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与我这些年：陈映真档案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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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对台湾文学有着深刻意义。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极具代表性的作家。他是以小说形式表现台湾上个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革命者的斗争与牺牲的作家，他被称为“台湾良心”，是台湾文学的一面旗帜。

内容简介

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陈映真有着高度评价。书中说：“陈映真以艺术家的敏感和思想者的深刻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先知’和‘启示录’的意义。”说陈映真“孤独而坚强的行走于台湾的历史风云中而矢志不改其理想主义”。

本书收录了陈映真先生文选、演讲、谈话等内容，以及他人对陈先生的评价、印象等。

林怀民在2006年指导大型舞集“云门”创作《陈映真?风景》，向自己成长时期的偶像致敬，在文化界引起轰动。

王安忆是陈映真的粉丝。“一九八三年去美国，我见识了许多稀奇的事物。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这个人，就是陈映真。”为此，王安忆写出了以陈映真为原型的小说《乌托邦诗篇》及散文《英特纳雄耐尔》，以志纪念。

报告文学家陈祖芬认为，陈映真是个“正气、厚重、有担当”的人。他们相见于2001年在台湾举行的两岸报告文学研讨会，觉得他是当场有分量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的堂堂外表，更由于他天然流露出的悲剧意识和担当精神，好像生来注定要挑起台湾纪实文学这副担子似的。”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崎嵘说，“陈映真对中国文学的热情、对两岸文化交流的热切、对中国立场的坚持，是中国文学宝贵的财富。聘请陈映真担任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有利于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学交流活动，在文学情感上更能拉近彼此。”

作者简介

陈映真（1937.10.6-2016.11.22 ）,男，台湾作家，原名陈永善，笔名许南村，台北县莺歌镇人,淡江文理学院英文系毕业。

195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面摊》，1968年因翻译《共产党宣言》、成立左派组织“台湾民主同盟”，被台湾当局逮捕入狱。1975年获特赦。之后文笔愈发犀利，《将军族》、《夜行货车》等杰作相继问世。1988年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并担任首届主席。此后，他不知疲惫地往返于海峡两岸，为两岸和平统一奔走。1985年创办《人间》杂志。2009年移居北京。2010年担任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2016年11月2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

目录

001 海峡三边，皆我祖国

中国知识界的问题//002

“戡乱”意识形态的内化//008

中国文学在两岸的发展//016

汹涌的孤独—敬悼姚一苇先生//022

经受大寂寞，甘之若饴—祭黄继持文//031

海峡三边，皆我祖国//035

039 文学是对自由的呼唤

文学是对自由的呼唤—获颁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感言//040

民族分裂下的台湾文学：台湾的战后与我的创作母题//046

一九八五年三月五日陈映真先生致潘耀明信//052

055 我是属于反思、检讨型的作家

论强权、人民和轻重//056

我是属于反思、检讨型的作家—专访陈映真//064

我们应建造一个正义和友爱的社会—陈映真答客问//082

中国的伤痛与台湾的认同悲情—专访陈映真//093

恐怖主义与弱小者的全球化—专访陈映真评美国“批发”式恐怖主义//102

人生小语——陈映真写给《明报月刊》//108

111 蝺蝺独行

我会努力的！—怀念陈映真//112

一个脊骨挺直的中国人—陈映真//115

踽踽独行—陈映真//122

陈映真点化革命乐章//134

从《将军族》到《夜雾》—谈陈映真小说艺术之深化//137

《台湾小说里的两个世界（1960—1970）》序//146

怀念理想主义者—陈映真//165

陈映真获“花踪”大奖//168

作家陈映真病逝北京//172

175 大家眼中的陈映真

大家眼中的陈映真//176

附录—陈映真生平与创作简表//189

前言/序言

中国知识界的问题

陈映真

今天知识界的自我精英意识看来相对高涨，谈自己的“体系”，谈自己前途的人多，但把眼光抛向广泛直接生产者的处境与命运者少。一些在香港和台湾的中国人，尤其喜欢恣意批评他们所不知道的一九七九年前的中国，也习惯于漠视社会弱小者的惨苦，兀自宴乐腐败。

普遍流行的看法，总是把大陆当代史一分为二，即一九四九年后到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前看作一个阶段，一九七九年到现在是另一个阶段，而一般地否定或负面评价第一个阶段，肯定或正面评价后一阶段。

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是中国人民在古老的中华帝国崩溃、军阀割据、帝国主义侵略、民族经济破产的总危机中爆发出来的救亡图强的巨大能量的一个结果。这个革命打倒了帝国主义，打倒了封建主义，消灭了官僚资本主义。没有打倒这三座大山，今天的中国会怎样，看看印度就明白了。

中共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指导纲领，是人民政协纲领所说，把中国建设成“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国家。共和国建政以来，走了曲折的道路，但不论是“激进”的道路，还是“务实”的政策，基本上都是为了真心实意实践这纲领，这无疑义。

