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1.史学大家吴晗，专研数十载，细说大明三百年。2.明史研究一人吴晗先生集大成之作，揭秘汉家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历史风貌。
3.真实、完整再现大明王朝的历史脉络。
内容简介
《吴晗论明史》汇集了明史大家吴晗多部关于明史研究的作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编排整理，更加完整、精炼地向读者展示出大明朝历史的华卷。本书涵盖了明朝政治、制度、社会、人物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以真实史料为基础，深刻揭示了明朝历史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脉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书中文字通俗易懂，可读性。《吴晗论明史》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政治大势”，系统地展示了明太祖建国、明成祖迁都北京、明初的恐怖政治、晚明流寇等明朝历史主线及重大事件；第二部分为“制度变迁”，详述了明代的军兵、锦衣卫和东西厂、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明初卫所制度之崩溃等明朝的各大体系制度变化；第三部分为“世情百态”，讲述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郑和下西洋、明代之农民、记大明通行宝钞、《明史》小评等经济、文化、社会各方的问题；第四部分为“风云人物”，收录了明朝几位代表性人物的生平故事，如海瑞、戚继光、谈迁、魏忠贤、顾炎武等，由这些人物故事亦可一觑当时的历史面貌。
作者简介
吴晗（1909-1969），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原名吴春晗，字伯辰，笔名语轩、酉生等，浙江金华义乌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为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吴晗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尤精于明史。大学期间，他写下四十多篇文章，其中《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界名流青睐。后出版《朱元璋传》而知名海内外。新中国成立后，吴晗主持了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以及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随后又主持了明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他十分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亲自主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
其代表作有《朱元璋传》、《读史札记》、《论明史》等，俱为明史研究的权威经典之作。
精彩书评
蒋先生（蒋廷黻）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好的劝告。……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可以训练方法。……已读得一代全史之后，可以试作“专题研究”之小论文，题目越小越好，要在“小题大做”，可以得训练。千万不可做大题目。……请你记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胡适于1931年9月12日写给吴晗的信件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明史研究的高峰，现在要找能够与那个时代的明史学者如吴晗、郑天挺、孟森并驾齐驱的人很难。
——樊树志
目录
第一编 政治大势明太祖的建国
明成祖迁都北京
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
胡惟庸党案考
明初的恐怖政治
明成祖仁宗景帝之死及其他
北“虏”南倭问题
东林党之争
论晚明“流寇”
建州女真问题
第二编 制度变迁
明代的军兵
明初的学校
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
明教与大明帝国
明代的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
明代的殉葬制度
明初卫所制度之崩溃
第三编 世情百态
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郑和下西洋
明代之农民
明代的奴隶和奴变
