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成为*好版本的自己？”无论在什么时代，“受教育”都是一个人*低成本的提升通道，而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将它总结为，“教育就是让一个人成为*好版本的自己。”读书求知，这个自我提升的过程，也许并不依赖于外部环境，不在于你在哪里读大学。阅读本书，可以帮助更多人燃起终身学习的理念，把这种智识生活的愿望长存于内心。

内容简介

无论在什么时代，“受教育”都是一个人*低成本的提升通道，而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将它总结为，“教育就是让一个人成为*好版本的自己。”

本书作者历时7年，通过实地探访，集中采访大学校长、学院领导、教授、大学学生等，追寻7所世界名校的魅力与品格、积淀与气质：

代表精英意志的哈佛、培养社会领袖的耶鲁、作为硅谷心脏的斯坦福、成为现代绅士摇篮的牛津、为读书而生的剑桥、思辨之地海德堡、让梦想起飞的麻省理工。

从氛围到环境，从历史到现实，从制度到精神，本书对这7所世界名校进行了全方位的呈现，首先为国人真正了解它们提供全面、翔实的一手资料。同时，面对国人对于大学生培养、大学定位、教育体制等问题的争论，本书能为国内教育实践者、大学生、学生家长等反思教育现状提供优秀范例与方向。

当然，本书更加倡导一个“终身学习”的概念，“成为*好版本的自己”不应该被限定于一个时间段。读书求知，这个自我提升的过程，也许并不依赖于外部环境，不在于你在哪里读大学。阅读本书，可以帮助更多人燃起终身学习的理念，把这种智识生活的愿望长存于内心。

作者简介

蒲实，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8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工作至今，任主笔，一直从事国际政经、文化与科技报道。封面代表作品包括《硅谷乌托邦》《美国之惑:特朗普时代》《“一战”百年启示录》等。

陈赛，1978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自2005年加入《三联生活周刊》至今，现任周刊主笔，《新知》杂志编辑。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中国的近千所大学，大部分是将过去的知识再次灌输给学生，大量的老师本身并没有创新的经验，也谈不上培养年轻人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大学的精神》一书，实地探访了包括哈佛、斯坦福在内的7所名校，寻找它们各自的历史和未来，探讨它们的立身之本。阅读此书，让人对这些大学追求的价值、办学理念、制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思考。相信《大学的精神》是可以促使广大读者思考教育问题的优秀读本。

俞敏洪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读《大学的精神》一书，让我再一次感受到大学所赋予学生的独特秉性。我们该庆幸，在生命中与大学相遇，这是一段纯粹的时光，只有书本、阅读、想象。借助这一段时光，储备足够的想象和知识，拥有明确的判断，让自己可以按照心的判断前行，人就有了心灵的归属。

陈春花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大学的意义》作者

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仅仅是对现在负责。一所大学关乎学问，影响终生的学问，将传统传承千年的学问，创造未来的学问。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

德鲁·福斯特（哈佛大学第28任校长）

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大的失败。耶鲁所要培养的领袖，就本科教育来说，核心是通识，也就是“自由教育”，这种教育所熏陶出来的批判性的独立思考能力，能够让人胜任任何职位，驾轻就熟地精通任何学科，并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理查德·莱文（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

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剑桥毕业生应该是懂得如何自己思考，独立的、严谨的、深入的，而不是别人告诉他怎么思考。

艾莉森·理查德（剑桥大学第344届副校长）

精彩书摘

美国的镜子

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单单或者仅仅是对现在负责。一所大学关乎学问，影响终生的学问，将传统传承千年的学问，创造未来的学问。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而这些投资会产生我们无法预测且常常是无法衡量的收益。——德鲁·福斯特（哈佛第二十八任校长）

文陈赛

走进哈佛园和它周边那些殖民风格或新古典主义的建筑、罗马式的公共大厅和哥特式的教堂，还有爬满常青藤的古老红砖墙……如果说美国人对哈佛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与这种漫长时光所凝固的尊严有很大的关系。借用阿兰·布鲁姆的话来说，那是“一个最沉溺于实际生活的民族向沉思生活表达的敬意”。

