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5-03-06
《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为“国际佛教与中国宗教研究丛书”之一种,为荷兰学者田海对中国民间信仰文化的重要著作。
《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探讨了中国古代的几种典型故事(谣言)的流变,如老虎外婆、樟柳神、旱魃、剪辫、后宫选秀等,并就其引发的恐慌及民众针对恐慌采取的应对之法,尤其是选择替罪羊的过程进行深入分析;同时,作者还分析了地方官员乃至朝廷对故事(谣言)作出的反应。本书通过对几种具体故事(谣言)的探讨,反映了口头话语、地方记忆的强大能量,体现了民众面对谣言时的自主性及其在重新构建地方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
田海,牛津大学邵逸夫中文讲座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教海德堡大学、莱顿大学。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社会文化史,尤其注重宗教史的研究。代表作包括Practicing Scripture: A Lay Buddhist Movem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2014);Telling Stories: Witchcraft and Scapegoating in Chinese History (Leiden: Brill,2006);The White Lotus Teaching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Leiden: Brill,1992)等。
研究中国过去的历史学家,不论是研究文学、社会、政治、宗教乃至经济,都永恒不变地忙于故事和叙事。这些故事或叙事记载于官方文件、编年史料、个人传记或者其他文本之中,但是绝大多数最终都能追踪到某个人讲述的一个故事。然而,我们几乎很少将这些故事的传播过程作为我们清晰的研究对象。本书执著于研究一类特殊题材的故事,即那些在几天或者几星期内就传遍中国大部分地区,而且经常被界定为谣言的故事。这类故事很容易遭到忽视,因为它们往往被贴上“谣言”和“传闻”的标签,进而暗示它们并不是真的,因而也就与历史真相无关。从现代或者西方角度来看,我的确很难宣称我探讨的这些故事是真实的,但是它们确实是真实的,而且和当时的观察者高度相关。“谣言”之类的标签往往是后来才被贴上的。
此类故事的巨大优势在于,它们是如此荒谬,以至吸引了众多的关注,关注者遍及社会的各个阶层。这类故事也引发了可见而持久的活动,比如将怪兽驱走的仪式,直接抓捕作恶者或者施放邪恶巫术者(最起码是一些谣言制造者)甚至将其打死的举动,或者更加正式地,将这些嫌犯带到地方官面前接受审判。在本书中,笔者列出了很长的表格来证明此类事件发生得多么频繁。作为人们关注此类故事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纬度来追踪考察它们。我们可以追踪地方社会如何应对这些故事提到的威胁,这些故事在时间和空间上以多快的速度传播,此类隐晦的叙事及信仰结构在几个世纪中是如何变迁的。
当我在进行我的研究时,这并不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但是从那时开始,更多的工作被完成了。特别是犛狋犲狏犲犛犿犻狋犺所作的研究,从我的角度来看,非常重要。他主要关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初几十年中出现的谣言和传闻。笔者认为口耳相传——不管我们称其为谣言或者别的东西——是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还认为,理解地方社会生活的这一重要层面,对当时人和历史学家来说,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禁止谣言的流传反而会带来更多谣言,因此研究此类大规模的社会传播行为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在本书中,笔者也对此类故事的更广泛的文化背景给予了关注。笔者相信,这些叙事结构或模式过去能、现在依然能广泛而迅疾地传播,因为它们建立起并建立于更大的叙事和实践的基础。令笔者感到惊奇和兴奋的是,这意味着,追踪西方有名的“小红帽”的故事(夏尔·佩罗的版本及其更早的口头版本)及“狼与七只小山羊”(格林兄弟的版本)等,可以展现中国口头故事传统的重要性。同样地,我花了大量的时间以及可能过多的篇幅讨论的不同故事的背景都显示,它们在一个文化语境中发挥作用。相反地,尽管这些故事在现代读者面前第一次出现,但它们实际上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叙事。
理解口头文化的命运远远超出了社会史和民间文学研究的范畴,因为讲故事是人类互动的基础。所有的知识和信息,无论情况好坏,都会以口头叙事的形式传播,而非现代学者———比如笔者自己———喜欢制造的抽象符号系统和论述。这对于我们理解由宗教驱动的叛乱的根源非常重要。这些叛乱经常伴随着各种谣言,比如一个救世主即将出现、世界末日性质的大灾难即将降临等。对盗贼侵扰和入侵的恐惧一类的谣言,跟本书选择研究的更加荒谬的谣言相比,有很大区别。笔者或许在将来的发表中将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对它们进行分析。
一个笔者没能好好处理,或者说,一个至少笔者意识到却未能处理好的问题,是勾画出这些故事产生巨大恐慌的特定历史语境。进一步的研究使其变得可能,但笔者对此持悲观态度。毕竟,原始的文献并不能揭示所有细节。不过,笔者希望自己是错的。研究更多的例子,发现更多的细节,我们就能更好地推动口头沟通的研究。
