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办、国办在《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出：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

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学习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编辑出版了该套丛书。

内容简介

《书画鉴赏十六讲》分为十六讲，基本按时间顺序编排，辑录了郑昶和陈师曾两位大师的书画研究成果，提纲挈领地阐述了中国书画史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流派以及一些代表性画家、书法家的风格，以及中国书画发展历程中内在的渊源关系。

作者简介

郑昶（1894—1952),字午昌，浙江嵊州人。1929年编著出版了三十五万言的《中国画学全史》，蔡元培誉之为“中国有画史以来集大成之巨著”。他是当时海派画坛的活跃人物，曾发起组织“蜜蜂画社”、“中国画会”等社团。他山水、人物、花卉兼长。20世纪30年代，画誉已远播四海，作品参加过在英、德、日、比、美和苏联等国的国际展览。

陈师曾(1876—1923)，又名衡恪，号朽道人、槐堂，江西义宁（令修水）人。吴昌硕之后革新文人画的重要代表。其山水画在承袭明代沈周、清代石涛技法的基础之上，注重师法造化，从自然景观中汲取创作灵感；写意花鸟画近学吴昌硕，远宗明人徐渭、陈淳等大写意笔法，画风雄厚爽健，富有情趣；人物画以意笔勾描，注重神韵，带有速写和漫画的纪实性；风俗画多描绘底层人物，像收破烂者、吹鼓手、拉骆驼、说书等，斑斓多致。著有《中国绘画味今、《中国文人画之研贫介、《染苍室印存》等。

精彩书摘

第二节?雕塑

太古之民，穴居野处，茹毛饮血，榛榛狉狉，殆伍禽兽。他们最著的文化是结绳记事。后来因为日常生活所需，乃开始使用石制、土制，以及木制的种种实用器具。我们中国的雕刻可说是从这时候开始了。后代所发掘的石镞、石斧、石锤、石钻、石杵、石臼等，可以证实。而当时有一种叫“祏”，尤为我国石器时代所可注意的雕刻品。据一般考古学家言，这“祏”就是后代木制的供在宗庙里的神位；由此也可知古代人崇拜祖先的思想，发达很早。用石器的时候，同时也有用贝、甲、骨、角制的器具。这些也是我国太古时重要的雕刻品。可惜遗物无存，文献不足，考证无由，殊深可惜。

自后洪荒渐辟，有巢氏作木器，神农氏教稼穑，伏羲氏制网罟，收渔利，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这时风俗渐易，文化渐开，然就雕刻方面言，并无显著的进步。等到黄帝轩辕时代，知道造舟车，制兵器，镕铜铸鼎，这时方有铜器的制作品。此后金属的雕刻艺术品，渐渐的众多了。

从黄帝以后历四代，文化已渐次发达。到了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承其遗业，更发挥光大。社会情形，已由茫昧时代而进于宗法时代。工艺制作品也有了很大进步，雕刻当然也有很好成绩。此时有玉制的五瑞、五器。所谓五瑞者，即是五等的圭璧；五器者，即是用于祭祀的器具。在昔石器时代的镞、斧、锤、臼等，已笨重不适用。在帝舜时代，便有琢饰之雕琢，文物渐进于粲然之境。

到了三代夏商周，文化又大发达。夏禹时用文饰铸之于鼎，图成山川奇怪，魑魅魍魉。古器上的文，尤其是云雷文，都是创于夏代的。此外有罍，是一种陶制的乐器，上面雕刻着文样。其他雕刻品有鸡彝和黄彝，是装饰于瓦木上的东西。鸡彝的形状似鸡，黄彝的形状似龟之目，并饰以黄金而成。

商代工艺大盛，雕刻益繁。六工各有专职：即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祭祀所用的器具，有了新的创制：如斝、箸尊等。食器上均有刻镂。至于铜器都有文饰，其最著者有鼎彝、卣、觚、爵、盘等。一切文饰，古朴清逸；且铭文便于识别，字数极少。近日考古家所谓一字铭，差不多完全限于商器。商器的铭文，最普通者为庚、辛、癸、子、孙、举、木、田、中、非等字。这些字或为当时帝王的名字，或为年代的纪录。亦有镂以图样者，如立戈、横戈、禾、斧、矢、车、兕、龙、虎等形；亦有持戈、戟、旗、刀、干等之人形。这些都是商器的特征。

