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讲义》出版于2012年，得到了语言学界众多学者，包括用书师生的肯定，并被增补为“十二”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本书编写的目中，旨在建立起迄今为止为清晰系统的一个修辞学新体系。故所选例证为作者数十年积累而筛选出来之精华，非常能够说明问题；论证说明的方法上至宏观之语言哲学，下至微观之语法描写，都能够做到深入精细，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因为涉及面广且与语言的实际应用相结合，所以，非常有利于学生思考，并为学术论文的选题和论证提供范例。
　　修订版在保持原书特色的基础上，重点做了这样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理论阐发的周详严密。比如第三章“修辞和修辞学”，思辨的东西多，但原作无论是例证还是阐发都显得单薄了一些。事实上这涉及到修辞特征的定位问题，关系到整个体系的建构是否坚实。再一是语言文字的准确规范。修订版对全书例证和引文做了认真的甄别和查证，质量进一步提高。
　　
　　
　　

内容简介

《修辞学讲义》是供大学中文系高年级和研究生使用的选修课教材。该教材致力于适合课堂教学又能够加强学术引导的新体系的建设。它既注意广义修辞内容的广泛性，又在狭义修辞，即本体修辞上面加强科学的描写，力争让这一学科增强其学术学理的内涵，并能够对语言的运用有真正的指导作用。

作者简介

崔应贤，河南师范大学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兼职博导；河南省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文章学研究会会长。从事高等师范教育3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等出版著作10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3项，教育部项目1项，主持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1项，主持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1项。

精彩书摘

第一讲修辞简史(一)
要对特定的课题进行认识和研讨，首先需要对前人有关该问题的思考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考察，这样才能为进一步的探索奠定良好的基础。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修辞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讲都是其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其历史相始终。中外修辞学的研究历史走的是不同的途径，各有特点。因为内容都比较厚重，需要分立篇章来进行展示。这一讲里，重点就国外的修辞学研究给予归总梳理；从总的侧重情况看，可以“辩论期—写作期—言语期”作为基本线索来概括。一、辩论期对修辞现象关注相对较早且有着清晰而系统认识的，仍要数古希腊。以此为源头，相当程度上构成了西方修辞学研究消长沉浮的基本流向。早在公元前500年前后，正是古希腊文明的一个大转型时期。政治上由贵族统治向民主制度过渡，科学艺术方面则由对自然客体的执著探索和对史诗、戏剧、雕塑的崇拜热情，开始更多地转向主体化思考，理性思考，社会伦理的思考，一个哲学批评和系统建设的散文时代开始诞生。秉承着毕达哥拉斯神秘主义的传统，由苏格拉底开创，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徒薪火相传，标志着古希腊文化最高理念的哲学与艺术理论由此奠定。古希腊人所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为各种形式的演讲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公民聚会、礼仪场合，以及法庭辩论等，都需要进行口头陈述和争辩，言辞应用的效果直接决定着事情的成败。正是这种现实的需要，人们开始了对话语论辩术的探索。一些被称作“智者”派的人，表现出相当的演讲才艺与论辩能力，有些就是出色的演讲家和雄辩家。与此同时，指导人们提高言语技艺的教育有了广阔的市场。这些人于是积极撰写有关著作并开课授业。像科拉克斯、高尔吉亚等，都名噪一时，颇受推崇，不乏大批的追随者。一条铭文足以显示当时希腊人对言语效用的重视程度：“不学习修辞的人将会成为修辞的牺牲品。”现在英语中的Rhetoric（修辞学），即源于古希腊的Rhetor，指在公众面前公开发表演说的人。由此可以看到该学科的渊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力。〖〗〖〗修辞学讲义(第二版)第一讲修辞简史（一）同古希腊其他具体学科建立时的基本状貌一样，修辞学最初的形式也是对对象本体进行详细的描写说明。由残卷本以及其他人著作的记述中，都能看到这种特征的展示。这种情况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段里边，古希腊文明正经历着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巨大转变。前者侧重于就客观存在本身进行探索描述，而后者则开始执著于对认识主体思想意识的考问。这一现象当然反映了人们将认识当作一个整体系统并反躬自识的精神。