总之,笔者希望中国读者能够像笔者欣喜地写作此书一样,欣赏本书。笔者写作此书是基于对口头文化重要性及其威力的深信,希望对这一领域有一点小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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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快把书搁下,那玩意太危险了。
评分非常不错的书,非常有价值
评分“中世纪的中国是一个贵族国家呢?还是一个官僚国家?”此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它是两者的独特的结合。权力最终来自对政府的供职,而非来自血统/家族/门第,但是在大约5世纪至10世纪时期出任官职,比在中华帝国的任何时期都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门第出身。从晋至唐,大约数百个大姓在政治上、社会上支配了中国——一种寡头政治。只是到了五代宋初,他们才最后失势。敦煌发现的某些谱牒保存了唐代某些姓氏的名称。较早的谱牒由政府机构编成,其实质是官方圈定上层阶级的成员资格。这些家庭出身的人物被赋予竞争官职的特殊优势,从而在5至10世纪之间把持着中央政府绝大部分的官职。隋唐时期改革了选择官员的方式,出现了有关社会地位的新观念,世家大族把持政权的制度开始有所变化,终唐之世,世家大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权势。正是鉴于这些家族在中世纪如此重要,《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一书仔细地考察了这些家族的结构和如何发挥功能。本书的结论是,在宋代以前的时期内,大家族与其说近似于“姓氏”,不如说最近似于今天人类学家所称为的“宗族”。
评分叙事学是文学研究中的热门领域,而本成果所开展的“空间叙事研究”则是此领域中新的理论方向,是目前叙事学研究中最有发展前景、最具学术潜力的领域之一。其研究目的,是对传统叙事学重视不够甚至严重忽视的叙事的空间维度或叙事作品的空间元素进行系统考察,进而对叙事与空间所涉及的问题展开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叙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属于文艺基础理论的创新研究,对于叙事学本身的学科建设,对于文学乃至其他学科的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的革新,都具有较为重大的价值。龙迪勇,江西宜春人,1972年出生,文学博士,文艺学、艺术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叙事学和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级课题多项,论著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多项。近年来所从事的空间叙事研究,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是国内最早提出建构“空间叙事学”的学者。
评分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
评分京东质量太好了,以后经常来着,花钱不怕多,就怕质量不好,京东值得信任。
评分在天台九祖湛然大师的传记中,以变换衣装来说明湛然决定放弃高官的仕途生涯出家:“解逢掖而登僧籍。”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唐代僧人甄公身上,他在通过了科举考试还未开始担任官职的时候,“三上中第未释褐,与沙门议论玄理,乃愿披缁”。这两段引文都显示在中国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于衣着有不同的规矩,而僧人只是厕身于诸如官员、士兵、农民等众多社会群体中的一个群体,每个群体都可以通过衣着来识别。当然,除衣着之外,也可以从别的方面分辨僧人与士大夫,但是当要用最简洁明了的标识以示区分时,僧衣成为了传记作者的首选。一套僧衣——汉语的“袈裟”出自梵文kasaya—能区分僧人与官员,而不同类型的僧衣也代表着不同类型的僧人。在印度,分属不同部派的僧人所穿的僧衣颜色不同,从赤色、木兰色到青色、皂色;而在中古时期的中国,通过僧衣的颜色可以判断僧人来自何方——江南地区的僧人“多服黑色赤色衣”,开封一带则“尚褐色衣”。
评分甲骨的书,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代后期,当时纸尚未发明,人们就地取材,以龟甲和兽骨为材料,把内容刻在龟甲或兽骨上,这就是甲骨的书。石头的书在古代,石头也用来作书写材料,甚至将整篇作品或整部著作刻于石上。简牍的书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概称。缣帛的书,缣帛是丝织物,轻软平滑,易于着墨,幅的长短宽窄可以根据文字的多少来剪裁,而且可随意折叠或卷起,携带方便,可以弥补简牍。古代写本书在纸发明初期,纸书并未完全取代简牍与缣帛图书,而是三者并用。此外,还有宋至清代的印本图书到现代的电子书。
评分在天台九祖湛然大师的传记中,以变换衣装来说明湛然决定放弃高官的仕途生涯出家:“解逢掖而登僧籍。”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唐代僧人甄公身上,他在通过了科举考试还未开始担任官职的时候,“三上中第未释褐,与沙门议论玄理,乃愿披缁”。这两段引文都显示在中国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于衣着有不同的规矩,而僧人只是厕身于诸如官员、士兵、农民等众多社会群体中的一个群体,每个群体都可以通过衣着来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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