明代的新仕宦阶级，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关系及其生活
记大明通行宝钞
《明史》小评
《明史》中的小说
《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
第四编 风云人物
明代民族英雄于谦
海瑞的故事
论海瑞
况钟和周忱
戚继光练兵
衍圣公和张天师
献身于祖国地理调查研究工作的徐霞客
谈迁和《国榷》
关于魏忠贤
“社会贤达”钱牧斋
阮圆海
爱国学者顾炎武“
精彩书摘
第一编政治大势明太祖的建国
首先，我们应该弄清国家的含义。近几年来的学术讨论中，有人往往把我们这个时代关于国家的含义等同于历史上的国家的含义。这是错误的、不科学的。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包括政府、土地、人民、主权各个方面。由于政权性质的不同，国家可以分为好几类，有人民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等等。历史上国家的含义就跟这不一样。简单地说：历史上的国家只能是某一个家族的政权，不能把它等同于今天我们所说的国家。曹操的儿子曹丕临死前写了一篇遗嘱，说：自古无不亡之国。这里所说的“国”是什么呢？就是指某个家族的政权，是指刘家的、赵家的、李家的或者朱家的政权。这些政权经常更替，一个灭亡了，另一个起来。所以曹丕说自古无不亡之国。但是一个政权灭亡了，当时的国家是不是也灭亡了呢？没有。譬如汉朝刘家的政权被推翻了，曹操的儿子做了皇帝，还是有三国，我们的历史并没有中断。曹家的政权被推翻了，司马氏做了皇帝，国家也没有灭亡。所以，历史上的所谓亡国，就是指某一个家族的政权被推翻，国家还是存在的，人民还是存在的。因此我们所说的明太祖建国，也是指他建立的朱家的政权。这个国跟我们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本质的不同，它只代表一个家族、一个集团的利益，而不代表整个民族的共同的利益。把这个含义弄清楚，我们才可以讲下面的问题，就是朱元璋的政权依靠的是什么。
一、土地关系问题
要讲土地关系问题，不能不概括地讲讲当时的基本情况。在十四世纪中叶，大致是从1348年到1368年的二十年中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规模之大，几乎遍及全国，从东北到西南，从西北到中南，到处都有农民战争发生。不单是有汉族农民参加，各地的少数民族也参加了，如东北的女真族（就是后来的建州族）、西南的回族都参加了斗争的行列。时间之久，前后达二十年。战争激烈的情况，在整个历史上都是少有的。
在二十年的战争中，反对元朝的军事力量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体系：一支是红军。因为参加起义的人都在头上包一块红布作为标志，在当时政府的文书上称为“红军”，也有个别的叫作“红巾军”。这是反对元朝的主要力量。现在有些历史学家不大愿用“红军”这个名称，大都称为“红巾军”。大概有这样一个顾虑：怕把历史上的红军同我们党建立的红军等同起来。在我的记忆里有这样一件事：大约二十年前，国民党政府的一个什么馆，要我写明史。书写好之后交给他们看，他们什么意见也提不出来，最后说：你这上面写的“红军”改不改？要改就出版，不改就不出版。我说：不出版拉倒！（这本书现在没有出版）他们怕红军，不但怕今天的红军，也怕历史上元朝的红军，因此他们要我改掉。我不改，因为根据历史记载，这支起义军本来就是红军，不是白军。这不说明什么政治内容，而只是说他们头上包了一块红布而已。红军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东边活动，一部分在西边活动。具体说，东边是指今天的安徽、河南、河北一带，西边是指江汉流域（长江、汉水流域）。江汉地区的红军很多，包括“北锁红军”和“南锁红军”。反对元朝的另一支军事力量是非红军系统：在浙江有方国珍，在元末的反元斗争中，他起兵最早；在江苏有张士诚；在福建有陈友定。这几支军队都不属于红军系统。当时为什么能爆发这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呢？我想在讲元朝历史的时候已提到了，这里就不再重复。
下面讲讲红军提出了些什么问题。
红军当中的一些领导者，他们在反元斗争展开之后发布了一个宣言（当时叫檄文），里面有这么两句话：“贫极江南，富称塞北。”（文件的全文已看不到了，只留下这么两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红军反对元朝的统治，要推翻元朝的统治。这是一个有各族人民参加的阶级斗争。当时元朝的政治中心，一个在大都（今北京），一个在上都。元朝政府经常派出很多官吏和军队到南方去搜刮物资，把这些物资运到北方去供少数人享受。元朝的皇帝在刚上台时，为了取得军事首领、部族酋长的支持，对他们大加赏赐，按照不同的地位给他们金、银、绸缎一类的物资。遇到政治上有困难时，为了获得支持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也采取这种办法。每次赏赐的数目都很大，往往要用掉一年或者半年的收入，国家财政收支的一半甚至全部都给了他们。这些物资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全国人民身上搜刮来的。几十年光景，造成了“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局面。这样的统治使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他们就起来斗争，改变这个局面，所以提出了这样鲜明的口号。
