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西安研究室概况
西安研究室简介
西安研究室组织机构

第二篇主要工作收获
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
西周丰镐遗址考古发现
周原遗址考古发现
秦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发现
西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发现
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考古发现
西安研究室2014年铁质文物保护修复简报

第三篇附属博物馆（西安分馆）陈列
前言
石器时期
商周时期
秦汉-南北朝时期
隋唐时期
结语

精彩书摘

　　《发现长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成立六十周年纪念》：
　　但传统的看法，认为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心是在豫晋陕交界的地区。根据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笔者认为豫晋陕交界地区只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分布的中心，并不是整个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心。仰韶文化不同类型有不同分布中心，半坡类型分布的中心是在渭水流域，西王村类型分布的中心是在晋南，而仰韶文化晚期的另一类型：大河村类型分布的中心又在郑洛地区。因此，不能笼统地说豫晋陕之交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心，仰韶文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分布中心。
　　第四，陕西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客省庄文化的发现。
　　庙底沟二期文化是以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第二期遗存而命名。它的发现解决了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去向问题，确认它是仰韶文化发展到河南龙山文化之间的一种过渡性质的遗存，被认为是一个早期的龙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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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始建于1954年，至今已经走过了60多个年头。对于人类历史来说，一个甲子只是一瞬间，但是西安研究室之于中国考古学史而言，半个多世纪以来却留下了辉煌的学术篇章。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决定建立京外业务派出机构：西安研究室、洛阳工作站和安阳工作站，这样的安排主要是因为上述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地位，中国古代文明最早形成、发展在那里。其中西安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构成中国历史上的“根文化”，最早的中国正是从这里走上历史舞台。进入历史时期，西安地区作为周秦汉唐王朝的都城所在地，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地方，周秦汉唐诸王朝以长安为都城，使之成为当时的国家政治统治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铸就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辉煌的“盛世”。古都长安留下大量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考古的重地，被夏鼐先生誉为中国的“考古首都”。由于西安地区在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性，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先生出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首任主任。与此同时，领导派出了号称考古研究所“五虎上将”之中的王伯洪、王仲殊、石兴邦、马得志等四位学术骨干，分别负责新组成的西安半坡、丰镐遗址、汉长安城遗址、唐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队，长期开展西安地区史前与西周、汉唐考古。
　　20世纪50年代以来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相关考古工作队在西安及其附近地区进行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白家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黄陵遗址等，先秦时代的长武先周遗址、西周周原遗址、丰镐遗址等，秦汉栎阳城遗址、秦阿房宫遗址与秦汉上林苑遗址、汉长安城遗址、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隋唐长安城遗址、隋仁寿宫与唐九成宫遗址、汉唐帝陵等考古工作，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其中有些考古工作，对于中国考古学、历史学有着里程碑意义。比如：
　　20世纪50年代的西安半坡史前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开创了中国考古学“聚落”考古之先河，首次全面、深入地揭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基本社会形态与物质文化面貌，借此建立了中国第一座史前聚落遗址博物馆。
　　丰镐遗址的考古发掘，从遗迹与遗物两方面奠定了西周考古学遗存类型的学科基础。丰镐遗址的考古也促使周原遗址考古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上考古学研究日程，并为以后先周遗址的探索提供了科学支撑。
　　21世纪进行的秦阿房官遗址考古工作，曾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学术界极为重视，在新的科研成果基础之上，考古研究所的学者涉及历史学方法、理论等重大学术问题所撰写的相关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从1956年开始的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半个多世纪以来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是目前中国古代都城遗址考古中，发掘遗址类型最多、面积最大的都城遗址，与此同时先后出版了《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汉长安城武库》《汉长安城桂官（1996-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与《古都遗珍——长安城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等，成为出版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最多的都城遗址考古项目。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曾经先后在《人民日报》及海外版的第一版报道。与汉长安城遗址密切相关的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的考古工作，是迄今汉代帝陵陵园遗址最为完整、系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人民日报》1988年10月6日在第一版以《西安杜陵发掘获丰硕学术成果——西汉帝陵及礼制建筑的布局真相大白》为题详细报道了汉宣帝杜陵的考古收获。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隋唐长安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究明了都城布局形制，其中的城门遗址（明德门、含光门、延平门、丹风门、玄武门等）、大明宫遗址、兴庆宫遗址、青龙寺遗址、西明寺遗址、西市遗址、圜丘遗址等考古发现，使隋唐考古学学科框架得以更为全面的构建。特别需要提出的是，20世纪80-90年代作为隋唐长安城有机组成部分的隋仁寿官、唐九成宫遗址的考古发现，学术意义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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