夏商二代的文物，到了周朝，便蔚成郁郁乎的文化。《周礼》一书，原为纪述当时实施行政的事实，但于艺术，亦极注意。在工艺方面，以雕刻为最显著。商代的六工，一变而为八材。这八材即是珠、象、玉、石、木、金、革、羽等。其中以玉工尤为重要，并设玉府之职，专司刻镂服玉、佩玉、含玉、玉敦。六瑞、六器的制度，亦是到了周代始完备。六瑞是用以分别爵位的崇卑的：一曰镇，是雕琢着四镇的山；二曰桓圭，是雕琢着宫室的形象；三曰信圭，四曰躬圭，都是雕琢着人形的；五曰谷圭，是雕琢着米粒；六曰蒲璧，是雕琢着蒲席文的。六器亦多有雕碾的文饰。

铜器雕镂的制作，在周代更有惊人的成绩。那时有金工分职的制度：以筑氏为削；冶氏为杀矢、戈、戟；凫氏为钟；栗氏为量；锻氏为镈器；桃氏为剑。祭祀宾客的礼器，叫作六彝、六尊。六彝是鸡彝、鸟彝、斝彝、黄彝、虎彝、蜼彝。六尊是牺尊、象尊、壶尊、箸尊、大尊、山尊。这些器具的形式，皆为动物。

周代之石刻，存于今日之可称完整的古物者，以“石鼓”为最可贵；共十个，现存北平孔庙大成门左右的两庑下；是一三○七年时，元朝太史郭守敬移置于此的。石鼓高约三尺，大腹若鼓，乃是就生成的一大块圆石，略加镌凿而成的。在唐朝，韩愈辈已替石鼓做过考证。后代学者，亦深加研究过，认为是宣王时的作品。那时宣王巡狩岐阳，由史籀作颂纪功，所以石鼓又名“猎碣”。此种石刻文字，叫作“籀文”，与古文不同。所刻诗文共十首，每鼓各载其一，虽文句长短不一，而皆为协韵，其体裁和《诗经》上的作品类似的。大旨是歌颂王在岐山佃鱼的事情：说在水清道平之后，王选了车徒，备了器械，与诸侯相会于此，因佃猎而讲武了。这种石鼓是一种纪念碑。

东周灭亡之后，秦并吞六国。及始皇即位，虽只有短短的十五年而国即亡了，但其间于艺术上的成就实足惊人。不说阿房宫等的宏壮伟丽的建筑，只就雕塑而言，最显著的有金人和钟等的铸造。这种东西，在艺术史上是永远留着无上光荣的。状是鹿首龙身，先以木刻而成，后来改用铜铸；其文字和周代不同。始皇的螭虎纽玉玺，亦是此时重要雕刻品之一。当时有刻玉善画的工人名烈裔的，特地由骞霄国来奏妙技的。

秦朝石刻颇多，著名的有长池的“石鲸”，蜀郡太守所刻的镇压山川的“石牛”，会稽刻石，绎山刻石，琅琊台石刻等。

汉代艺术的遗物，应该以享堂碑阙上的石刻画为主。享堂是坟墓上以石建造的祠堂，以供展墓享奠之用的，所以又名墓庐。在汉代壁画最盛的时候，大抵皆刻图画于石壁上，这种作品，最著名的有孝堂山祠与武梁祠两处。这两处的石刻，在汉代美术史上是极占重要位置的。

孝堂山祠在山东肥城县，是前汉末年孝子郭巨墓上的享堂。石刻共有十壁，均系阴刻的，与后汉之阳刻者不同。所刻人物、景象、鸟兽，都很灵活生动。其取材均为历史的事情：其图为车骑的行列、大王车、贯胸国人、战争、胡王献俘、狩猎、驼、象、成王周公等的故事，以及演戏、奏乐、庖厨等。亦有取材于当时的传说：如神仙怪兽的事情。这种石刻，虽不甚精巧，但生气央央，颇近自然。在前汉有这样的艺术收获，是很可注意的。

