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急就篇》是产生于汉代的一部小学著作，传为西汉时史游所撰。该书是为了教授蒙童识字而撰，是一部汉代的蒙学读物。篇中罗列的130多例姓名、400多种器物、100多种动植物、60多种人体部位和器官、70多种疾病和药物等内容，几乎涵盖了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研究汉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典籍，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此书在汉代虽为蒙学读物，但由于学术环境和用字习惯的改变，及至后来，其内容已渐显晦涩，不易理解，唐代颜师古曾为之作注，宋代王应麟又对颜注做了订补，由此，《急就篇》的学术研究价值彰显出来，成为一部研究古文字的重要典籍。此次推出的《急就篇校理》，将颜注、王注全部吸收，利用多种传世本和出土材料，充分吸收前人校勘、注释成果，内容丰富，体例严谨，对研读《急就篇》极有助益。

作者简介

　　张传官博士，1982年9月生于福建省福清市，2012年6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导师为刘钊教授。现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曾主持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青年课题一项（结项等级为“优秀”）；现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古委会）规划项目各一项，并参与新闻出版重大科技工程“中华字库”工程第四包“金文的搜集与整理”项目的研发工作。论文曾获“第一届李学勤裘锡圭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青年奖”三等奖。

前言/序言

　　前言节选

　　《急就篇》，又名《急就章》，西汉史游编，是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通用的童蒙识字教材，至唐代中叶逐渐被《千字文》所取代。

　　史游为西汉元帝时人，生卒年不详。《后汉书`宦者列传序》曰：“元帝之世，史游为黄门令，勤心纳忠，有所补益。”黄门令为少府属官，由宦官充任，属于皇帝近臣；其主要职责，是主管省中宦官，并负责传递书奏，关通禁省内外。由此可见史游生平之一斑。

　　典籍所载史游的行迹，除了编纂《急就篇》之外，还有创制章草一事。此事文献记载甚多，然文字多有相似甚至雷同之处，应是前后因袭之故。然而此说实不可信，前人如罗愿、于省吾、唐兰、裘锡圭等对之皆有驳正。

　　传为唐代日本遣唐僧空海（弘法大师）书写的《急就章》有“汉黄门令河东史游”一句，标明了史游的郡望。西汉有河东郡，属司隶部，其辖区主要位于今山西省南部。不过，一般认为今传空海写本并非空海原写本，而且空海生活于公元774—835年，相当于中晚唐时期，距汉元帝之时已有八百余年，这一记载出现得较为突兀，且仅此一处，未可尽信，姑且附记于此。

　　先秦秦汉时期，字书类启蒙教材颇为流行，或属自创新篇，或为增订旧籍，共有十数种之多。《汉书`艺文志》对其源流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韦昭曰：“臣，班固自谓也。作十三章，后人不别，疑在《苍颉》下章三十四章中。”）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

　　这段话是我们了解先秦秦汉蒙书的主要材料。此外又有东汉贾鲂所编《滂喜篇》（见《隋书`经籍志》）。这些蒙书中，除了《急就篇》基本完整保存至今外，其他字书全本皆已亡佚，仅有残文断简散落在浩瀚的典籍之中。

　　就篇幅而言，《急就篇》今传本共有两类：一为三十一章本，多见于书家临写的传本中；一为三十四章本，多见于后世各类注本中（有的注本并无分章，但其内容则与三十四章本相同），其中第七、三十三、三十四等三章均为后人附入。

　　按照南宋王应麟的分类，《急就篇》正文可以分成三大部分：其一，“姓氏名字”，其中罗列的姓名体现了战国秦汉的一些时代特征；其二，“服器百物”，举凡锦绣、饮食、用具、虫鱼、服饰、音乐、庖厨、人体、兵器、车舆、宫室、树木、六畜、飞鸟、野兽、疾病、药品、礼仪等方面的内容，无不具备；其三，“文学法理”，即五官律令，包括职官、制度、刑罚等与政治有关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将后人附入的末二章视为第四部分，这一部分主要包括夸饰王朝强大、祝愿王朝强盛长久等内容。

　　《急就篇》用韵语写成，姓名部分用三言，第三十二至三十四章多有四言句，其主体则是七言句。全篇短短2144字（包括后人附入的128字），却包括130多例姓名、400多种器物、100多种动植物、60多种人体部位和器官、70多种疾病和药物等内容，几乎涵盖了汉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沈元所说，它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明亮的镜子”。

　　《急就篇》在编成之后迅速流传，风行一时，成为其后六百余年间的通行启蒙教材。至南北朝时期，史籍中仍有关于当时士人入学时学习《急就篇》的记载，如：

　　《北齐书`李绘传》：“年六岁，便自愿入学，家人偶以年俗忌，约而弗许。伺其伯姊笔牍之间，而辄窃用，未几遂通《急就章》。内外异之，以为非常儿也。”

　　《北史`李绘传》：“六岁便求入学，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许，遂窃其姊笔牍用之，未踰晦朔，遂通《急就章》，内外以为非常儿。”

　　《北齐书`儒林列传`李铉传》：“九岁入学，书《急就篇》，月余便通。”