单纯就语言研究来说也是这样，正如吕叔湘指出的那样：“语言是什么？说是‘工具’，什么工具？说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可是打开任何一本讲语言的书来看，都是只看见‘工具’，‘人们’没有了，语言啊，语法啊，词汇呀，条分缕析，讲得挺多，可都讲的是这种工具的部件和结构，没有讲怎么使唤这种工具。”吕叔湘：《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载《读书》，1980年第4期。科学，通俗地说，就是分科之学。但，如果将其有机联系的主体舍却干净，恐怕这些所谓的本体规律也是很难准确反映出工具的本质特征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努力则反映了这种主体认识论的兴起，将人们认知的内涵进行了向更高层次的提升，其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当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们也有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后面有关的介绍里边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总的来讲，对后世的影响难以估量。比如“柏拉图主义”的流传，“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的发展在寻求其形而上学的性质时与个人主义携起手来”莫运平：《罗密欧与朱丽叶——现代爱情悲剧的价值论释义》，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希腊辉煌的早期文明，是与一大批做出了非凡成就的科学家、思想家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即是其中的最卓越者。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他们所作出的贡献也正体现在这上面。下面有关古希腊修辞学特点的简述也主要是就柏拉图及其学生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思想给予评点。（一）柏拉图的修辞观在柏拉图的学说理论中，最鲜明的一个特征就是与过去本体修辞学坚决决裂的态度。亚里士多德指出：“哲学在务求真知时，辩证法专务批评。”［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有必要提醒的是：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所说的“辩证法”，或译“辩证术”，与当今人们通常所认定的“辩证法”并不完全相同。下边有关内容的介绍可供参考。在柏拉图的众多著作里边，除了《高尔吉亚篇》、《智者篇》和《斐德若篇》是直接体现这方面的内容外，其他的篇章，如《政治家篇》、《斐莱布篇》等，只要一接触这样的话题，柏拉图都要情不自禁地表现出对以高尔吉亚等为代表的修辞学家们致力于修辞技艺描写的鄙夷与否定。他毫不隐讳地将他们痛斥为诡辩论者；针对修辞学就各种各样规则格式的归纳总结，他嘲讽说不是背了几剂药方就可以挂牌行医了。他认为，单纯就言语本体的修辞方法进行传授和学习，并不能真正解决言语交际的效用问题。这里边的关键有一个真理性问题、内容问题。他指出，那班谈修辞的先生们说，在这类事情上用不着那样郑重其事，也用不着兜大圈子找出原原本本。只管注意怎样把话说得动听、逼真或自圆其说即可，这就是整个修辞术的大要。还有一点是，柏拉图认为现有的修辞术往往将知识肢解得支离破碎，缺乏整体的有机联系。正因为如此，他反复告诫人们，要真正组织好言语提高言语效果，得广泛地学习，甚至还得向自然科学学习，从中汲取好的思路方法。再则需要以哲学的眼光、良好的操作手段深入地分析对象的本质，特别是对听读者的心灵能很好地洞察。真正到交际的时候，还得做到会适情适境，见风使舵，随机应变。只有将这一切都做好了，才能轮得上学习点修辞术的问题。然而，一旦说到修辞术的具体方法特点及应用的时候，柏拉图就立刻又显示出一副不屑的神情，敷衍了事，匆促收兵。有一段话很能说明柏拉图的真正心迹，他用修辞家的口吻假设道：“有一句话我却敢大胆地说：一个人尽管知道了真理，若是没有我修辞术，还是不能按照艺术去说服。”接着他回答说：“我承认它有道理，不过先要假定有论证可以出庭证明她确是一种艺术。因为我好象听到一些反面论证的声音，在责备她是一个骗子，说她并不是一种艺术，只是一种毫不艺术的蹈袭陈规的玩艺。”［希］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第14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尽管如此，柏拉图还是在批判中实现了自己对修辞学的再造。总其论述，他的修辞思想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狈炊孕薮鞘恰八捣�的艺术”的提法，他认为修辞是“影响人心的”。对此他表述道：一般说来，修辞术是用文辞来影响人心的，不仅是在法庭和其他公共集会场所，而且在私人会谈里也是如此，讨论的问题或大或小，都是一样；无论题材重要不重要，修辞术只要运用得正确，都是一样可尊敬的。（《斐德若篇》）在他看来，“说服”有强加于人的意味，而“影响”却是平等的交流。正是基于这种定位，柏拉图相当看重修辞的心理效用问题。对此他申之又申，多处强调：“修辞术所穷究的是心灵，如果你不甘拘守经验陈规而要根据科学……在修辞术方面命意遣辞，来使心灵得到所希冀的信念和美德。”