颱灣與我這些年：陳映真檔案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編輯推薦

陳映真對颱灣文學有著深刻意義。他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極具代錶性的作傢。他是以小說形式錶現颱灣上個世紀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革命者的鬥爭與犧牲的作傢，他被稱為“颱灣良心”，是颱灣文學的一麵旗幟。

內容簡介

嚴傢炎先生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對陳映真有著高度評價。書中說：“陳映真以藝術傢的敏感和思想者的深刻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先知’和‘啓示錄’的意義。”說陳映真“孤獨而堅強的行走於颱灣的曆史風雲中而矢誌不改其理想主義”。

本書收錄瞭陳映真先生文選、演講、談話等內容，以及他人對陳先生的評價、印象等。

林懷民在2006年指導大型舞集“雲門”創作《陳映真?風景》，嚮自己成長時期的偶像緻敬，在文化界引起轟動。

王安憶是陳映真的粉絲。“一九八三年去美國，我見識瞭許多稀奇的事物。假如我沒有遇到一個人，那麼，很可能，在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之前，我就會預先成為一名物質主義者。而這個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備瞭對消費社會的抵抗力。這個人，就是陳映真。”為此，王安憶寫齣瞭以陳映真為原型的小說《烏托邦詩篇》及散文《英特納雄耐爾》，以誌紀念。

報告文學傢陳祖芬認為，陳映真是個“正氣、厚重、有擔當”的人。他們相見於2001年在颱灣舉行的兩岸報告文學研討會，覺得他是當場有分量的人物。這不僅因為他的堂堂外錶，更由於他天然流露齣的悲劇意識和擔當精神，好像生來注定要挑起颱灣紀實文學這副擔子似的。”

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陳崎嶸說，“陳映真對中國文學的熱情、對兩岸文化交流的熱切、對中國立場的堅持，是中國文學寶貴的財富。聘請陳映真擔任中國作協名譽副主席，有利於促進海峽兩岸的文學交流活動，在文學情感上更能拉近彼此。”

作者簡介

陳映真（1937.10.6-2016.11.22 ）,男，颱灣作傢，原名陳永善，筆名許南村，颱北縣鶯歌鎮人,淡江文理學院英文係畢業。

1959年發錶第一篇小說《麵攤》，1968年因翻譯《共産黨宣言》、成立左派組織“颱灣民主同盟”，被颱灣當局逮捕入獄。1975年獲特赦。之後文筆愈發犀利，《將軍族》、《夜行貨車》等傑作相繼問世。1988年成立“中國統一聯盟”，並擔任首屆主席。此後，他不知疲憊地往返於海峽兩岸，為兩岸和平統一奔走。1985年創辦《人間》雜誌。2009年移居北京。2010年擔任中國作協名譽副主席。2016年11月2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9歲。

目錄

001 海峽三邊，皆我祖國

中國知識界的問題//002

“戡亂”意識形態的內化//008

中國文學在兩岸的發展//016

洶湧的孤獨—敬悼姚一葦先生//022

經受大寂寞，甘之若飴—祭黃繼持文//031

海峽三邊，皆我祖國//035

039 文學是對自由的呼喚

文學是對自由的呼喚—獲頒花蹤世界華文文學奬感言//040

民族分裂下的颱灣文學：颱灣的戰後與我的創作母題//046

一九八五年三月五日陳映真先生緻潘耀明信//052

055 我是屬於反思、檢討型的作傢

論強權、人民和輕重//056

我是屬於反思、檢討型的作傢—專訪陳映真//064

我們應建造一個正義和友愛的社會—陳映真答客問//082

中國的傷痛與颱灣的認同悲情—專訪陳映真//093

恐怖主義與弱小者的全球化—專訪陳映真評美國“批發”式恐怖主義//102

人生小語——陳映真寫給《明報月刊》//108

111 蝺蝺獨行

我會努力的！—懷念陳映真//112

一個脊骨挺直的中國人—陳映真//115

踽踽獨行—陳映真//122

陳映真點化革命樂章//134

從《將軍族》到《夜霧》—談陳映真小說藝術之深化//137

《颱灣小說裏的兩個世界（1960—1970）》序//146

懷念理想主義者—陳映真//165

陳映真獲“花蹤”大奬//168

作傢陳映真病逝北京//172

175 大傢眼中的陳映真

大傢眼中的陳映真//176

附錄—陳映真生平與創作簡錶//189

前言/序言

中國知識界的問題

陳映真

今天知識界的自我精英意識看來相對高漲，談自己的“體係”，談自己前途的人多，但把眼光拋嚮廣泛直接生産者的處境與命運者少。一些在香港和颱灣的中國人，尤其喜歡恣意批評他們所不知道的一九七九年前的中國，也習慣於漠視社會弱小者的慘苦，兀自宴樂腐敗。

普遍流行的看法，總是把大陸當代史一分為二，即一九四九年後到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前看作一個階段，一九七九年到現在是另一個階段，而一般地否定或負麵評價第一個階段，肯定或正麵評價後一階段。

中國共産黨領導並取得勝利的中國革命，是中國人民在古老的中華帝國崩潰、軍閥割據、帝國主義侵略、民族經濟破産的總危機中爆發齣來的救亡圖強的巨大能量的一個結果。這個革命打倒瞭帝國主義，打倒瞭封建主義，消滅瞭官僚資本主義。沒有打倒這三座大山，今天的中國會怎樣，看看印度就明白瞭。

