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与重构:中国“舆论场”研究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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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淑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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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20111416
版次:1
商品编码:12280005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12-01
页数:388
字数:366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从五千余篇“舆论场”研究成果中爬罗剔块,逐年甄选,举其荦荦大者,将其珍珠穿线般集成一辑,寻求多元“舆论场”走向“一体化”的科学依据,以推进中国社会进步为价值诉求,善莫大焉。该书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实事求是。全书按事物发生、发展的顺序编排,脉络分明;以问题梳理为导向谋篇布局,富有历史纵深感;融问题提出、现象描摹、理论解析和对策探究于一炉,视野开阔。

作者简介

张淑华,河南新密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副院长。2008 年博士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2010~2014 年在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在职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获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河南省教学标兵、河南省优秀社科学者等多项荣誉。近5 年主持国家社科项目1 项,教育部项目1 项,其他省部级项目3 项。出版学术著作4 部,发表论文30 余篇,对新媒体传播和网络舆论有较多关注。
王佳林,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凌凌,郑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目录

第一部分 分散表达与凝聚共识:前十年成果撷集
(1998)增强新闻报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力【南振中】
(1999)“病理标本”与舆论场
  ——写作《140万双袜子的命运》的感想【余兰生】
(2000)舆论场效应的利用及调适【熊志超】
(2001)电视谈话节目如何营造舆论场【吴玉兰】
(2003)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改进新闻报道的着力点
  ——对“三贴近”本质和核心的思考【南振中】
(2004)寻求“媒体舆论场”与“口头舆论场”最大重合度
  【新华社“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
(2005)《决策》栏目对“舆论场”的借鉴【李 杨】
(2006)新闻报道要对公众舆论进行导航
  ——关于把“两个舆论场”统一起来的思考【鲁兰洲】
(2007)以媒体为支点的三个舆论场整合探讨【刘九洲 付金华】

第二部分 新媒体热词与研究热点:新语境下的五年
(2009)中国语境下的网络“舆论场”【胡 泳】
(2010)网络舆论场的构成及其研究方法探析
  ——试述西方学者的“场”论对中国网络舆论场研究带来的启示【余秀才】
(2011)虚拟舆论场:政府怎样发挥主场优势【陈力丹】
(2011)当前中国舆论场的宏观观察【张涛甫】
(2011)人民网评之一:打通“两个舆论场”
  ——善待网民和网络舆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2011)人民网评之二:为“网络问政”喝彩
  ——善待网民和网络舆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2011)人民网评之三:对话“意见领袖”
  ——善待网民和网络舆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2011)人民网评之四:网络舆论的“生态治理”
  ——善待网民和网络舆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2011)人民网评之五:网民、人民和公民
  ——善待网民和网络舆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2011)官方民间舆论场异同剖析【童 兵】
(2012)从“威权舆论”到“权威舆论”
  ——“微时代”主流舆论的解构与重振【周廷勇】
(2012)@人民日报:对接两个舆论场的有益尝试【明廷栋 王 琪 沈 阳】
(2012)“两个舆论场”的由来和融通之道【祝华新】
(2012)求解“两个舆论场”的最大公约数
  ——自媒体时代党报创新实践的“集体性自觉”【赵 兵 李建春】
(2012)2012年新媒体热词【邓 瑜】

第三部分 理论思辨与实践总结:最近五年成果汇集
(2013)“两个舆论场”若干歧义的破解【刘建明】
(2013)论具有中国特色舆论场之构建【何溢诚】
(2013)“穿越”在两个舆论场【卢新宁】
(2013)主流媒体微博:如何打通“两个舆论场”【王君超】
(2013)以议题设置推动“两个舆论场”共振
  ——以《南方日报》九论九策报道为例【曾 妮 姚燕永 姜玉龙】
(2014)集合传播权与谦抑性原则
  ——解析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两个舆论场”【支庭荣】
(2014)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看两个舆论场的打通【石艳红】
(2014)简论“两个舆论场”的内涵与价值【张 征 陈海峰】
(2014)打通两个舆论场,传统媒体能有所作为【王 悦 范以锦】
(2014)在舆论场的融合中重新发现社会【曹 林】
(2014)如何塑造媒体融合时代的新型主流媒体与现代传播体系?
