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社会建构的逻辑: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论纲》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梳理新时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经验的理论著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与此相应,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也进入新时代,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群团组织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是人民群众利益表达、吸纳、整合、协调、协商的有机平台,不仅在过去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是今天和今后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足轻重、难以替代的关键性主体资源和有力支撑性力量,具有“顶天立地”的结构方位;社会组织成为中国协商民主建设新的生长点。这不仅拓展了协商民主建设的渠道、空间、平台,而且助推了社会组织的成长、成熟、成型;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倡导耦合、平衡、共赢等社会价值,对于提升社会治理的协同性、整体性、一体化程度具有积极效应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在推进中国社会组织的良性发育与有序成长的征程中,党的功能与价值非但不能“缺席”,而应积极“在场”,因为党是社会组织健康成长的“导航仪”和“方向盘”;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中国社会组织有序成长的必由之路,关键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这两大核心议题。新时代中国社会组织的蓬勃崛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新特点。
作者简介
康晓强,1982年生,福建惠安人。201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组织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出版专著4部。在《教学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文章8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
内页插图
目录
第一章 中国社会组织的主要类型及其发展进程
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团体的发展进程
二、改革开放以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进程
三、改革开放以来基金会的发展进程
四、本章小结
第二章 社会组织发展相关理论
一、托克维尔结社自由思想的基本逻辑
二、帕特南社会资本理论的基本逻辑
三、萨拉蒙社会组织理论的基本逻辑
四、本章小结
第三章 群团组织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
一、群团组织的中国逻辑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群团组织改革的新进展
三、本章小结
第四章 社会组织是中国协商民主建设新的生长点
一、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
二、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建设的内在规定性
三、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
四、助推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建设的发展路径
五、本章小结
第五章 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
一、结构维度视野下的现代社会治理
二、社会组织是建构社会治理秩序的重要支撑力量
三、本章小结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一、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组织的政策取向
二、20世纪9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组织的政策取向
三、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组织的政策取向
四、本章小结
第七章 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中国社会组织有序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与“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二、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构成性要素
三、中国社会组织体制的历史嬗变逻辑
四、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主要特征
五、推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转型
六、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战略考量
七、本章小结
主要参考文献
社会建构的逻辑: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论纲 引言 社会组织,作为连接个体与国家、市场与社会的重要节点,其发展历程与内在逻辑深刻地塑造着一个社会的形态与活力。本书《社会建构的逻辑: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论纲》旨在深入探究中国社会组织自近代以来,乃至更早期的萌芽,其发展过程中所遵循的内在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如何在具体的历史情境、政治经济土壤和文化传统中被建构、演化与重塑。本书并非对已有社会组织形态的简单罗列或分类,而是着眼于“建构”这一核心概念,剖析社会组织并非自然涌现或一成不变,而是通过一系列社会互动、制度安排、观念塑造及权力运作,被逐步构建出来的过程。我们将从宏观的国家主义视野出发,审视社会组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动态关系,关注社会组织在不同历史时期扮演的角色变化;同时,也将深入微观的个体层面,探究公民意识的觉醒、社会资本的积累以及社群认同的形成如何为社会组织的生长提供内在动力。本书特别强调“逻辑”二字,意在揭示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并非杂乱无章,而是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可被理解和分析的运行机制与发展脉络。 第一章:近代前夜的社会组织雏形与国家主导的早期建构 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之前,虽然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概念尚未成熟,但形形色色的民间团体、宗族组织、行业协会、宗教团体等已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组织往往根植于传统的血缘、地缘、业缘或信仰关系,其运作逻辑深受儒家文化、宗法制度的影响,具有强烈的互助性、封闭性和地方性。然而,即使在这些传统组织内部,也已显露出某些“建构”的端倪:例如,族规家法的制定、会规的形成,都体现了集体内部为达成特定目标而进行的规则设计与制度安排。 更重要的是,本书将重点分析这一时期国家权力对社会组织形态的早期“建构”。在传统的王朝统治下,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如保甲制度、乡约等,对民间社会进行管控与整合,其目的在于维护统治秩序、动员社会资源。这些制度虽然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却为后来的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模糊的社会管理框架和某种程度的“组织化”经验。国家权力在这一时期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一种“压制性建构”与“选择性引导”,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间组织存在的空间与形态,并为其发展埋下了“服从性”的基因。 第二章: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的勃兴与国家关系的重塑 进入近代,民族危机与社会变革的浪潮,催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需求,也为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在此背景下,各类新型社会组织,如学会、商会、慈善会、救亡团体、学生会等纷纷涌现。这些组织的出现,不仅仅是对国家衰败的反应,更是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企业家等不同群体,为应对时代挑战,寻求救亡图存之路而进行的自觉“建构”。 