柏拉图甚至还认为，既然言语修辞、不同文体都在于感动心灵，那么想做修辞家的人就必须研究心灵和各种人等的性格，知道他们有哪些种类、哪些特点，将真善美的东西说给或写进听读者的心灵中去，给人以教益，那样才能真正实现清晰完美的价值。2�毙薮悄芰κ亲酆闲缘摹Ｋ�说：“在修辞方面若想能做到完美，也就像在其他方面要做到完美一样，或许——无宁说，必然——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天生来就有语文的天才；其次是知识；第三是练习，你才可以成为出色的修辞家。”3�北冉隙嗟刈⒅卮诱苎У乃枷敕椒ㄉ厦媲腥耄�着眼于宏观，进行修辞学理论的阐发。对此柏拉图体现得相当明朗。他非常推崇系统性认识事物对象的重要性，并把这种总体的方法思路概括成“辩证术”，指出其中包括两个明显的法则。头一个是统观全体，要把和题目有关的纷纭散乱的事项统摄于一个普遍的概念之下，接下来的第二个则是顺自然的关节，把整体剖析成各个部分。他认为，这种分析和综合，为的是会说话和会思想；真正体现的是一对多、抽象和具体间的关系，也是最能够揭示对象本质的思路，同时也是使修辞效果真正能发挥作用的方法。4�卑乩�图有关修辞本体内容的讨论，主要体现在章法和辞格上面，重点肯定了章法修辞中结构的层次性和推证的逻辑性问题。前者，他对文章的整体结构安排进行了明确的梳理：开头部分是“序论”，接下来有“陈述”—“证据”—“证明”—“近理”尽管在这儿柏拉图是正面肯定性的，但话语间显得是那么的勉强，冷嘲热讽，讥刺贬抑，真真犹如戴着脚镣跳舞，含着眼泪的苦笑一样，人物情感的交织与复杂尽显其中。；在中心部分，他还就“引证”和“佐证”，“附驳”和“正驳”，“暗讽”和“侧褒”，还有“侧贬”等方法给予了提醒。末了是结尾部分，需要“复述”或“总结”。关于这一部分，属于他个人富有创意的地方是有机联系的观念，言辞字句前后有序的观念。介绍后者时，他提及了简要格、悲剧格、愤怒格、谐声格、格言格、绘象格等，甚至还难得地表示说要注意“原先学过的一切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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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修辞现象的确要比语法现象复杂得多，这给修辞研究带来很大困难，因而增加了修辞学的科学化与精密化的难度。这是本学科长期陷入困境，难以同语法学及其他人文学科并驾齐驱的根本原因。陈望道试图用‘适应题旨情景’这个可称为‘第一义’的原则来统率一切，但因为没有找到解决‘适应’的突破口，只好把‘随机应变’这句绝对保险、绝对正确但无助于科学操作的箴言留给后人。”这是刘焕辉先生写入他的专著《修辞学纲要》中的一段话。文字不多却有着巨大的分量，里边这样两层含义是不难体会到的：一是修辞学的学术品位亟待提高；二是陈望道用“适应题旨情景”的原则来统率一切，试图以纲举目形成严密的体系，可惜的是没有找寻到具体“适应”的方法，致使学科的科学含量大受影响。刘焕辉先生对于像我这样的一茬儿的人来说，应该属于前辈。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他与宗廷虎、李熙宗、王希杰、郑远汉、黎运汉等先生一道，为汉语修辞学的振兴呐喊着、探索着，以卓有成效的理论建树描绘了特定时段学科发展的亮丽光彩。在那样的大背景下，刘先生能以冷静的态度写下这样理性的文字，足以显示出老一代学者的学术风范：不因自己的投身而失去对所从事学科在整个人文科学中地位的准确评判，低调的笔触中透现的是对该学科的真诚热爱和对它未来健康发展的厚重期望。　　是的，尽管同属语言学这个领域，修辞学与它的近邻语法学相比，在现代浓重的科学主义的氛围下，尽管所关注和从事研究的人员绝对是一支数量喜人的队伍，其成果也皇皇可观，然其影响力不可否认却落在了他人后边。单纯将这种现象的原因归于行政决策的力量，似乎有点儿搞偏了。关键还是要积蓄内在的学术涵养，如此，学科即可达到不扶自直的效果。说老实话，20世纪80年代有句很响亮的口号：汉语修辞学要“科学化、现代化”；21世纪初，又有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提法：汉语修辞学应当成为“显学”。它们都与上述刘先生的评价能够形成互补的效应，其预期非常激励人。然而让人有点儿哭笑不得的事实是，学科内部有关什么是“科学化”，怎样才能成为一门“显学”的讨论却始终没有进行过。如果连决定方向的概念的内涵大家都搞不清楚，又怎么能指望这些概念起到引领作用呢？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并需要会总结，才能从中汲取真正有益的东西。郑奠先生先前曾编过两本书，一本是《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一本是《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前者共28��2万字，后者有55��2万字。即便是这样，前者还有很多属于修辞学的内容。由此不难看出，修辞学绝对是传统语文学的一块儿内容繁富的领域，而语法学相比之下却非常薄弱。为什么到了当代前者却能骤然一跃居上？不容否认，这跟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方法有关。当然，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强调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当然没错，甚至其积极意义至今还产生着重大作用；问题在于他过多地强调了语言研究的价值，将言语置于备受冷落的地位。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作为单一的著作，我们不能苛求它面面俱到。