现在把这石刻的第八壁和第十壁的图样说一说。第八壁上所刻的是龙凤日月的形象，有一座二层楼；楼的顶上有猴，左面有鹓雏，右面有鹰，各有一种动作的姿态；楼中坐西王母，有几个侍者围着她的左右；日月星斗中可以辨出的，是日的右方为北斗星，左方面是织女星。全然是采取当时道家的神仙传说。汉代虽崇尚儒术，而异端的思想乘机以起，这正是文化灿烂的象征。那么这件艺术品的价值，也可默许它的取义深长的了。

第十壁上所刻的是大王车，可以看出古代行军时的情状。大王车驾四马，贯有缰绳，车上有盖；舆内坐四人吹排箫，前立一人执缰，上二端立二人击鼓；击者一手把持着鼓，使之不堕。大约是古代行军鸣鼓前进的情形。大王车的后面，跟随着几辆车子，各驾二骑；车前负戈而骑马的导者和负戈而步行的导者，每排三人；骑兵的马上置有鞍蹬，马尾有总结。那时候武器的使用也可推见。此外道路之上，还点缀着许多鸟兽。

武梁祠在山东嘉祥县南二十八里的紫云山下，是顺帝桓帝时任城名族武氏一家数墓的享堂。这武氏的祠庙，系建造于建和元年的。庙前有东西两石阙，墓前置石狮子，至今犹完整无缺。一个石阙上刻着：

建和元年，太岁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绥宗景兴开明，使石工孟孚，李丁卯造此阙。值钱十五万。孙宗作师子。值四万。

阙后有石室四处，即是武梁祠、武荣祠、武斑祠、武开明祠。其中最显著者，是武梁祠和武荣祠。除四石刻之外，尚多不明的残石。

祠上的石刻，大都是阳刻的。武梁祠的石壁，是刻着三皇、五帝、禹、桀、孝子、刺客、烈女等故事，及神人、奇禽、异兽、车骑、人物、楼阁等。

武荣祠的石刻，是刻文王、武王、周公、秦王、齐王、桓公、孔子及诸弟子、孝子、刺客、烈女、神人、龙凤、奇禽、怪兽、玉兔、蟾蜍、云气、鱼鸟、蓂荚、战争、燕饮乐舞、庖厨、侍女、车骑、从导，以及武荣的阅历等项。

武斑祠和武开明祠的石刻，均刻些伏羲、女娲、周公、景公、始皇、信陵君等人物故事。此外还有海神、龙鱼出战、云龙车、天马、雷公、北斗星君、啖人鬼、狩猎农耕、车马、从导、舟车、交战、乐舞、庖厨，以及种种祥瑞之物。

这四石室的位置，据一般学者的考证，分前后左右四处，以前石室为武荣祠，左石室为武斑祠，右石室为武梁祠，后石室为武开明祠。

前石室中有一石，可以特别提出说一说。此石长四尺许，所刻图形，分上下二部，不相连属，各为一事。上部刻着的是西王母接见穆王的景象；下部刻的是公侯家送葬的卤簿。上部一景，有重楼杰阁、鸟兽龙蛇等，都很奇丽的。人物除西王母、穆王而外，侍者众多，各司其事。全体结构雄伟，有条不紊。下部一景，全是当时大户人家送葬的纪事画，可以窥测古代风习的一角。

除孝堂山祠和武梁祠的石刻外，尚有一处很有名的石刻，即是两城山，城贞王安之祠堂的石刻。这里的石刻，据日本美术考古学家大村西崖氏说，是中国古代雕刻的冠军，因为它是充满了高古、琦玮、谲诡的趣味；而且它那竦峙的台阁和一切服饰容曳，都可使观者羽化为伏羲、神农时代的人物，而神游于华胥之国呢。

汉代此种石刻壁画之风，在后汉中叶为最盛。其存留的区域，大半在山东，即古齐、鲁的境界。这是因为和帝时代，有中山简王的厚葬，到了安帝、顺帝时，则因王符的提倡，其风益甚。所以今日所存留的石刻题记，多有永元、延平、永初、永建、建康等年号。如荆州刺史李刚、司隶校尉鲁峻等的墓中石刻，便是好例。此种石刻，现存济南的明伦堂、金石保子所、曲阜的孔庙、汶上县的石桥，及关帝庙、济宁的两城山，以及山东各地的寺庙等处，均有保存着的。