  【朱春阳 刘心怡 杨 海】
(2015)2014年:两个舆论场共识度明显提高【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2015)微信时代民间舆论场的建构与舆论引导策略
  ——以“APEC蓝”在民间舆论场的发酵过程为例【郭 英 刘东建】
(2015)后媒体时代的两个舆论场【魏武挥】
(2015)我国“两个舆论场”研究现状之述评
  ——基于2003-2014期刊论文的分析【张 露】
(2016)互联网时代舆论引导范式的新思考【张志安 张美玲】
(2016)关于网络舆论场供给侧改革的几点思考
  ——基于网络舆情生态的复杂性原理【喻国明】
(2016)论潜在舆论和潜在舆论场及其引导【童 兵 王 宇】
(2016)舆论场结构演化论【李后强 彭 剑 李贤彬】
(2016)社会化传播背景下舆论场的重构【李凌凌】
(2017)2016年网络舆论场观察【东 鸟】
(2017)在全媒体舆论场构筑我们的“主流叙述”【卢新宁】

后记【张淑华】

前言/序言

致敬中国“舆论场”研究二十年(序言)

舆论,作为新媒体时代最为活跃的公民参与表征,正在构建着当下社会政治、经济等公共生活的丰富内涵和合法性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2月19日全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就曾说过,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面对互联网快速发展的现实和新的历史时期舆论传播的新特征,习总书记在2016年4月19日网信工作座谈会上对如何察民意、知得失、凝聚共识等作了更为具体、明确的指示,“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在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了关注网络民意的要求之后,总书记还表达了对网络舆论、网络异见包容和吸纳的意见,对广大网民“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建设性意见要及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形成良好网上舆论氛围,不是说只能有一个声音、一个调子”“对网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对互联网监督,不论是对党和政府工作提的还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提的,不论是和风细雨的还是忠言逆耳的,我们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因为“网民大多数是普通群众,来自四面八方,各自经历不同,观点和想法肯定是五花八门的,不能要求他们对所有问题都看得那么准、说得那么对”。这些论述,不仅说明了新时期新闻舆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更重要的,它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客观、务实的态度,为我国的舆论工作实践和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启示。一是讲话指出了当前舆论生态多样化的现实,有不一样的声音和调子,“来自四面八方”,观点和想法“五花八门”;二是不同的舆论空间和平台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舆论氛围,同一议题在网上的舆论和传统媒体的舆论可能就有着不一样的舆论体征,表现出观点、情感倾向、立场等差异,需要加以分辨和进行区别对待;三是对批评意见和舆论监督的宽容和支持,以辩证和客观务实的态度提出新媒体时代舆论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主张。这些论述为“舆论场”研究提供了直接的理论论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1998年“舆论场”概念提出到2017年底,二十年间,“舆论场”的研究文章浩如烟海,以“舆论场”为主题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可得文章6075篇;“舆论场”一词直接出现在标题中的文章就有500篇(2017年11月20日检索)。“舆论场”的研究从现象描述发展到规律探寻,从个体经验上升到理论总结,从讨论个别问题体系化为对策探索和制度设计,研究内容被不断拓展、细化和深化。其研究范式也经历了从思辨到实证、从观察和体验走向数据和多种研究工具共同使用、从宏观的学理讨论到微观的实践模型建构、从宏大叙事到具体场景分析等变化,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不断提升。从研究队伍看,许多重要成果出自新闻传播学界、业界长期关注舆论的人士之手,如童兵、刘建明、喻国明、南振中、卢新宁、祝华新等,也不乏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等新生力量;很多学者,几十年如一日关注和研究舆论、研究舆论场,探究舆论传播规律,寻求舆论引导的科学路径,像爱羽毛一样热爱着真理和自己的学术声誉,对历史负责,为百姓发声,为政府出谋,以良心执笔,倾听着“众声喧哗”,敬畏着“天理民心”,思考着如何更好地筑起我们的“国家防火墙”,皓首穷经地表达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构成了“舆论场”研究的队伍主体。
