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将其战争宣传的工作外包给了好莱坞——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政府让这些导演自由出入战区。他们的身影出现在美国的几乎每个战场，并让美国公众形成了关于美国正在参与一场正义战争的集体意识。在对这些资料进行了五年的严谨研究之后，本书通过五位导演的参战和归来，及其在战区的生活和工作对好莱坞在战争中的角色提供了一种新的具有启示性的理解。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马克·哈里斯（Mark Harris）译者：黎绮妮

马克·哈里斯（Mark Harris），美国记者、作家，毕业于耶鲁大学，《娱乐周刊》执行编辑、专栏作家。他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纽约杂志》等撰写过关于流行文化以及电影史的文章。哈里斯著有《改革中的电影：五部电影和新好莱坞的诞生》，该书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优秀作品，并被《沙龙》选为近十年优秀的十本非虚构作品之一。

译者简介

黎绮妮，中山大学经济学学士，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专业硕士，现于剧院从事艺术宣传和涉外艺术交流工作。

精彩书评

电影、流行文化和世界史之间的影响和被影响关系很难说是一个新鲜的研究领域，但哈里斯很可能比过去及现在的任何作家更成功地在这种共生关系中找到了伟大的故事。每一章都包含电影历史上的有趣故事，而且几乎每一页都可以看到哈里斯用寥寥数句话精准捕捉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的本质的能力。这部非虚构故事作品兼具精彩有趣和细致详尽的特点。

——《书单》杂志（星级评论）

《五个人的战争》是一部思想深入、信息丰富且引人入胜的电影文化批评作品。和优秀的二战电影一样，它通过讲述赫赫有名的人物和为人熟知的情节来探讨严肃话题：为服兵役付出的人力成本、电影的催眠能力以及艺术追求和战争紧迫性之间的矛盾。哈里斯先生比彩色印片技术、宽银幕技术甚至是逐渐失效的《电影制片法典》更有效地向我们展示了二战如何改变了美国人对电影的看法。

——《纽约时报》

考据严谨，让人欲罢不能。

——《洛杉矶时报》

一流作品……这是目前关于这个故事丰富、全面的版本……读过《五个人的战争》之后，影迷对于电影人的看法必将改变。

——《美国瞭望》

哈里斯描述了广阔的历史和丰富的主题：好莱坞与华盛顿之间不稳定的关系；宣传活动的道德问题；真实镜头和场景重现；以及重要的，加入战争的决定……对五位极具影响力的导演的冲击……哈里斯是一位有趣的评论员，他善于把多条故事线编织到一起。《五个人的战争》……引人入胜。

——《帝国杂志》

极具洞察力。哈里斯对政治化严重的电影时代的意识形态洪流做出了出色解读，而在他那刻画生动的主角身上……我们看到了好莱坞抛弃了多愁善感的虚幻来直面残酷的现实。

——《出版人周刊》（星级评论）

哈里斯先生出色地讲述了一个宏大的故事。在叙述这个结局早已明晰的故事时，他依然能时刻留有悬念。《五个人的战争》充满了比小说还出人意料的真实事件。五位导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经历的事情让我们深入地了解了电影行业，看到了电影制作的本质，并且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认清了艺术创作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虽然初看之下《五个人的战争》似乎是在记录一个行业的发展，但你会渐渐发现它讲述的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关于个体战胜集体，个人视角战胜群体思维，以及最终的，艺术战胜宣传手段。