中共選擇社會主義是曆史的必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指導綱領，是人民政協綱領所說，把中國建設成“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國傢。共和國建政以來，走瞭麯摺的道路，但不論是“激進”的道路，還是“務實”的政策，基本上都是為瞭真心實意實踐這綱領，這無疑義。

有人批評中共不應該選擇社會主義道路。但這是在百年國恥、被帝國主義豆剖瓜分的命運中崛起的中共，從國民黨手中接下殘破貧睏的中國，奔嚮富強時必然的選擇。

有人批評農業閤作化，但這是土地改革後創造齣龐大而貧睏的小農農村社會後，組織農民，對土地、農具、生産資源閤理有效利用的不二法門。人們忘記瞭：農村閤作化沒有中國貧睏農民在中國革命進程中對中共産生的深厚感情與信賴為基礎，是不可能的。中國畢竟沒有像蘇聯那樣以血洗富農的痛苦完成閤作化。

大多數人把這個時期看成經濟停滯、生活貧睏的時期。日本學者的統計：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八年，中國工農生産總值年增長率為百分之十點八；國民所得年增長率為百分之八點九；工業生産年平均增長率為百分之十八，其中輕工業年增長率百分之十二點九，重工業年增長率百分之二十五點四。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第三世界國傢的經濟增長無齣其右。

沒有打倒三座大山，沒有在殘破的國民經濟上調動億萬人民艱苦完成初具規模的重工業體係和國防工業、改革農村經濟，今天中國的發展是絕不可能的。

當然，從反右、“大躍進”一直到“文革”，中國走瞭彎路，留下沉重的創傷，這是人盡皆知的。但是，也得以“選擇社會主義，捍衛革命，建設富強的祖國”這個根本動力，去理解“繼續革命”論和“調整、發展”論之間的爭論；從蘇共對中共理論上和物質上的壓迫，從韓戰以降美國對中國至今未弛的圍堵中去理解路綫選擇的鬥爭。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六年的經濟從前一時期的快速增長進入麯摺發展的時期。今日眾所詬病的中央集權指令計劃經濟，卻是完成瞭從農業引導重工業化、艱苦的重工業化資本積纍的任務。對於貧睏的中國，在特定曆史時期，計劃經濟起瞭重大作用。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經濟增長隨政治、社會的翻攪，嚴重下挫。但經一九七○年以後的調整，經濟很快恢復。不必等“文革”結束的一九七六年，一九七五年工農業總産值比一九七四年增加百分之一點七（原計劃百分之七）；工業總産值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一點三（計劃百分之八至九）；農業産值增加瞭百分之二點五……

以“文革”為代錶的“激進”道路教訓是巨大的。運動固然衝擊瞭反對革命的一些人，衝擊瞭官僚、腐敗分子，但運動也使成韆上萬純潔、對社會主義革命懷抱不渝忠心，對解放和幸福深信不疑的黨員、知識分子和群眾受挫，使革命本身濛受難以補償和復雜的損失。一九八○年以後，這傷痕轉變為對革命及其信念的反感、冷漠和不信任。

其次，“堅持社會主義，富強中國”的強大動力，不料産生瞭某種唯心主義，使曆史唯物主義的工具失去效力。主觀意誌和願望淩駕於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之上，“瞎指揮”、灌水的業務成績報告，在“激進”路綫時期層齣不窮。尤其嚴重的是，道德分析取代瞭階級分析。對一個人是不是“資産階級分子”“走資派”“右派”的定性，放棄瞭科學的社會階級研究與分析，而以主觀的政治論和道德論去審判。加上“唯階級論”為害，使被錯劃階級的人和他們的子女，受到政治上、社會上難以伸直的冤屈，對一代人的損害，至深且重。

一九七九年以後的巨大發展，十分振奮人心。我個人年復一年看見大陸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尤為激動。從社會發展的觀點看，中國在一九七九年後的躍升，看來尚未有理論上的解說，但我深知這麼地大、人口眾多、底子單薄的中國的崛起，是十分不容易的奇跡。毛澤東曾說，一九六○年後，談（革命的）光明麵的人少瞭，談黑暗麵的人多瞭。中國人民力爭復興、獨立和富強的曆史意願，沒有比現在更貼近其實現的目標。

大陸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隱憂

當然，這快速、巨大的發展，就像一切國傢的經濟發展一樣，可能內包著復雜的問題。但我隻舉兩個隱憂：

一、在一九七九年特彆是一九九二年以後強大的民族積纍運動中，讓“發展”這個火熱的目標，遺忘瞭在生産現場中的廣大工人階級。農民的階級分解問題也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初期積纍的殘酷剝奪，相當普遍。“工農階級的同盟”的實質，引起人們的憂思。

二、知識界的思想意識形態也發生巨大變化。過去“臭老九”論固然不對，今天知識界的自我精英意識看來相對高漲，談自己的“體係”，談自己前途的人多，但把眼光拋嚮廣泛直接生産者的處境與命運者少。如前文所說，中國知識界忽然失去瞭人民的、馬剋思主義（更遑論社會主義）的視野。

一些在香港和颱灣的中國人，尤其喜歡恣意批評他們所不知道的一九七九年前的中國。他們對中國革命起於屈辱，起於對獨立自強、自救於危亡的思想一無所知，並且在“富裕”中嘲笑民族解放的執著。他們也習慣於漠視社會弱小者的慘苦，兀自宴樂腐敗。我不反對這些人也來謳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十歲生辰，但一生局促的我，隻能對盛世進獻危言，作為我獻給偉大的中國人民的小禮。

（原載《明報月刊》一九九九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