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舆论大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一部舆论传播的研究史。古代的统治者深谙“下水上山问渔樵,要知民意听民谣”,所以设有“采风官”,《诗经》中最具华彩的部分就是“风”。无论是孟子提出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还是魏征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都在强调舆论和民意支持的重要性。“舆论场”的分化和统一,与国家、民族的分化和统一息息相关。
当代社会,无疑是舆论最为活跃的时代。最为多样化的媒介平台、全球化和新媒体的语境,最低成本的参与渠道,普遍获得的权利保障,管理者对异见的宽容和尊重,吸引了最大数量的人群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实现了“舆论”公共性的回归。每年“两会”,政府主动征集民意和提案;重要事项,面向全体公民寻计问策;公共政策,公共讨论成为必有环节和程序正义的一个衡量尺度。在历史上最为宽松的舆论管理氛围里,网络问政、民主协商、舆论监督,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基本元素。
但同时,当代社会也是“舆论场”分化特征最为鲜明的时代。“舆论场”是空间维度和人际维度的融合,“包含若干互动因素从而使一些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谓之舆论场”,“舆论场”的分化具有空间上的分化和观点上的对抗两重特征。在2012年度的“新媒体热词”中,“两个舆论场”为排名第一的年度热词。从1998年“两个舆论场”被提出到2012年成为“热词”,公众对“舆论场”的关注经久不衰且程度更甚。
一方面,“舆论场”互不衔接、互不交融的现象依然存在。新媒体兴起以后,新旧媒体平台之间、官媒和自媒体之间都存在着差异,互联网成为社会问题的集散地和社会情绪的控制阀门,“只要有声音,就会有不一样的意见,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群和立场”,新媒体的公共领域属性提供了不同意见、多元观点的讨论空间,也加剧了舆论表达的“区隔”化特征:浅层表现是空间和平台的分化,如基于地域、职业、兴趣、议题等差异形成的人群在不同网络站点和社区的聚集;深层表现是阶层和立场的分化,基于阶层认同、利益诉求、意见和观点、情感倾向等差异形成的网络社群、社会群层间的对立。伴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兴起与媒介生态中个人力量的扩张,呼应社会转型中公共问题的簇生和决策过程中提供争论空间、广泛吸纳民意的需求,全球化语境下争议性问题又被赋予了特殊政治敏感和表征为价值体系间的博弈,舆论多元和“舆论场”分化的问题也由此得到了理性承认和更加细致入微的研究。
另一方面,多个“舆论场”的提出也表达了人们对打通不同“舆论场”、实现舆论“一体化”的渴望。“中国两个舆论场的‘一体化’将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进步”。虽然有人提出,在党性和人民性高度一致的情况下,党和政府执政为民,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不应有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分立——这种“应然”可以看作舆论生态的“理想型”,也是舆论工作者的工作目标和自觉追求,但现实中,难免会有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正是冲突和分歧的存在,推动了社会变革,构成了社会进步的动力;对冲突的感知,是社会“减压阀”发挥作用的前提,具有正向的社会建构功能。舆论引导和舆论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求“舆论场”最大范围的重合和“一体化”,寻求差异中的认同。“一个机构,一个个人,这背后还是两个不同的权力场,因为掌握了同样的传播手段,让每个个体的声音一下响亮了起来。所以,出现了‘两个舆论场’的问题,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甚至一度异常分裂,原因就在于我们传播机构的话语世界与老百姓的个体经验世界产生了偏差,甚至非常严重的对立……两个舆论场的对立,如果长此下去,消解的是执政合法性,动摇的是党本、国本。”这样严重的对立后果,是正在走向大国崛起、一直致力于和谐稳定发展的中国不能承受之重。如何在快速发展的时代,寻求公民的广泛支持,夯实国家发展的舆论根基,防止意见割裂对国家根本利益的伤害,发挥新媒体时代舆论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相关的学术研究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迫切。这不仅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学术自觉,更是他们的使命和责任。
