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孔子家语〉新证》是上海大学历史系主任宁镇疆教授近年来致力于《孔子家语》研究的一部总结之作，对《孔子家语》这部文献进行了详尽的多角度研究，结构严谨、布局合理，从众多角度新颖、分析方法多样的个案研究，上升到综论性质的总结概括，推理严密，所提出的研究方法论具有指导性的意义，是一部优秀的文献研究的学术著作。

内容简介

　　本书《〈孔子家语〉新证》是上海大学历史系主任宁镇疆教授近年来致力于《孔子家语》研究的一部总结之作。全书共分出土文献及新材料编、传本及版本编、流传及学术史编、经学及理论编、诸书“互见”编这五个部分，对《孔子家语》这部文献进行了详尽的多角度研究，结构严谨、布局合理，从众多角度新颖、分析方法多样的个案研究，上升到综论性质的总结概括，所提出的研究方法论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该书是近年来古代文献研究领域的一部优秀论著。

作者简介

　　宁镇疆，上海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教委“曙光”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献及思想，尤其重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较研究。近年致力于古书成书问题的研究。在各类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精彩书摘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此例《礼记》本身同样也存在“互见”问题，那就是《檀弓下》与《坊记》中的Ａ部分：《檀弓下》关于殷、周“吊”法之异，说“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这显然就是《坊记》的“殷人吊于圹，周人吊于家”，而且两篇还都引到孔子的评价，《檀弓下》是“孔子曰：‘殷已悫，吾从周’”，《坊记》则是“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从周’”，俱言“吾从周”，《檀弓下》与《坊记》这里涉及的，显然是同一事。至于孔子的评论有“殷已悫，吾从周”与“死，民之卒事也，吾从周”的微小差异，其实恰恰说明《坊记》所见又不是直接引述《檀弓下》，或者说它们的背后还当有更完整的文本。循此我们再来看《家语》的文本，可以说文从字顺，辞意畅达，尤其是《家语》较《檀弓下》多出的“死，人卒事也”置于“殷以悫，吾从周”之前，前面说“死是民之终卒之事，宜须送终备具”（《礼记?坊记》正义语），后面再接以“殷以悫，吾从周”的比较和选择，逻辑上尤为明顺。比较可知，《家语》所见才正是《檀弓下》、《坊记》背后更完整的文本，这也能很好地解释《檀弓下》、《坊记》两篇所引文句的细微差异：它们其实不过是各有侧重，或者说彼此都对孔子的话作了简省而已。如果说是《家语》的编者将《礼记》两处捏合成文，那他首先就要面对《檀弓下》那样一大段纷繁芜杂的丧礼材料，要将“吊”法的内容从中钩辑出，还要到另一篇《坊记》中找到同样相关的内容，然后再据以捏合，还要捏合得这么好，这同样是很难让人相信的。另外，《檀弓下》Ａ部分之文字分属两处，即便没有《家语》一书，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两部分的高度相关性：均就殷、周比较，而且还都提到孔子之选择。这样具有高关联度的两部分却分置两处，亦可反证《檀弓下》此一大段的错乱无序。另外，与《家语》比较可知，无论是《檀弓下》还是《坊记》文字与《家语》之文都不尽相同，或为语句顺序互乙，或为文句增减。像《家语》之文就没有《坊记》的“示民不也”，如若《家语》承《坊记》而来，为何要舍此句而不录？事实已经足够清楚：不是《家语》据《檀弓下》、《坊记》捏合，而是《家语》才系此事更完整的“背景”或“本事”，《檀弓下》、《坊记》均承之而来。实际上，细味上述孙希旦的评论，《礼记》背后必有所本已经是呼之欲出的结论，如孙氏说《檀弓下》此段“似皆据丧礼之成文而释其义”、“似其所据者乃《仪礼》之一篇”，所谓“皆据”、“所据者”均可说明《礼记》所见绝非“本事”。但孙氏以为《檀弓下》所本乃《仪礼》之一篇，则纯属臆测，囿于经学成见，他不会想到《檀弓下》所本，其实即是为学者所轻、顶着“伪书”帽子的《家语》一书。

　　……

前言/序言

　　2004年，我应约为山东曲阜杨朝明博士的《〈孔子家语〉通解》写序，曾说该书的问世，“正好顺应了当前学术界要求深入研究《家语》的趋势”。十几年过去了，探索中国传统文化渊源的潮流更为发展拓大，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再进一步认识《家语》的必要尤觉凸显。宁镇疆博士的这部近作《〈孔子家语〉新证》适逢其会，所以我很愿意在这里饶舌几句，作为对读者的推荐。

　　《〈孔子家语〉新证》是系统研究《家语》的一部精心之作。举凡《家语》一书有关的各个方面，书内都有详细的分析，作出了有价值的论断。对于前人未能充分讨论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今本《家语》的版本变迁等，宁镇疆博士也都一一详加论究，于读者甚有裨益。

　　宁镇疆博士的这部书有不少特别体现作者苦心孤诣的部分，我想举出的是关于《家语》“互见”问题的论证。大家知道，《家语》长期以来被定谳为“伪书”，其遭指控的罪状，最重要的就是内容有许多地方与大小戴《礼记》和刘向《说苑》、《新序》等书雷同或者相似，也即所谓“互见”，这种现象被归结为《家语》对诸书的剽窃。清人陈士珂作《孔子家语疏证》，曾经罗列这种“互见”之例，但仍未能提出论据来辩解。宁镇疆博士则于《新证》书中安排了较大篇幅，仔细作出说明，是非常精彩的，希望读者不要错过。当然，这部《新证》值得推介之处还有不少，我以上所说仅是举例而已。

　　我在这里还想讲的是，宁镇疆博士这部《〈孔子家语〉新证》，固然是针对《家语》一书的十分专门的著作，但是仔细读来，书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实际并不限于《家语》的性质、传流这一书一事。这部书的工作，很多地方所涉及的，不只是《家语》本身，而是可以连类而及，推广到其他类似典籍的考辨中去。我认为《新证》这部书之所以能取得明显的成果，恐怕正是由于作者经常在思考有关的方法论性质问题的缘故。书中这些地方，也是我希望读者注意的。

　　研究《家语》一书的难处，在于可用作凭借的前人成说太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书早在唐朝便已遭受怀疑，伪名已成共识，故此很少有人费心钻研。即以清代盛行考据学风之际，值得读的有关著作也不过范家相、孙志祖、陈士珂等数家。直到近年，在西汉阜阳双古堆、定县八角廊简牍中间，发现所谓《儒家者言》，系《家语》的原型，《家语》的研究才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宁镇疆博士《新证》这部著作的印行，一定会引起更多学者致力于《家语》的研究，对儒学的历史考察有更多的新贡献。

　　李学勤

　　2016年8月3日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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