哈佛创立者的意图至今仍然镌刻在哈佛中心校园门口的墙上：“在神让我们安全抵达新英格兰之后，我们建立家园、提供谋生必需品，设立方便地点好敬拜神，也组建公民政府；紧接着我们最渴望的事情之一就是推进学习，并使之延及后代；唯恐当我们的现任牧师归于尘土时，留给众教会的是一群茫然无知的牧师。”

当时，乘“五月花号”客船的102名乘客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颠簸，于1620年初冬抵达北美大陆，因为艰苦和疾病，仅有53人活到了第二年的初冬。这些定居新大陆荒野中的第一批移民如此深信教育对他们决心创立的美好社会的重要性。16年后，他们就在一条叫牛津的破街上建造了哈佛学院。140年后，这个世界上才有了美国。

在《哈佛世纪——锻造一所国家大学》中，作者理查德·诺顿·史密斯认为：“哈佛的创办为美国建立了自己的大学传统，这是它真正的重要性。到美国进行独立革命，摆脱英国的统治时，每个重要城镇和差不多每个教派也都有了学院。有些人认为这是危险的趋向，是美国在学校方面重量不重质倾向的开端。可是后来进修高等教育的方便所带来的好处，要比入学较难的大学制度保持极高标准的好处有价值得多：它鼓励多样化，使美国社会不至于产生单一而狭窄的受教育阶级。”

100年前，查尔斯·艾略特，哈佛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校长曾说：“在任何社会中，高等教育机构都往往是一面鲜明反映该国历史与民族性格的镜子。”

比起欧洲或者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美国人在高等教育上投入的财富和寄托的野心都是罕见的。他们认为大学应该追求真理，钻研高深学问，永远站在理解与反思社会的制高点，同时又希望它能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他们将大学视为一种公平高效的精英筛选机制，将智力上最为出类拔萃的年轻人推送到社会上层，发挥他们的潜力，以便更好地领导这个国家，同时又认为教育应该是关于个人的心智与个性成长的，对每一个普通学生的人生负责，拓宽他们的视野，以便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碰到“较少的阻挡他们获取成功的障碍物”；他们还相信，大众教育是美国民主的基础，大学应该为社会培养有责任感的公民——“如果大学教育误导了学生，吞下恶果的终将是整个国家。相反，如果大学能教会学生准确自如地表达思想，清晰地思考，严密地分析问题，富有道德感，对国家大事敏感而有见地，社会将受益无穷。”

自从独立革命第一次将哈佛学院推上了国家舞台后，它作为一所大学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之间的命运就展开了千丝万缕的关联。独立革命期间，哈佛学院曾经一度关闭，用作军营。《独立宣言》的签名者中有八位来自哈佛，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当时接受了哈佛的荣誉学位。从此以后，哈佛毕业生持续影响国家的政策，八位总统都是哈佛人。

直到今天，哈佛仍是映照美国最清晰的一面镜子。一方面，哈佛——就像美国——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最前沿的科技、遍及全球的影响力。全世界的人千里迢迢来到哈佛园，摸一摸约翰·哈佛先生铜像的脚，就像他们到美国，总想在自由女神像前留个影。就像这个国家一样，从很多方面来说，哈佛都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地方，成功地融合了各种肤色与民族，但它的阶级分化也在日益严重。“二战”以后，哈佛在科研上越来越成功，汇聚了越来越多的诺贝尔奖得主，但作为代价，是文科不可避免地衰落，以及本科教育的迷失方向。它对于这个世界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常常伴随着对于“目的感”以及最初之精神理念的深层的不安全感。