正是基于对当前舆论、“舆论场”研究重要意义的认识,本书编者渴望对“舆论场”研究近二十年的成果做一次相对比较系统的梳理。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多个数据库平台,编者检索了1998年以来国内刊物公开发表的“舆论场”研究论文六千多篇,从中粗选出比较有影响力的论文两百多篇,经过编者团队的认真阅读和多次讨论,遴选出现结集于本书的论文46篇。全书以问题梳理为框架,以对话为目的,广泛吸纳业界学界意见,努力体现问题研究的历史纵深和全面观照的辩证逻辑,希望以梳理“舆论场”研究作为感知当代中国社会的“皮肤”,作为解析纷繁社会问题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冲突等的切入点,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虚拟模型和方法论探索,尝试建构平等对话的话语模式,敦促“舆论场”从“实然”到“应然”的跨越,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寻求“舆论场”走向“一体化”的科学依据,为推进中国社会进步尽绵薄之力。但基于编写者的水平,这些努力可能并不完全奏效。
致敬本书的论文作者们,他们用自己的勤奋和严谨记录了中国社会进步的问题和成绩,并用理性和智慧描绘和建设着一个更加丰富美好的世界!感谢各位作者的无私支持,同意编者使用他们的成果,使本书得以成集!同时,编者也渴望能得到各位学者、各位读者对本书粗陋、草率之处的谅解和宽容。
祝愿“舆论场”研究在经历了二十年的历史时期之后,能够迎来一个与时俱进、持续深耕、新人辈出、成果不断的新二十年!

编 者
2017年11月
《思潮回响:中国公共领域变迁与知识生产》 第一章:信息浪潮下的萌芽与阵痛(2000-2005) 21世纪初,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经济的腾飞带来了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互联网的普及如同一股强大的信息洪流,裹挟着各种新的观念、新的声音涌入公众视野。这一时期,传统的精英主导的宣传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互联网论坛、博客、BBS等新兴平台开始成为人们交流信息、表达观点的重要空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潮回响:中国公共领域变迁与知识生产》一书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舆论场”的早期形态。本书并非简单罗列事件,而是深入剖析了信息技术发展如何为个体发声提供了可能,以及这种可能对既有社会结构的潜在影响。作者追溯了早期互联网用户群体的特征,他们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技术精英,他们带着对新时代的憧憬和批判性思维,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 本书的研究重点之一,在于揭示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如何挑战了单一化的信息源。过去,官方媒体几乎垄断了信息的发布权,而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格局。尽管初始阶段,互联网的信息过滤和审查机制依然存在,但信息传播的效率和广度已远超以往。这一时期,一些敏感话题开始在网络上隐晦地出现,引发了有限但却重要的公共讨论。例如,关于市场化改革的得失、社会公平问题、以及一些历史事件的重新审视,都或多或少地在虚拟空间中找到了回响。 同时,本书也深入探讨了这一时期知识生产的特点。早期网络上的知识生产,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群体基于专业素养和批判精神的产物。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以及对公共政策的建议,通过文章、评论等形式发布在网络上,试图影响公众认知,推动社会进步。然而,这种知识生产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论证的严谨性、以及如何突破信息茧房,触达更广泛的受众。 书中特别关注了“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下的萌芽。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指的是公民在其中通过公开讨论来形成公共意见的空间。在中国,这个概念在早期互联网上得到了初步的实践。虽然这种实践尚不成熟,存在许多局限性,但它已经预示着公民社会力量的勃兴和对公共事务参与的渴望。