除上述的石刻外，尚有足记的著名石刻多处。如会稽东部都尉路君的墓阙，是永平八年所造的，刻有执杖负剑的人物。山东费县南武阳平邑皇圣家的墓阙，系元和元年所造的。两处皆刻着伏羲、女娲、四神、奏乐、演戏等图像。在四川新都县北面的兖州刺史洛阳令王涣的墓阙，是造于元兴元年的，刻有神人、车马、龙象、狮子、大屋等物。河南嵩山的太室庙阙，是元初五年的作品，刻有龙凤、牛虎、人物、车马。启毋庙阙，系延光二年所造，刻有龙马鹿兔人物等类。少室庙阙，亦同时建造的，刻有龙、虎、麟、凤、象、马、鹿、羊、鹤、兔、人物等等。此外还有四川方面，在渠县有交趾都尉沈君的墓阙；在雅安有益州太守高颐的墓阙；在剑州有梓潼县范君的墓阙。这些石刻均刻着走兽神道人物等形象。

此外汉代的石刻，如陵墓神道的石人兽，及表、石柱，在前汉后汉均极多。其石兽，大概皆为麒麟、辟邪的瑞兽、狮子、象、马、羊、虎等类。石人的制作甚古朴，然终不及石兽的精巧。

汉代的碑亦很多，其形状与用途，与前不同，仅镌刻文字，建于宫庙坟墓。碑在后汉较前汉为多。碑有二种：一种是圆头，叫作碑；一种碑头似圭，叫作碣。碑大碣小。

汉碑之存于今日者极多，惟西汉之碑，以近年云南昭通掘出的孟旋碑，为首屈一指。其次则为后汉和帝时的作品，如山阳的麟凤碑；益州的太守无名碑，此碑以朱雀为额，下刻玄武，两旁刻龙，碑阴刻五玉、三兽，及牺首。又如曲阜孔庙的孔谦碣，及博陵太守孔彪碑，直隶永年县的北海淳于长的夏承碑。

此外四川亦有，如雅州之蜀郡造桥碑，渠州之车骑将军冯绲墓上的两块碑：一块叫“单排六玉碑”，一块叫“双排六玉碑”。“双排六玉碑”是圭首的，刻有三足鸟、九尾狐，碑面上刻有六玉、二驴、牺首；其阴面，上刻朱雀，下刻玄武。“单排六玉碑”亦是圭首的，刻有朱雀，碑面上刻着六玉，下刻玄武。四川还有孝廉柳敏碑，云安的徐氏纪产碑等，也很有名。

江苏有江宁西州的无名碑，也是汉代名贵之作。浙江湖州有费凤碑。甘肃成县有渑池的五瑞磨崖，刻着龙、鹿、甘露下降、嘉禾、木等图像。

汉碑上常有几重晕，此晕由碑面的一方转达于碑阴；其用途，想来是便于绳索的缠绕吧。碑上所刻的文字，均属汉隶，可作学隶书者的模范。

汉代的塑像亦很多，因为那时国家的宗庙，有立像之风。景帝之末，文翁命成都的学官造石室，设孔子的坐像，并置七十二弟子像在旁相侍。孔子塑像，以此为嚆矢。此等人像，都以泥塑，不易传久，所以存留于今绝少。

明器的雕镂，在汉代亦很发达。饮食器、乐器等凡四十二种，一百九十七件。此外涂车九乘，俑三十六匠。此种定制为古来所无有的完备之数。明器中著名的瓦灶，瓦棺上的浮雕，以及瓦镫、瓮、甒、壶、尊上面的彩绘，及其人兽龙凤等形式及花纹的雕镌与石刻画有同样的古趣。

汉代玉器亦多。皇帝的白玉六玺为一切玉器之首。祭天的仪器，有玉几及其他玉饰器具凡七千三百件。六瑞、六器、法器等，悉从周制，多有花文的琢饰。汉玉的特征，为一种双钩碾法。玉上的线画，宛如游丝，细入秋毫，明净匀整，无些毫的滞迹。此种妙技，在小璧、环玦、带钩书画鉴赏十六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学习丛书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