红军初期的主要领导人韩山童，是传布白莲教起家的（他家里世世代代都是传布白莲教的）。由于通过宣传白莲教，通过宗教迷信活动可以组织一部分力量，于是他就提出“明王出世”、“弥勒佛降生”的口号。明王是明教的神，也叫“明尊”或“明使”。明王出世的意思是光明必然到来，光明一到，黑暗就给消灭了，最后人类必然走上光明极乐的世界。弥勒佛是佛教里的著名人物。传说在释迦牟尼灭度后，世界就变坏了，种种坏事全部出现，人的生活苦到不能再苦。幸得释迦牟尼在灭度前留下一句话，说再过若干年，会有弥勒佛出世。这佛爷一出世，世界立刻又变得好起来：自然界变好了；人心也变慈善了，抢着做好事，太太平平过日子；种的五谷，用不着拔草翻土，自己会长大，而且下一次种有七次的收成。这种宗教宣传，对当时受尽苦难的农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希望有人来解救他们。所以，在广大农民中间，白莲教就用“明王出世”、“弥勒佛降生”这样的口号作为号召来组织斗争力量。
这种宗教宣传对农民能够发生作用，可是对知识分子就不能够发生作用了，特别是一些念四书五经的儒生不相信这一套。因此，对他们必须有另外一种口号。红军的领袖们就利用一些知识分子对元朝统治的不满，对宋朝怀念的心情，提出了“复宋的口号。他们假托自己是赵家的子孙。韩山童是河北人，起兵之后被元朝政府杀害，他的儿子韩林儿跑掉了。以后刘福通就利用元朝政府治理黄河的机会组织反元斗争当时黄河泛滥成灾，元朝政府用很大力量调了很多民夫、军队来做黄河改道的工作民夫和军队都集中在一起，刘福通就乘机组织民工发动反元斗争。军事行动开始之后，他们就假托韩林儿是宋徽宗的第九代子孙，刘福通是南宋大将刘光世的后代。他们以恢复宋朝的口号来团结一部分知识分子。所以红军有两套口号：一方面宣传”明王出世“、”弥勒佛降生“来团结和组织农民；另一方面以恢复宋朝政权相号召，团结社会上有威信的知识分子。而中心则是阶级斗争，推翻剥削阶级
刘福通起兵之后，声势很大，得到了各个地方的响应。在江苏萧县有芝麻李起兵响应；安徽凤阳有郭子兴起兵响应，一下子就发展到几十万军队。他们从山里把韩林儿找出来，让他做了皇帝，建立了统治机构。同时分路出兵攻打元朝：一支由华北打到内蒙，以后东占辽阳，转入高丽；另一支打到西北；还有一支打到四川。
以上讲的是东部红军的情况。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初看可能略显晦涩，但一旦适应了作者特有的学术语汇和句式结构，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一种独特的韵律美。那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反复锤炼的文字，几乎没有多余的赘述或煽情。作者的笔触是克制的，情感是内敛的，所有的力量都凝聚在对历史真相的探求上。在某些关键的论断处，作者会使用一些非常精炼的总结性语句，这些句子往往掷地有声，像石头投入湖面，能激起读者深远的思考涟漪。我个人非常欣赏这种“惜字如金”的写作态度，它要求读者必须全神贯注，与作者进行智力上的深度博弈。这种阅读体验，更接近于解谜，而不是简单的信息接收，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趣味性。
深入文本内部，我立刻被作者那种清晰而富有逻辑的论述方式所吸引。他对于史料的梳理和辨析，展现了一种近乎外科手术般的精准和冷静。阅读过程中，我发现作者极少陷入空泛的叙事，而是专注于对关键史实和制度变迁的深层剖析。尤其是在讨论某些核心历史议题时，作者总是能够提供多维度的观察视角，既有宏观的时代背景铺陈，又不乏微观的制度细节考证。这种论述的层次感，使得复杂的历史脉络变得井然有序，让一个初涉该领域的研究者也能迅速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那种层层递进的论证结构，如同精密的钟表机械，每一个齿轮都紧密咬合，确保了最终推导出的结论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每次读完一个章节，总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满足感，感觉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着实令人眼前一亮，封面那沉稳的深蓝色调，配上烫金的隶书书名，散发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学者的严谨气质。一拿到手中，就能感受到纸张的质地，那种微微带点粗粝却又触感温润的纸张，读起来让人心生敬意。内页的排版也极为考究，字号适中，行距舒适，即便是长时间阅读也不会感到眼睛疲劳。装帧的细节之处，比如书脊的加固处理，都显示出出版方在制作上的用心，让人觉得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值得珍藏的工艺品。我对这类严肃的历史著作，向来十分注重阅读体验，这本书从物理形态上就为我提供了一个极佳的阅读入口，让人在翻阅之初就对其中的学术内容充满了期待，仿佛已经能嗅到那些尘封已久的历史气息。每一次从书架上取下它，那种沉甸甸的感觉，都是对知识的尊重。