有人批评中共不应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但这是在百年国耻、被帝国主义豆剖瓜分的命运中崛起的中共，从国民党手中接下残破贫困的中国，奔向富强时必然的选择。

有人批评农业合作化，但这是土地改革后创造出庞大而贫困的小农农村社会后，组织农民，对土地、农具、生产资源合理有效利用的不二法门。人们忘记了：农村合作化没有中国贫困农民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对中共产生的深厚感情与信赖为基础，是不可能的。中国毕竟没有像苏联那样以血洗富农的痛苦完成合作化。

大多数人把这个时期看成经济停滞、生活贫困的时期。日本学者的统计：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八年，中国工农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十点八；国民所得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八点九；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十八，其中轻工业年增长率百分之十二点九，重工业年增长率百分之二十五点四。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增长无出其右。

没有打倒三座大山，没有在残破的国民经济上调动亿万人民艰苦完成初具规模的重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改革农村经济，今天中国的发展是绝不可能的。

当然，从反右、“大跃进”一直到“文革”，中国走了弯路，留下沉重的创伤，这是人尽皆知的。但是，也得以“选择社会主义，捍卫革命，建设富强的祖国”这个根本动力，去理解“继续革命”论和“调整、发展”论之间的争论；从苏共对中共理论上和物质上的压迫，从韩战以降美国对中国至今未弛的围堵中去理解路线选择的斗争。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六年的经济从前一时期的快速增长进入曲折发展的时期。今日众所诟病的中央集权指令计划经济，却是完成了从农业引导重工业化、艰苦的重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任务。对于贫困的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计划经济起了重大作用。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经济增长随政治、社会的翻搅，严重下挫。但经一九七○年以后的调整，经济很快恢复。不必等“文革”结束的一九七六年，一九七五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七四年增加百分之一点七（原计划百分之七）；工业总产值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一点三（计划百分之八至九）；农业产值增加了百分之二点五……

以“文革”为代表的“激进”道路教训是巨大的。运动固然冲击了反对革命的一些人，冲击了官僚、腐败分子，但运动也使成千上万纯洁、对社会主义革命怀抱不渝忠心，对解放和幸福深信不疑的党员、知识分子和群众受挫，使革命本身蒙受难以补偿和复杂的损失。一九八○年以后，这伤痕转变为对革命及其信念的反感、冷漠和不信任。

其次，“坚持社会主义，富强中国”的强大动力，不料产生了某种唯心主义，使历史唯物主义的工具失去效力。主观意志和愿望凌驾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上，“瞎指挥”、灌水的业务成绩报告，在“激进”路线时期层出不穷。尤其严重的是，道德分析取代了阶级分析。对一个人是不是“资产阶级分子”“走资派”“右派”的定性，放弃了科学的社会阶级研究与分析，而以主观的政治论和道德论去审判。加上“唯阶级论”为害，使被错划阶级的人和他们的子女，受到政治上、社会上难以伸直的冤屈，对一代人的损害，至深且重。

一九七九年以后的巨大发展，十分振奋人心。我个人年复一年看见大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尤为激动。从社会发展的观点看，中国在一九七九年后的跃升，看来尚未有理论上的解说，但我深知这么地大、人口众多、底子单薄的中国的崛起，是十分不容易的奇迹。毛泽东曾说，一九六○年后，谈（革命的）光明面的人少了，谈黑暗面的人多了。中国人民力争复兴、独立和富强的历史意愿，没有比现在更贴近其实现的目标。

大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隐忧

当然，这快速、巨大的发展，就像一切国家的经济发展一样，可能内包着复杂的问题。但我只举两个隐忧：

一、在一九七九年特别是一九九二年以后强大的民族积累运动中，让“发展”这个火热的目标，遗忘了在生产现场中的广大工人阶级。农民的阶级分解问题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初期积累的残酷剥夺，相当普遍。“工农阶级的同盟”的实质，引起人们的忧思。

二、知识界的思想意识形态也发生巨大变化。过去“臭老九”论固然不对，今天知识界的自我精英意识看来相对高涨，谈自己的“体系”，谈自己前途的人多，但把眼光抛向广泛直接生产者的处境与命运者少。如前文所说，中国知识界忽然失去了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更遑论社会主义）的视野。

一些在香港和台湾的中国人，尤其喜欢恣意批评他们所不知道的一九七九年前的中国。他们对中国革命起于屈辱，起于对独立自强、自救于危亡的思想一无所知，并且在“富裕”中嘲笑民族解放的执着。他们也习惯于漠视社会弱小者的惨苦，兀自宴乐腐败。我不反对这些人也来讴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岁生辰，但一生局促的我，只能对盛世进献危言，作为我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小礼。

（原载《明报月刊》一九九九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