本书将深入分析这一时期社会组织发展的“国家关系重塑”逻辑。一方面,面对列强的侵略和国内的动荡,国家权力处于相对弱化的状态,为民间力量的生长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另一方面,这些新兴的社会组织,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往往与国家目标(如富国强兵、教育救国)产生交集,并在此过程中与国家权力进行协商、博弈,甚至合作。例如,商会的存在,既是商业利益的代表,也与国家发展经济、推动工业化的目标相契合。学会的成立,则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启蒙、科学的追求,与国家寻求现代化的方向一致。 然而,这种与国家关系的重塑并非完全平等。在权力结构依然强大的背景下,即使是追求独立的社会组织,也难以完全摆脱国家的影响。本书将探讨“半官方”性质组织、具有官方背景的行业协会等现象,分析国家如何通过资金支持、政策倾斜、权力委托等方式,将一些社会组织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从而实现对社会力量的“选择性吸纳”与“制度化建构”。 第三章:革命与重建: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组织的“单位制”建构 20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以计划经济为核心的全新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社会组织的发展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本书将重点分析“单位制”如何成为构建社会组织形态的核心模式。传统的、自发的、基于地缘或血缘的社会组织几乎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隶属于国家或国有部门的各类“单位”。 “单位”不仅是经济生产的基本单元,更是社会成员生活的全部依托,集工作、居住、教育、医疗、养老等功能于一体。在这种高度集权化的体制下,几乎所有的社会功能都被单位化、组织化,个体被牢牢地嵌入单位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因此,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组织”概念在此阶段模糊不清,取而代之的是在单位内部形成的各种“小组”、“委员会”、“协会”等,它们的功能更多的是服务于单位的生产目标和政治宣传,其“建构”逻辑完全服从于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和意识形态要求。 本书将深入剖析这种“单位制”建构的内在逻辑:它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渗透与控制的产物,旨在消除社会领域的独立性,实现国家对社会的绝对领导。这种模式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社会动员的效率,但同时也严重压抑了社会的自主性与多元性,阻碍了社会组织的真正发展。 第四章: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组织复苏与多元化建构的张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对社会的管控逐渐放松,市场化、民主化的趋势开始显现,这为社会组织的复苏与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土壤。本书将聚焦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所呈现出的复杂而充满张力的“多元化建构”逻辑。 一方面,大量的新的社会组织,如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在法律框架内获得了合法身份。这些组织在经济、文化、教育、环保、公益慈善等各个领域蓬勃发展,满足了社会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它们的发展,体现了公民社会意识的觉醒,个体权利意识的增强,以及社会资本的逐步积累。 另一方面,本书也将深入分析这种“多元化建构”并非天然无痕。国家权力在社会组织发展中仍然扮演着关键角色。这种角色体现在: 法律框架的建构: 国家通过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为社会组织的成立、运作和监督提供制度保障,同时也设定了行为边界。 登记管理机制的建构: 严格的登记审批制度,以及对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分类管理,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引导与规制。 “政社分开”的渐进式探索: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开始尝试在一些领域“政社分开”,将部分原本由政府承担的社会服务功能转移给社会组织,但这种分离往往是渐进的、有选择的,并且国家对社会组织的支持与监督始终并行。 意识形态的引导与塑造: 国家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关注国家发展目标,并塑造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组织文化。 本书将重点探讨,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如何在争取自身独立性与回应国家发展需求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在多元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进行自我定位与价值实现。这一时期的社会组织建构,是市场力量、公民意识、国家调控与传统文化交织作用下的复杂产物。 第五章:社会组织在当代中国的角色演变与未来展望:从“工具性”到“主体性”的迈进 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本书将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所面临的新的发展逻辑与挑战。 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以及公民社会意识的不断提升,社会组织在填补政府服务空白、参与社会治理、维护公众利益、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的服务领域不断拓展,组织形式日趋多样,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另一方面,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与引导也在不断深化。如何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如何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同时,确保其健康有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本书将探讨“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社会组织如何从单纯的“工具性”角色,逐步向更具“主体性”的参与者转变。这种“主体性”的转变,意味着社会组织不仅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更是社会需求的发声者、社会问题的解决者、社会价值的创造者。 本书最后将展望中国社会组织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国家强力引导与市场化、社会化需求双重驱动下,社会组织将面临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也需要应对更加严峻的挑战。从“建构”的视角出发,未来的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将是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者之间持续互动、博弈与融合的动态过程,其内在逻辑将更加复杂,也更加值得深入探索。本书希望通过对这一逻辑的细致梳理,为理解中国社会的转型进程,为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这本书的行文风格,坦率地说,起初读起来有些“硬核”,但一旦适应了作者那种严谨到近乎有些偏执的逻辑推演,你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它不像一些畅销书那样追求轻松易懂的口号式表达,而是坚定地站在了扎实的文献基础和经验证据之上。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作者在阐述“建构”过程时,反复强调了能动性与结构制约之间的动态张力。这种张力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协商、适应与嵌入的过程。书中穿插的那些历史案例分析,不是为了简单地印证某个理论观点,更像是一种深度的哲学反思——即社会秩序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的微观互动中,被参与者们“无意识地”搭建起来的。我尤其赞赏作者在处理复杂性时的坦诚态度,他没有试图提供一个包治百病的万能钥匙,反而展示了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复杂性、非线性乃至某种程度上的“混沌美感”。这本书更像是一份邀请函,邀请读者放下预设,参与到对“何以为真”的社会现实的共同构建与批判性审视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