但这样一来，似乎使后来的人们形成了错觉：言语是动态的，不能像对语言那样采取形式描写的方法来总结规律。有的修辞学家就公开宣称，修辞研究不能采用原子主义的观念给予结构上的深入分析。很有意思的是，有些以科学方法作为特色的著作对待前人的学说主张恰恰实施的是“将孩子连脏水一起倒掉”的做法。有些学者在方法上面也颇下了些工夫，然而折过来倒过去仍是在有限的例证列举式上打转转，仅满足于表象上的分类，或是效果上的泛泛表述。真正落实在应用上面的，也多是贴标签式的认定：喏，这是倒装，这是双重否定，于是完事大吉，得胜回朝。就这还是不错的了，最可怕的是类似“她像她妈妈一样漂亮”、“她像西施一样漂亮”，哪个是比喻哪个不是比喻的争论，大家不是向深处追溯，并将它们放在整个认知系统中发掘它们所依据的不同思维形态，从而给予不同类属的分析和论证，而是仅仅凭借感觉进行硬性认定。至于为什么，就很少给予深入的分析论辩；即便是作点思考，作些探究，也很少触及其实质。这样的所谓研究，怎能给人提供可以遵循的尺度和准绳？其科学含量自然也难以赢得人们的肯定。〖〗〖〗修辞学讲义(第二版)前言　　汉语修辞学的命运还是比较好的。国外修辞学虽然发轫也早，起点也高，然因其定位不明确，甚至还在特定历史时期内遭致过彻底衰败的结局。书中已有介绍，恕不赘述。当然，自20世纪初始，修辞学似乎出现了一种新崛起的态势：各种思想主张异彩纷呈，其成果也是蔚为大观。有些流派秉承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将修辞学的效用功能扩展至社会公共事务应对决策的领域，气魄宏大，很能吸引人的眼球。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无所不包也就等于什么都管不了，实际上也就取消了学科的内涵属性。可以热闹一时，恐怕很难坚持永久。隐喻研究也是如此，没有好的突破口，亚氏的这一概念似乎有了重新被发现的意义，大家都来分一杯羹：哲学关注，文学也有兴趣，修辞学就更甭说了，自然是当仁不让。然而反映出的共性是，大家都不描写。理论思辨还好一些，最怕的就是仅就现象作一般化的表述，接着就下断语：它是一种最为省劲儿的认知方式，不苛刻要求人们便会自觉不自觉地采用。偏偏是索绪尔的学生巴利用结构主义的描写方法切入修辞学研究最不受人待见。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够得到改变，新修辞学的“新”，其前途也未必光明。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恐怕关键还在于人们面对自己所处的纷纭复杂的言语世界失去了科学思想方法的良好把握。大家在分析具体现象时也能条分缕析，一旦到了宏观世界，则显得张皇失措，连最起码的逻辑规则都难以遵守了。其实自然科学已经为人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古人都能从动态现象中作出“飞矢不动”的判断，数学即能将瞬息即逝的物体投掷轨迹描摹成点的连续移动，怎么一旦面临整体动态的社会言语现象，人文学科便显得无所措置、无所适从、困窘不堪？哲学理论上的建构也不例外。面对纷纭复杂的主客观存在，面对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而产生的运动，居然都敢将其组成简单地抽象为两个方面的对立，进而将两者之间的关系解释成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便开始笼统地辩证折绕了，至于条件是什么全凭主观判断。表现在修辞学上，是要么这也舍不得，那也丢不掉，生怕割裂了整体的圆润浑沌性。于是在此领域内很少或者避免提及“规律”二字，至于形式规则问题就更少触及。国外20世纪语言哲学的兴起有一个很好的气象，那就是用数理逻辑的方法介入语言学的研究。可惜的是，该方法还没有很好地转用到修辞上面来。国内则表现为学术方法的政治化，时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其实形而上学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里边并非采取排斥的态度，如列宁指出：“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糙化，不加以割碎，不使之僵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哲学笔记》，第285页，人民出版社，1956）如果碰到复杂的事物现象即产生畏惧感，放弃执著的深入的探索精神；甚至放弃努力强调特色而拒绝科学的分析描写，那么学科只能是保持着一如既往的浅层次状态，即便有着极好的愿望，就像一个人拔着自己的头发想升离地面一样，终究是不可能将其学术品位提上去的。而形式的明晰性，过程的可操作性，结论的可验证性，始终是科学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即便眼下达不到预想的目标，只要追求了，便有希望。还是列宁的话：“人完全可以认识这个世界和这些规律，但是永远不能够彻底地认识它们。”（《列宁选集》，第191页，人民出版社，1974）这，就足以让人欣慰。　　美好的愿望毕竟是愿望，真正的深入分析描写谈何容易！拙作想在这方面下些工夫，一是内容对象非单一课题的考察探究，再一是学识谫陋，很难达到预想的目的。若能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也就实现了初衷。因此，殷切期望学界同仁批评指正。著者2011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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