本书通过梳理大量的网络文本、用户行为数据、以及对早期互联网意见领袖的访谈,试图还原这一时期中国公共领域从无到有的艰难探索,以及其中蕴含的社会变迁的动力。 此外,本书还分析了这一时期政府在信息传播与舆论引导方面所采取的策略。在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政府也警惕着其潜在的风险。因此,在信息传播的管理和控制方面,早期就已经显露出痕迹。本书并非简单地指责或赞美,而是力图客观地呈现政府与新兴公共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其中的博弈与适应。 总而言之,第一章《信息浪潮下的萌芽与阵痛》旨在为读者勾勒出21世纪初中国“舆论场”的初始图景。它揭示了技术进步如何催生了信息传播的新模式,知识分子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中进行知识生产,以及“公共领域”概念如何在中国语境下悄然萌发。这一时期,既充满了对信息自由流通的期盼,也面临着社会转型的阵痛,为后续中国公共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声音的激荡与分化(2005-2010)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和普及,中国“舆论场”进入了一个更加活跃和复杂的发展阶段。2005年至2010年间,博客、论坛的用户数量呈现爆炸式增长,微博等即时通讯工具也开始崭露头角,为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提供了更快捷、更广泛的平台。这一时期,《思潮回响:中国公共领域变迁与知识生产》一书将重点聚焦于“声音的激荡与分化”,深入剖析了公共领域内部日益凸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本书的研究发现,这一时期的公共讨论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特征。不再仅仅是精英阶层的声音,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人们都开始通过互联网表达自己的看法。网络成为一个“万花筒”,汇聚了来自不同背景、不同立场的声音。从普通网民的日常生活抱怨,到专业人士对政策的深入解读,再到社会活动家对弱势群体的声援,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洪流。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网络意见领袖(KOLs)的出现和影响力逐渐增大。他们凭借其专业知识、独特视角、或者号召力,在网络上聚集了大量粉丝,成为引领舆论、影响公众认知的重要力量。本书深入分析了这些意见领袖的构成、传播策略以及他们对公共议题的影响方式。研究发现,有些意见领袖成为了监督者和批评者,他们揭露社会不公、推动问题解决;而另一些则可能成为观点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其言论的准确性和客观性需要打上问号。 与此同时,公共领域内部的“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随着信息量的激增和讨论的深入,持有不同观点的群体开始形成相对固定的圈子,互相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变得更加困难。本书将“回音室效应”和“信息茧房”等概念引入分析,探讨了算法推荐、社交网络结构等因素如何加剧了这种分化。不同立场的群体可能只接触到与其观点相似的信息,从而强化自身的既有认知,并对持不同意见的群体产生偏见和对立。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上,也体现在对国家发展道路、社会价值观的认知上。 本书还深入研究了这一时期知识生产的“裂变”现象。传统意义上由学者、媒体机构主导的知识生产模式,开始受到来自网络自媒体、独立研究者、甚至普通网民的挑战。知识的来源更加分散,生产的门槛进一步降低。一方面,这使得更多“接地气”的知识和观点得以产生和传播,丰富了公共领域的知识供给。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知识质量良莠不齐、学术规范被弱化等问题。本书通过分析网络上的科普文章、深度报道、以及学术争鸣等内容,探讨了知识生产的去中心化趋势及其带来的影响。 在探讨公共领域变迁的同时,本书也未忽略政府在此阶段的角色演变。面对日益活跃和复杂的网络舆论,政府的应对策略也在调整。一方面,政府试图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政策宣传和信息发布,争取公众支持。另一方面,对网络信息的管理和审查也变得更加精细化和常态化。本书分析了“网络问政”等形式的出现,探讨了其在改善政府治理中的作用,同时也揭示了信息不对称、舆论控制等挑战。 本书认为,2005年至2010年是中国“舆论场”从初步形成到走向复杂化的关键时期。信息传播的便捷性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声音激荡,而信息过载、观点碰撞、以及技术因素则导致了公共领域内部的分化。