因为美国人骨子里的实用主义，什么事情都要问一句，到底有什么用？人文学科在过去几十年是受到质疑最多的。去年在斯坦福采访，一位意大利文学教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起，经常有学生质问文科的价值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读但丁？最后他无奈地回答说：“读点诗歌和小说，有助于你们科学家培养想象力。”在哈佛也一样。只不过人们会含蓄一点。《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罗斯·杜塔特在哈佛读书时，选的是历史与文学专业。有一次他问导师，这个专业对他意味着什么？导师说：“你知道，如果你想去咨询公司或投行，历史与文学学位不会有什么妨碍。”

去年，《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报告，分析为什么这么多常青藤的毕业生跑去为华尔街工作？2011年的数据显示，17%的哈佛毕业生去了华尔街，耶鲁是14%，普林斯顿则是36%。

“多么荒谬的数字！”这位作者评价说。他最后的结论是，是常青藤的教育出了问题。他们自称“自由教育”，却既没有教会学生怎么生活，也没有教会他们如何谋生。学生们在大学里读着笛卡儿、研究着恐龙灭绝的原因，毕业后所找的工作，却与所学毫无关系。这些人聪明绝顶，精力充沛，却完全不知道要拿自己的人生做什么。华尔街正是利用了他们的这种困惑，将这些美国最年轻最有才华的头脑网罗至麾下。

哈佛教育是“自由教育”——在自由探究精神指导下的不预设目标、不与职业相挂钩的教育。这是哈佛377年的历史上从未背弃过的原则。

“自由教育”最早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他认为，人的生活有“鄙俗”和“高尚”之分，前者以“劳作”求谋生，后者则以“沉思”为理想。自由人应受的教育即“自由教育”，其目的是人的理性的自由发展和德性的完善。“自由”就是不“鄙贱”、不“卑陋”。后来，古罗马的塞尼卡将Liberalis的意涵由“自由人”转变成“使人自由”，即心灵解放的涵义。也就是说，自由教育是与灵魂相关的教育。

每当哈佛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边界变得过于模糊时，“自由教育”就会像一个人身体的自免疫系统一般，急吼吼亮起红灯。哈佛每二三十年一次的通识教育改革就是最容易踩到红灯的，每次改革引发的争议，按一位教授的说法，“比迁祖坟还热闹”。因为作为自由教育的“公共面孔”，通识教育到底要教什么，什么知识或方法是每个学生都应掌握的，如何应对外部世界的变化，这些问题往往牵涉到一所大学最深层的自我认知，以及它对于知识与教育最基本的哲学与态度。

哈佛第一次尝试建立通识教育框架是在“二战”后。美国作为“民主”、“自由”的一方对抗苏联危险的“集权主义”，知识的共同基础只能落在“价值观”上。人文学科内含的西方文明遗产，社会科学所承诺的对普通生活的理性分析，以及自然科学作为现代化的进步力量，都完美地符合整个计划——以通识教育培养优秀公民，以优秀公民促进民主社会。

到了70年代，经历过60年代的反文化动荡和越南战争的幻灭，无论学生还是教授，都已经厌倦了所谓的“共同价值”、“规则”、“大课”，新的核心课程不再试图传授“价值”，而是获取知识的“方法”——长久以来西方文明对“善与恶”的道德判断变成一种“道德推理”的智力训练；“二战”的历史可以与朝鲜金氏王朝的历史平起平坐，都是一种分析方法；就科学而言，你可以选择《人的进化》，也可以选择《恐龙与其亲属》……70年代的美国大学已经在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运作和进步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学校研究经费在联邦政府预算中的份额稳步增长，各类机构也都认识到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大学教授开始成为政府、公司、大型基金会的顾问并备受瞩目。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教授总能进入内阁或者占据其他要职。还有什么比“方法论”更安全、实用的共同基础呢？

从2002年开始，哈佛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通识教改。此时它与美国所共同面对的，是“9·11”后对于世界的恐惧与茫然、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科技革命的剧烈冲击，以及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在这样一个极度不确定、不稳定、深度割裂的时代，怎么理解哈佛本科教育的共同基础？共同的知识核心要放在哪里？