　　《魏书`儒林列传`刘兰传》：“年三十余，始入小学，书《急就篇》。家人觉其聪敏，遂令从师，受《春秋》、《诗》、《礼》于中山王保安。”（《北史`儒林列传`刘兰传》记载同此。）

　　将幼通《急就篇》视为“非常儿”、“聪敏”的表现，可见其时《急就篇》的内容已变得不易理解了；饶是如此，当时仍继续以之为启蒙教材，亦可见此编之流行程度。在出土的汉代简牍、东汉砖刻和墓砖题字、魏三字石经、魏晋以后纸书等《急就篇》文献中，多有习字和编号的材料，其使用者包括边吏、戍卒、工匠等阶层，亦可看出这一点。

　　《急就篇》之所以如此流行，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相对于其他字书而言，《急就篇》的内容较为简单。这可以与《苍颉篇》进行对照。从目前的出土残本来看，《苍颉篇》的文句是较为难懂的，所使用的字词远比《急就篇》偏僻、晦涩得多。或许正因为如此，西汉就出现了为《苍颉篇》作注的论著，两汉时期的类似著作至少有四种，如《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佚名《苍颉传》、扬雄《苍颉训纂》、杜林《苍颉训纂》、杜林《苍颉故》等。这比两汉时期为《急就篇》作注的论著（仅有东汉曹寿注解的《急就章》一卷）出现得早，数量上也多得多。其次，《急就篇》篇幅适中也是它最终取代《苍颉篇》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从前引《汉书`艺文志》所载闾里书师“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来看，汉代四言本《苍颉篇》总计3300字，而《急就篇》即便算入东汉附入的128字，也只有2144字，《苍颉篇》比《急就篇》多了一半的篇幅，遑论总计八十九章的《训纂篇》了。

　　《急就篇》从秦汉字书中脱颖而出并且流传至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跟书法的结合。《说文解字》之前的字书，罗列文字，缺乏注释，收字也不求全面，往往兼有蒙学读物的性质。同时，从《史籀篇》到《苍颉篇》再到《急就篇》等字书，都与各个时代的书体密切相关，都是当时的书写模板。在识字的同时练习书写，也是自然直接的事情。例如关于《史籀篇》，典籍有如下记载：

　　《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注：“周宣王太史所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

　　《汉书`艺文志》：“《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

　　《说文解字`叙》：“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 都强调了该书与书体的密切关系，故后人称当时的书体为“籀文”。《汉书`艺文志》小学类有《八体六技》，列于“《史籀》十五篇”和“《苍颉》一篇”之间，可见也是当时的一种字书；而“八体”相当于《说文`叙》之“秦书八体”，“六技”相当于《汉书`艺文志》小学类小序之“六体”，均为各类书体之称。此亦可见字书和书体的密切关系。秦代《苍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的编者均为当时的政府高官，这些字书的编纂恐怕是与统一文字的政策互为表里的。出土文献中所见《苍颉篇》、《急就篇》材料，多用隶书或新隶体书写，有很大一部分是习字的遗物。前引史籍中所谓李铉、刘兰“书《急就篇》”自然也包括对书法的要求，至于所谓的李绘“通《急就章》”恐怕也包含着书艺方面的训练。因此，可以说先秦秦汉时期，字书、启蒙教材、书写模板是三位一体的。《急就篇》编成之后的流传当然与这一情况关系密切。不过，《急就篇》在中古时期的广泛流传更主要还是得益于它与章草的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家，如皇象、钟繇、卫夫人、王羲之、崔浩等，都曾经把《急就篇》作为书法创作的凭借，所书多为章草写本。而今传《急就篇》诸本，其可追溯的源头皆为吴皇象章草写本。《急就篇》的流传与章草的流行互为因果、互相促进，成就了此编在西汉末年到唐代中期的风行，并流传至今。

　　《急就篇》等秦汉字书的内容，以实词为主，这与后世《千字文》、《太公家教》、《蒙求》、《三字经》等启蒙教材中充满大量政治、道德、伦理教化等内容的情况大为不同。隋唐以后，德育渐渐在幼童启蒙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而对于《急就篇》，“缙绅秀彦，膏粱子弟，谓之鄙俚，耻于窥涉”，只有“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急就篇》的影响力集中到了下层社会；而终于后劲不济，在唐代中叶被南朝梁武帝时期出现并逐渐流传的《千字文》所取代。从此，《急就篇》退出了启蒙教育的历史舞台。

　　然而，作为“博闻之说”和“备物之方”的教材，《急就篇》在后世的影响和价值却远远超出了教育学的范畴，不仅历代许多书法家都曾摹写过此篇，而且郑玄、孔颖达注经、李贤注史都曾引用过其中文句，更不必说唐宋以后的诸多专门注疏研究者了。此外，北魏陆暐编《悟蒙章》，北宋欧阳修编《州名急就章》，南宋王应麟编《姓氏急就篇》，明王祎取《禹贡》、《诗经》、《周官》、山川、草木、鸟兽、六官之名撰《急就章》三篇等，均模仿此编。凡此种种，均可见《急就篇》影响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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