这种分化既是社会多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对社会共识的形成和公共事务的理性讨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通过对这一时期海量网络文本、用户互动数据以及相关政策文件的细致梳理与分析,《思潮回响:中国公共领域变迁与知识生产》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 第三章:共识的追寻与裂痕的加深(2010-2015) 步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加注重“共识”构建的时期,但与此同时,“舆论场”中的裂痕也似乎在不断加深。2010年至2015年,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技术爆炸式发展,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崛起,进一步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格局,使得“舆论场”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思潮回响:中国公共领域变迁与知识生产》一书的第三章,将聚焦于这一时期的“共识的追寻与裂痕的加深”,探讨信息传播新形态如何影响了社会认同和公共讨论的走向。 本书指出,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极大地提升了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和碎片化程度。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变得更加便捷,但同时也更容易沉溺于“短平快”的信息流,深度思考和理性辩论的空间受到挤压。微信朋友圈、微博热搜等成为信息涌动的重要节点,各种观点在其中快速传播、发酵,有时甚至形成巨大的舆论风暴。 在这一时期,“共识的追寻”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一方面,官方层面对构建主流意识形态、凝聚社会共识的努力愈发明显。通过各种新媒体平台,国家价值观、发展理念的传播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另一方面,社会内部也存在着对“中国梦”等宏大叙事的呼应,以及对国家发展成就的普遍认同。本书通过对媒体报道、政策文件、以及网络民意调查数据的分析,展现了这一时期社会对“共识”的集体渴望和不同形式的表达。 然而,与共识的追寻相伴的,是“裂痕的加深”。本书强调,移动互联网带来的信息茧房效应在此时期变得更加突出。算法的精准推送,使得用户更容易被“投喂”符合其既有偏好的信息,从而进一步固化认知,加剧了群体间的隔阂。例如,关于贫富差距、社会公平、环境保护等议题,不同立场的人们在网络上可能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信息世界,对同一问题的认知存在巨大鸿沟。 本书的研究发现,这一时期网络民族主义情绪的抬头,成为“舆论场”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一些民族主义情绪在网络上得到了放大和传播,有时甚至演变成情绪化的表达和对异见者的攻击。这种情绪的出现,既有历史和文化层面的根源,也与信息传播的特点和公众情绪的宣泄渠道密切相关。本书分析了网络民族主义的形成机制、传播路径以及其对公共讨论的负面影响,探讨了它如何进一步撕裂了本已脆弱的社会共识。 在知识生产方面,这一时期呈现出更加明显的“为我所用”的倾向。一方面,一些独立学者、媒体人继续在网络上进行有深度的分析和批判,但他们的声音可能被淹没在海量的信息中,或者受到更严密的审查。另一方面,一些具有特定立场的意见领袖和“大V”通过网络平台,将自己的观点包装成“知识”进行传播,其背后可能带有明确的商业或政治目的。本书深入研究了这种“知识”生产的特点,揭示了其与传统学术研究和媒体报道的差异。 同时,本书也关注了在信息爆炸和观念碰撞中,社会心理的变化。一些人感到迷茫和焦虑,对信息的可信度产生怀疑,对公共议题的参与变得更加谨慎。另一些人则更加坚守自己的立场,甚至将网络讨论演变成一种“站队”和“互斗”。这种心理状态,无疑加剧了“舆论场”的复杂性。 尽管如此,本书并非简单地描绘一幅悲观的图景。在“裂痕”之下,依然存在着对理性沟通和求同存异的努力。一些草根的社会组织、民间公益项目,依然在网络上发声,试图凝聚力量,解决具体社会问题。本书也探讨了这些微小的努力,在庞大的信息洪流中,是如何艰难地寻找突破口。 总而言之,第三章《共识的追寻与裂痕的加深》试图勾勒出2010年至2015年间中国“舆论场”的复杂图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在提供便捷信息的同时,也加剧了信息茧房和群体分化。对共识的渴望与现实中裂痕的加深形成鲜明对比,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知识生产的趋利化,都对理性公共讨论构成了挑战。