教授们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继续强调方法论，还是来点实在的干货，具体的事实？应该给学生更多的自主权，还是给他们更明确的指导？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分割要遵循什么样的规则与比例？如何确定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轻重缓急？知识与所希望培养的能力之间是否真的有那么大的关联？科学到底要如何纳入自由教育的框架？哈佛的学习经验应该更多地与外部世界连接，但分寸要如何把握，以免过度功利化的嫌疑？国际视野与美国价值观之间到底如何平衡？哈佛到底想做一所世界大学，还是一所美国大学？

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仍然是，到底哪些知识可以纳入“核心”的范畴？比如宗教，就是一个最为敏感的问题。英语系教授路易斯·梅纳德曾经提议单列一个“理性与信仰”（Reason and Faith）的知识范畴，关于宗教的学习能帮助学生理解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鼓励他们思考

前言/序言

文丛总序

倡导生活与知识生产

《三联生活周刊》创刊之际，为自己确立的定位很有想象力：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

10 年之后，2005 年，抗战胜利60 周年。这本杂志做了一项挺有勇气的决定：用五期杂志的封面故事，做一个超大型的抗战历史报道，纪念中国人民的奋斗与胜利。媒体对历史进行报道，并不稀奇，甚至新闻本身也经常自我标榜——“历史的草稿”。只是，当杂志已经运行10 年，各项报道手段日臻成熟，这个时候，周刊独特的新闻方法论对历史的发现与叙述是否有所贡献，以资证明自己存在之价值，才是挑战。

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当然不错；只是，这部草稿的构成，是无数需要重新整理的碎片（新闻）。既如此，我们的历史报道，在尘埃落定、草稿成形，历史事实被无数学者再三甄别，意义与价值日益分明，共识逐渐形成之际，可否反转回来，仍然将宏大历史“碎片化”呢？——碎片化本身，是一种传播技术与手段。用这种手段让概念的历史“新闻化”，并借此重新回到陌生的历史现场。如此，宏大的命题在事实与细节背后，也在传播的快车道上，是双赢。

主意既定，每期抗战主题封面之下，我们以一个“七天单元”承载对当期主旨之“事件报道”，其间“每天”单独成篇，每篇单独立意。有结构的七个“碎片”——历史现场的“事件新闻”，构成了战争不同时期的意义与价值，也构成了历史的连续性。

其实，如果你有意将新闻或报道当作一项技术来研究，它也是常常会让人着迷的。

2005 年，对《三联生活周刊》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创办10 年之后，它开始腾飞。杂志的销售量，当年翻番，并由此走上长时段的增长之路。为什么是这一年？很显然，我们被广泛关注的超大型的抗战历史报道，是重要原因。那么，支撑杂志起飞的历史报道，其成功，内在机理又是什么？我们的新闻方法论，最终自证了什么？三年后，清华大学邀请我去做演讲，分享《三联生活周刊》的新闻生产，到了这会儿，我找到了我们历史报道成功的原因。我们生产的不是新闻，而是知识。在这个急速变化的伟大时代，与时俱进的知识，是稀缺商品。所谓知识，简单说来，无非在对抗人类遗忘的过程中，比新闻存活的时间更长而已。也许，很偶然，有些知识，还能存活更长，成为常识。在21 年的时间里，《三联生活周刊》秉持着自己的使命：生产知识。这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我们有自己的方法论。

当然，生产知识，对杂志来说，是理想与使命，它是否达成，有待更长时间与更多读者的检验。如何检验？这份杂志自身存续多长，以及它与读者、时代和国家形成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是一种检验；把杂志有价值的内容编辑成一本本书——最基本的知识的载体，则提供了另一种检验的可能。

现在，这些书，一本一本编辑出来了，它是否生产了知识，是否有可能更长久存续，且看时间的选择了。

李鸿谷

2016 年7 月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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