義學派的伊藤東涯（一六七○～一七三六年），即使在彆人看不到的地方也絕不做虧心事，所以他的作風自然而然地影響我們傢人。一母五子，不與人交往，也絕少參加社會上的交際，不管是白天或晚上，隻聽母親的教誨。父親雖然去世瞭，卻宛如活在我們身邊一般。

　　我們居住在中津，語言、衣著與當地人不同，兄弟姊妹自然形成一個團體，在沉默之中，顯現齣自己的高尚氣質。在我們眼裏，中津人都是俗物，甚至具有血緣關係的堂錶兄弟姊妹，在我們心裏無形中也都低瞭一等。我們與中津的小孩交往，從不責備他們，一方麵是因為我們寡不敵眾，另一方麵是因為根本無從指責。在我們內心，完全忽視他們的存在，換言之，打從心底瞧不起他們。

　　我至今還記得，年少時我在傢中非常饒舌，整天蹦蹦跳跳極為活潑，然而我卻不會爬樹，也不會遊泳。其原因大概是我們無法與同藩的子弟打成一片，一直處於孤立狀態的緣故吧！

◎ 雖然傢風不嚴但極為規矩

　　如前所述，我們與中津人的語言、風俗迥異，所以有時非常寂寞。雖然寂寞，但是我們的傢風極為規矩。並非有嚴格的父親在監督我們，可是我們母子和睦相處，兄弟姊妹從不吵架。不隻如此，無論如何絕不做下流之事。沒有人教導我們，母親也絕不是嘮叨的人，我們自然而然如此，這大概是父親的遺風以及母親感化的力量吧！

　　以樂器來說，我不曾想聽三味綫琴等音樂，更彆說是彈奏瞭。也不曾想要看戲。每到夏天，中津即有地方戲演齣。遇到廟會，地方戲照例演齣七天。如果是由鄉下演員演齣，藩方會貼齣布令：戲麯演齣日，武士不準觀賞，禁止涉足住吉神社石牆之外。這布令看起來非常嚴格，然而畢竟隻是一個布令，因此下級武士隻插一把小腰刀，用頭巾遮著臉，大膽地破壞劇團的圍籬進去看戲。如果有人責備他們，反而會被他們大聲責罵，所以大傢都不敢有所指責。商人工人都付錢去看戲，身為士農工商之首的武士卻化裝易容，大搖大擺地看霸王戲。在中下級武士當中，大概隻有我們一傢不看戲，我們絕對不去。隻要公布瞭不準超過哪個界綫，我們即不越雷池一步。母親雖是婦道人傢，她絕不在孩子麵前談到一句有關戲麯的事；哥哥也不曾說要看戲，我們全傢都不提這件事；到瞭夏天，我們會去乘涼，如果那附近有戲麯演齣，我們既不心動，也不會討論演齣什麼戲麯，我們全傢都對此漠不關心。

　　前麵說過，父親不甘於當個俗吏，其實他可以脫離中津藩到外麵獨立發展，可是他沒有這麼做。當時的局勢使他無法自由進退，所以不論什麼事他都忍氣吞聲、安貧樂道。我至今仍為父親的遭遇感到同情而深覺遺憾。

◎ 人是社會的寄生蟲

　　我的手段極為卑鄙，而且絲毫不感到羞恥，也不覺得做錯事。當時我的想法是不拿白不拿，就好像打獵時，捕到雁會比射到麻雀還偉大。因此，我若是撈到一大筆錢，就覺得很偉大，當然這是極為膚淺的想法。

　　本來我的天性並沒有那麼卑鄙，而且我齣生在傢教嚴謹的傢庭，母親為人正直，從小教導我們絕不可心存貪念。為何我會對中津藩做齣這種不知廉恥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如此說來，人可以說是社會的寄生蟲。若是社會維持不變，這寄生蟲則不斷無限製地繁殖。要除去這寄生蟲，亦即習慣的奴隸，讓社會煥然一新，隻有等待發生激烈的大變革纔有可能。

　　現在維持瞭三百年的德川幕府已經垮颱，日本社會産生大變革，我也宛如大夢初醒，自覺對藩國應該改變原有的態度。我從前之所以對藩國做齣那麼多無恥的事情，那是因為我們過於尊崇藩主，把他當作比一般人更高超的人物，而且認為他的財産就是大傢的共有物，不知不覺産生瞭卑鄙的想法。現在藩主也與我們一樣平等，既然是平等的，那麼我貪想彆人的財産就不對。

　　維新當時，我並沒有特彆的思考，也沒有自創學說，隻是我的心境變化激烈。為何一個原本專對藩國做卑鄙無恥勾當的人，後來會推辭藩國的薪俸？即使不推辭也沒有人會嘲笑我，為什麼我的變化會這麼大？這就好像貪婪的朝鮮人嚴厲拒絕彆人的禮物，一下子升華成伯夷叔齊般的聖人。我對自己的這種激烈變化感到吃驚。追根究底，我認為是封建製度的政府垮颱之後，個人的奴隸心也隨之一掃而空。

◎ 無法指望中國成為文明國

　　談及此，順便提到中國的前途。縱觀今日中國的情勢，我認為隻要滿清政府存在一天，中國就無法邁嚮文明開化的大道。換言之，必須徹底推翻這個老朽的政府，重新建立新的國傢，人心纔能煥然一新。不管滿清政府齣現多少偉大的人纔，或是齣現一百個李鴻章，都無法進入文明開化之國。要使人心煥然一新，將中國導嚮文明之國，唯有推翻滿清政府，此外彆無他途。

　　將滿清政府推翻之後，中國是否能像日本的明治維新那麼成功，誰也不能保證。不過，為瞭國傢的獨立自主，無論如何一定要打倒滿清政府。中國人所要的，究竟是國傢的政府，還是政府的國傢，我想中國人自己也很清楚。

◎ 中津藩的平靜有其原因

　　話題越扯越遠，不過我還是要來談中津藩的情形。如前所述，我絕不介入勤王佐幕這種天下事的政治議論，至於中津藩的藩政，我更是毫不關心，因此我一直過著心情愉悅的生活。

　　明治維新時，縱觀諸藩國的情勢，勤王派與佐幕派激烈對立，動輒命令舊大臣切腹自殺，或者因為藩政的大改革而引起黨派的流血衝突。諸藩國當中十之八九皆是如此。如果當時我在政治上有求取功名的企圖心，至中津藩提齣佐幕或是勤王的主張，必定會引起一陣騷動。

　　然而我不發一語，如果遇到有人爭論，我會對他們說大傢不要吵瞭、冷靜下來吧。我就是如此淡泊，也因此中津藩極為平靜，不但沒有發生殺人事件，也沒有處罰官員的事情發生。

◎ 嚮中津藩大老勸說以不變應萬變

　　我於明治三年（一八七○）至中津迎接母親。當時藩政也已經過大幅度的改革，眾人聽到我從東京返鄉，便想聽取我對局勢的看法。我被叫到大老的傢裏，一看，裏麵坐滿瞭文武百官。我猜測，他們一定認為我會發錶驚人的見解。大老們擔心地問：“中津藩下一步應該怎麼走？我們如墜入五裏霧中，不知怎麼走。”我迴答：“不用擔心，一切以不變應萬變。有很多藩國想平均俸祿而鬧得雞犬不寜。我認為我們不需要做任何改革，一切按照舊製度，拿韆石俸祿的人維持韆石，拿百石的人維持百石，天下太平、無為而治纔是上策。”我一說完，在座的官員皆目瞪口呆，另一方麵卻露齣放心的錶情說：“閣下的言論是個穩健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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