从学术价值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它提供的不仅是对既有观点的重复，更是一种富有批判精神的再审视。作者似乎总能在大家公认的定论中，找到可以深入挖掘的灰色地带，并以扎实的考据去填补这些空白。我特别关注到作者在处理一些争议性较大的历史人物或事件时所展现出的那种超然的公正态度——他并不急于下定论，而是将不同的证据并置，引导读者自己去权衡利弊。这种“不预设立场”的研究方法，是真正优秀史学著作的标志。它有效地避免了将历史简单化为“好人”与“坏人”的二元对立，而是还原了历史的复杂性、矛盾性和人性的多面性，让人对历史的理解更加立体和成熟。
大家之作，我喜欢
读书破玩卷，下笔如有神。多读书还是不错的
此外，我们再由前面所分析的静安先生之“境界”说来看，他所提出的“境界”的含义，原来就特别着重于作者对其所写之事物应有自己真切之感受的这种特质，如此说来，则任何事物被写之于作品中时，当然便已经都或多或少为作者之情绪及人格之所浸润。因此对于一些富于理想之伟大诗人而言，其作品中即使是属于“写实”之作，便也往往不免沾有了“理想”的色彩。就以陶渊明所写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诗来看，尽管其所写的“菊花”、“东篱”、“南山”都是实有之物，而且“采菊”、“见山”也是实有之事，可是透过了这位富于理想之大诗人陶渊明的叙写，这两句就取材言，原当全属于“写境”的作品，遂竟而因作者陶渊明自己之一种邻于理想的感受，而使得这两句“写境”之作，也油然充满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一种理想的意味。这也就正是静安先生之所以特别提出来说“大诗人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的缘故。
特价9.9最后一本，值，大师的作品
闷的不像话
经典之作，读书必选，性价比很高
清朝从顺治二年（1645年）始有修明史之议：该年四月十一日（癸亥），御史赵继鼎上疏“奏请纂修《明史》，并博选文行鸿儒充总裁、纂修等官。”[2][3]；五月，清廷下诏设馆修纂，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为总裁；以詹霸、赖衮、伊图、宁完我、蒋赫德、刘清泰、李若琳、胡世安、高尔俨、陈具庆、朱之俊为副总裁。设收掌官七员，满字誊录十员，汉字誊录三十六员。
但因为数次争论，中途多次停止[4]，杨椿回忆：“《明史》之初修也，在顺治二年，时……仿《通鉴》体仅成数帙。”[5]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随着三藩之乱的基本平定，政治稳定，经济富裕，才正式开始《明史》的纂修工作。康熙诏举博学鸿儒143人于体仁阁，取上等20人，二等30人，成立明史编纂小组，以徐元文为监修，叶方霭、张玉书为总撰，加上“布衣”万斯同、范锡同等纂修《明史》。鸿儒修史主要集中在康熙二十九年之前，开馆不久，潘耒即上呈《请广秘府书籍以光文治疏》，请求悉访民间记载、奏议。徐元文上呈《请购明史遗书疏》，请求“征遗献”。朱彝尊上呈《史馆上总裁第一书》，指出“盖作史者，必先定其例，发其凡，而后一代之事可无纰缪”。黄宗羲、朱彝尊、毛奇龄、张烈、陆陇其等人建议放弃设置《道学传》，只立《儒林传》。康熙二十二年左右，明史稿〈本纪〉〈列传〉基本完成，汤斌撰《太祖本纪》，徐嘉炎撰《惠帝本纪》，朱彝尊撰《成祖本纪》，潘耒撰《食货志》，陆葇撰《选举志》，王源撰《兵志》，姜宸英撰《刑法志》，尤侗撰《艺文志》等。康熙二十三年史馆拟定《明史》修纂的纲领性文件《修史条议》六十一条。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八日，万斯同在京师王鸿绪家中去世，是年二月冬熊赐履进呈《明史》稿416卷，但“上览之不悦，命交内阁细看”。
很好,很便宜地买到了自己喜欢的书
总的来说，这本书对我而言，更像是一次精神上的长途跋涉，而不是一次轻松的茶余饭后消遣。它要求阅读者付出时间、精力和专注力，但回报绝对是丰厚的。阅读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时常需要停下来，对照着地图或其他的参考资料进行交叉验证，这种主动学习的过程，极大地巩固了知识的吸收。这本书成功地将严肃的学术研究成果，以一种可以被认真对待的姿态呈现给广大的历史爱好者。它不是那种可以随便翻翻就合上的读物，而是需要你带着笔记本、做好笔记，与其进行一场严肃的“对话”。对于任何渴望深入理解特定历史时段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把开启深度认知之门的钥匙，其价值远超书本本身的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