本书通过对这一时期信息传播新形态的深入分析,揭示了技术、社会结构与个体心理在塑造“舆论场”变迁中的相互作用。 第四章:算法时代的博弈与重塑(2015至今)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半段,中国“舆论场”进入了一个以算法为核心驱动力的全新时代。2015年至今,以短视频平台、信息聚合类App为代表的新型媒体形态强势崛起,它们凭借高度个性化的算法推荐,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着人们的信息获取习惯、认知模式甚至价值判断。《思潮回响:中国公共领域变迁与知识生产》一书的第四章,将深入探讨“算法时代的博弈与重塑”,分析技术如何驱动“舆论场”的进一步演变,以及个体、社会与平台之间的复杂博弈。 本书开宗明义指出,算法已成为当代“舆论场”最强大的操纵者和塑造者。通过对用户行为数据的深度分析,算法能够精准预测用户的兴趣偏好,并为其推送相应的内容。这虽然带来了“千人千面”的信息体验,但也意味着,用户极少有机会接触到与自己观点相悖的、或者能够引发深度思考的多元信息。本书将“算法黑箱”的运作机制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探讨了其如何影响了信息的传播效率、内容的生产导向,以及公众意见的形成。 在算法主导的传播逻辑下,“舆论场”的“博弈”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方面,平台方为了追求用户停留时间和流量,不断优化算法,鼓励能够吸引眼球、激发情绪的内容。这导致了“情绪化表达”和“极端观点”更容易获得算法的青睐,从而在“舆论场”中获得更广泛的传播。本书分析了短视频内容中常见的“炫富”、“猎奇”、“批判式”等风格,以及它们如何在算法的驱动下迅速流行。 另一方面,内容生产者也积极适应算法逻辑,进行“算法博弈”。他们学会了如何制作符合算法口味的内容,如何利用“标题党”、“营销号”等手段来吸引流量。这种“为算法而生产”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内容的深度和原创性,也使得“舆论场”充斥着大量同质化、低质量的内容。本书通过对大量热门内容和其生产者的分析,揭示了这种“内容生产-算法推荐-用户消费”的循环机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公共领域”概念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当信息获取高度个性化,不同个体之间甚至很难就一个共同的话题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本书认为,算法时代的“舆论场”,正在走向一种“碎片化”和“去中心化”的极端。虽然个体声音更容易被听到,但形成广泛的、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公共意见变得更加困难。 与此同时,本书也关注到“重塑”的另一面:技术对权力结构和信息控制的强化。算法的运用,使得平台方能够更加精准地识别和管理用户行为。在信息审查和内容管控方面,算法技术为政府提供了新的工具。本书分析了在算法时代,信息审查的隐形化和智能化趋势,以及其对言论自由和公共讨论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 知识生产在算法时代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意义上的学者和媒体的权威性受到挑战,大量“自媒体”和“知识博主”通过平台崛起,他们以更接地气、更具吸引力的方式解读知识。然而,其中也混杂着大量的“伪知识”、“谣言”和“煽动性言论”,对公众的认知造成了误导。本书深入探讨了算法如何加剧了知识的“去权威化”和“泛化”,以及如何辨别和筛选有价值的知识成为一项新的挑战。 然而,即便在算法的强大影响下,《思潮回响:中国公共领域变迁与知识生产》一书也并非全盘否定。本书认为,算法的出现,也为一些被边缘化的声音提供了新的传播机会,只要内容足够吸引人,就有可能突破算法的壁垒。同时,用户也在不断学习和适应算法,一些更加成熟的用户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寻找多元信息,抵制算法的过度影响。 本书的最后一章,将重点讨论在算法时代,个体如何保持批判性思维,如何重建与公共领域的连接。这包括提升媒介素养,学会识别算法的偏见,主动寻求不同视角的信息,以及在有限的公共空间中,依然坚持理性表达和建设性讨论。 《思潮回响:中国公共领域变迁与知识生产》一书的第四章,通过对算法时代“舆论场”的深入剖析,旨在揭示技术发展对社会思潮、公共讨论和知识生产带来的深刻变革。本书强调,理解算法的运作逻辑,认识到其中的博弈与重塑,是当下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关键。在信息爆炸和技术迭代加速的时代,如何在算法的洪流中保持独立思考,重建有效的公共沟通,将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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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宏大的叙事横跨了二十载风云变幻的社会景观,它并非简单的事件罗列,而是一次深入肌理的社会病理学诊断。