——《华尔街日报》

精彩书摘

　　《甲骨文丛书·五个人的战争：好莱坞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1“这是我生存下去的唯一出路”
　　好莱坞，1938年3月～1939年4月
　　1938年春天，杰克·华纳（Jack warnet）为流亡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举办了一场行业晚宴。①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曼由于其直言不讳地反对希特勒及其政策的言论被剥夺了德国公民身份，他是当时德国人在美国发出反纳粹声音的领军人物。他在好莱坞活动上的露面，即使不是军事援助上的呼唤，也至少是经济援助上的号召。这同时也是华纳和他哥哥哈利的政治表态，德奥合并的3周后，他们已经准备好让自己：以及更有意义的，让这家与兄弟艾伯特和山姆在1923年成立的公司：投身于对纳粹的反抗。晚宴的前一天，公司关闭了在奥地利的办公室。而早在4年前，它就已经停止了和德国方面的合作。
　　华纳兄弟公司是当时唯一采取该措施的电影公司，这一点表现出了这个行业里的人：几乎全是犹太人，他们管理着好莱坞最大的公司：的行事受到的极大约束。在共同创造的这个行业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开拓创新，但涉及政治问题时，他们则只能在深思熟虑后踌躇前行。虽然一些底线上的事毫无疑问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但他们也深知自己在美国文化中的脆弱地位；直面任何国家或国际问题很可能令他们的宗教信仰再次成为焦点，从而引发敌意甚至谴责。电影行业只有30年历史，大多数参与创立的人都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美国人，他们依然被国家政治权力机构的人：一般有着心照不宣的甚至有时是明显的反犹太主义：小心翼翼地观察着，绝口不提新闻和公众事项。这些大人物知道他们被看作暴发户和外来者，他们的忠诚摇摆在让他们致富的新土地和根之所在的旧家园之间。
　　正当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巩固权力的时候，电影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倾向于只在私人的、一对一的请求，或者在适当的理由下填写支票时表明他们的犹太人身份，而不是在演讲或者声明中，更加不会在他们负责的电影中。大多数时候，他们保持沉默。端庄得体的乡村俱乐部成员，米高梅的驯狮人路易斯·B．梅耶比华纳兄弟[真名：旺斯柯拉塞（Wonskolaser）]近期的举动更能代表来自波兰的犹太移民的常态。他们不将自己对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的憎恨遮遮掩掩，并且越来越不惧于将其公开，同时他们利用自己的位置来影响其他人。华纳兄弟是热心的罗斯福拥护者（其他电影公司的大人物是热心商业、反工会的共和党拥护者），哈利作为最年长并且基本是在公司拥有决定权的一员，近期敦促所有员工加入好莱坞保卫美国民主反纳粹联盟（Hollywood Anti-Nazi League for the Defense of Ametican Democracy）这一电影业首家也是最强大的反希特勒集会和募捐机构。
　　华纳兄弟的对手在这个问题上如此胆怯，以至于他对反纳粹激进主义的支持本身已经足够成为头条。反纳粹联盟在当时尚未获得任何其他电影制片厂的撑腰，也没有得到约瑟夫·I．布林（Joseph I．Breen）的支持，他是《电影制片法典》的负责人，也是好莱坞道德规范方面最知名的天主教监管者之一。反纳粹联盟同时也被很多华盛顿政治家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其中包括马丁·戴斯（Martin Dies），一个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他在1938年建立了后来成为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的机构，意在调查好莱坞电影公司、协会和政治组织中的共产主义。华纳兄弟为曼设的宴席打破了传统，令人震惊的程度足以使业内杂志《综艺》（Variety）暗示（带有赞同的意味）他把自己置于一个新兴的“好莱坞反希特勒激进运动”的前线，①而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也将哈利誉为“带领其他主要公司停止（和纳粹）继续合作的这场抗争的领导人”。②但这场“抗争”很快就停止了；哈利和杰克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期待他们的以身作则可以令对手开始感到来自大众的压力。
　　即使是在大多数制片厂依然保有对德国市场的强烈兴趣并且继续和希特勒及其代表进行生意来往的时候，关于如何对抗希特勒逐渐发展的权力的问题还是渐渐成为会议室和行政室的讨论话题中心，以及引起不安的原因。但在1938年，好莱坞所有主要制片公司：包括华纳兄弟：在这一点上都态度坚决：无论他们对纳粹有什么想法，都绝不允许他们，或者其他任何人，将对于德国正在发生的事的感受搬上银幕。在极少数情况下，一个隐喻的或者含沙射影的反法西斯主义或反专制理念可能会想方设法地埋伏在电影中，但那时绝对不会有人想到制片厂能够利用电影去左右公众对于希特勒的看法，而且不会被谴责是在为外国人：犹太人：的利益进行宣传。
　　……

前言/序言

一切先从约翰·福特说起。在日本帝国海军偷袭珍珠港的那天，他已经身穿军服3个月，身处离好莱坞3000英里远的地方。当轰炸的消息传来，已是海军少校的福特和妻子玛丽正在安德鲁·皮肯斯少将位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家中参加周日午宴。一名女仆焦急地拿着话筒走进房间。“是陆军部……那帮人”，她结结巴巴地说出主人的军衔。少将离开餐桌去接听电话，宾客们在各自的座位做好准备。随后他重返宴会厅宣布：“先生们，珍珠港刚刚被日本袭击。我们正式进入交战状态。”宴会厅四下议论纷纷，少将夫人试图拯救这个下午，“光在这里兴奋于事无补，这已经是在这间饭厅宣布的第7场战争了”，她向福特夫妇展示墙上的一个弹洞，那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被火枪子弹射穿的。“我不让人把它填起来”，她告诉他们。

玛丽·福特事后回忆道：“那张桌旁每一个人的生命从那一秒开始改变。”但福特早已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彻底地，骤然地。1941年后期，电影业内大多数人，一如这个国家的其他人，都相信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时间问题。但这场被同事看作只会笼罩远方地平线的战争阴影，却被福特看作一种必然，它要求进一步的准备，而且会回报做好准备的人。数月前，他就已经离开好莱坞来到华盛顿。那个9月，他把所有晚上和周末都用来监督海军志愿摄影分队的组建，亲自训练摄影师、录音师和剪辑师，让他们可以在战争条件下近距离完成工作；为了能够在颠簸摇曳的船上进行拍摄，他甚至使用了常平架平台。如果战争不可避免，他相信对战争的记录将必不可少，而这项工作绝不可以交给业余的人或者陆军部笨拙的官员。

即便如此，福特依然不可能是带领好莱坞迎战的候选人。他老到可以成为应召军人的父亲了，他已46岁，再过几年就会迎来第一个孙子。虽然在过去几年，他一直在好莱坞的各个委员会上贡献他的力量——奔波于干涉主义者、热诚的反纳粹活动家和一个致力于为西班牙内战提供援助的特别小组的领导们之间——但他并没有真正到这些战争的前线去。自1939年起，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一系列电影，包括《关山飞渡》（Stagecoach）、《童年林肯》（Young Mr. Lincoln）、《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等，这些电影让他成为好莱坞最受尊敬的导演。

到底是什么触动了福特，让他在完成《青山翠谷》（How Green Was My Valley）的拍摄仅3个星期后——这部电影让他赢得了7年内第3个最佳导演奖——就离开他如日中天的事业，要求从海军后备役调到现役？是由于1/4个世纪以前，作为高中生参加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入学考试名落孙山带来的挥之不去的耻辱感吗？是由于当时为了闯入好莱坞而忙于担当替身、演员和初出茅庐的导演，以至于错过1917年美国加入一战因而生出的尴尬吗？福特的动机即使对于其至亲来说都是个谜，包括他的妻子，共同制作电影的同事，以及在他最爱的地方——好莱坞运动员俱乐部喝酒的伙伴。“莫非这位顶尖导演……厌倦了好莱坞的华而不实？”其中一篇报道提出这样的疑问。福特似乎乐于完全不给予解释，他答应接受采访谈论他的决定，最后却只肯给出一个答复：“我认为这是这个时间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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