作者以极具穿透力的笔触,勾勒出信息洪流中个体心智如何被塑形、被引导,乃至最终被固化成某种集体潜意识的过程。我尤其欣赏它对“场域”概念的精妙运用,那个无形的、却又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思考边界的空间,如何在新媒体的催化下,经历了一次次剧烈的震荡与重塑。读罢掩卷,仿佛置身于一场漫长而迷雾重重的迷宫中,终于找到了几盏指路的灯火,虽然光芒微弱,却足以辨认出迷宫的结构和那些隐藏的陷阱。那种阅读体验是沉重而清醒的,它迫使你重新审视日常接触的每一个“热点”,探究其背后涌动的权力、资本和情绪的暗流,远非社交媒体上那些喧嚣的口号所能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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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之后,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熟悉的是那些曾经在屏幕上刷过的片段和争论,陌生的是,作者将这些片段抽离出来,放在一个更具历史纵深的显微镜下进行观察,揭示了它们背后共同的运行逻辑。这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媒体和政治的书,它实际上是在探讨现代社会中“意义”是如何被生产、分配和最终“固化”的机制。书中对信息茧房的形成过程的描绘,没有流于表面的谴责,而是深入到技术架构和用户心理的相互作用中去探寻根源。总而言之,这是一部极具思想重量的作品,它像一面被擦拭干净的镜子,映照出我们这个时代最复杂、也最令人不安的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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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叙事节奏非常独特,它没有采取传统的线性历史写法,反而更像是一部由多个相互交织的案例研究构成的交响乐。每一个章节似乎都在从不同的侧面回应同一个核心的疑问:在技术迭代与社会变迁的双重挤压下,公众的“声音”究竟是更强了,还是更分散了?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敏感议题时所展现出的那种冷静的“疏离感”,它避免了情绪化的介入,而是专注于梳理结构性的力量如何塑造个体的表达空间。这种克制而有力的论证,使得全书的结论充满了不可辩驳的力量感,它让我们认识到,舆论场的“重构”,往往伴随着某种不可避免的“损耗”和“结构性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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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需要反复咀嚼才能体会其精妙的著作。初读时,我为其宏大的时间跨度所震撼,但更令我驻足的,是其中对细微语词变迁的敏感捕捉。作者对“修辞”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展现了惊人的洞察力,如何一个词汇的褒贬在短短几年内发生彻底的转向,背后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价值光谱的微妙漂移。它不是那种提供简单答案的“速效药”,而更像是一部详尽的社会生态地图集,标记了那些曾经喧嚣一时的“战场”,并冷静地分析了战火熄灭后留下的地貌特征。阅读过程像是一次漫长的考古发掘,每翻开一页,都能在旧的“舆论矿层”中,发现新的、关于我们如何思考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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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这本书的学术深度令人敬畏,但绝非高不可攀的象牙塔呓语。它成功地将复杂的话语分析和扎实的田野观察编织在一起,构建了一个既有理论高度又接地气的分析框架。我仿佛跟随作者的脚步,走进了那些议题爆发的前线,看到了那些模糊不清的、在快节奏传播中被迅速边缘化的“复杂性”。那些关于情绪动员与理性消弭的论述,如同冰冷的解剖刀,精准地切开了社会张力的爆发点。其中对于网络社群内部的“净化”机制和自我审查现象的剖析,尤其令人不寒而栗——它揭示了一种在扁平化传播结构中,权力如何以更隐蔽、更内在化的方式行使的当代困境。这本书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公共讨论的“温度计”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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