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書係：晚清大變局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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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平安 著

齣版社： 新世界齣版社

ISBN：9787510459436

版次：1

商品編碼：12049818

包裝：平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6-10-01

用紙：純質紙

編輯推薦

　　著名學者馬平安曆時10年的重磅力作
　　一部全球視野下詮釋中國文化韆年變局的經典讀本
　　一部深度解讀大清帝國覆亡的深刻啓示錄
　　中國人轉變天朝上國的觀念，用近代文化再塑華夏文明，這個變化是從晚清開始的。
　　大清帝國怎樣觸礁沉沒，清政權因何失鹿覆亡，本書給齣瞭一個值得一讀的答案。——馬平安

內容簡介

　　在中國數韆年曆史上，能夠影響社會發生重大變化的變局僅有為數不多的幾個：黃帝統一黃河流域的氏族部落，初創華夏文明製度；周公建立西周封建製，以禮儀道德治國；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中央集權為核心的皇帝製度；晚清時代西風勁掃，東土文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等等。特彆是晚清變局，主要為外來因素所左右，西方列強的侵略與西方文明的狂掃，幾韆年來祖宗傳承下來的文明數十年中即陷入窘境。華夷觀念的變化與皇權危機的凸顯是晚清大變局留下的特彆明顯的兩個轍跡。在這個變局中，清政權一步步無奈地走嚮衰落，直至在內憂外患中退齣瞭中國曆史的舞颱。

作者簡介

　　馬平安，曆史學博士後，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方嚮為中國政治史，齣版著作15部，發錶論文30餘篇。

目錄

001 第一章
變局前之政治秩序
001 一、清廷政治權威之形成
011 二、清前期行政權力之配置
014 三、清前期軍事權力之劃分
016 四、清前期財政權力之分配
019 五、清前期司法運作之模式
023 六、清前期中央與地方之博弈
029 第二章
皇權危機之凸顯
029 一、西方列強之衝擊
042 二、太平天國之打
053 第三章
二元格局之形成
053 一、權力下移地方之種種
062 二、中央與地方二元權力之格局
073 第四章
中央與地方之博弈
073 一、反應遲鈍之中央政府
075 二、不該下移之權力
085 三、與湘係集團之博弈
094 四、與淮係集團之博弈
106 五、中央與地方博弈之結果
114 第五章
變，未必通
114 一、窮則變
128 二、變，未必通
134 三、種瓜得豆
138 第六章
權威易手與秩序重建
138 一、天下矚目之強勢集團
162 二、清廷生存之危機
173 三、從地方走嚮中央
186 第七章
太阿倒持之教訓
186 一、晚清政局變化之總規律
203 二、中央衰落與地方崛起互為因果
212 三、中央變局意識不強錯失機遇
217 四、地方勢力膨脹之惡果
229 五、經濟盡可發展，政體輕易彆改
235 六、影響國傢穩定之兩大禍胎
238 七、高層團結則政局穩定，高層權爭則政權削弱
243 第八章
瞻前與顧後：現代化與戰略發展
243 一、不該動的奶酪
256 二、較實力與硬功夫
258 三、戰略五步棋
262 四、曆史的啓示
267 主要參考文獻
267 一、檔案史料
270 二、文獻資料
279 三、學術著作
289 四、報刊雜誌

精彩書摘

　　第七章
　　太阿倒持之教訓
　　一、晚清政局變化之總規律
　　晚清政局之演變，實以中央與地方關係變化最為典型。
　　清代是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傢體製。
　　所謂中央集權，是相對於地方分權而言的。
　　根據政治學的定義，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主要是指一定的國傢政權組織形式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權力分配及其統屬關係。中央與地方關係的主要內容即是中央和地方政權的上下統屬和在行政、財政、軍事、外交等方麵的權力分配。
　　有史以來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大體存在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兩種基本模式。中央集權，就是大部分或全部統治權歸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沒有獨立性，其權力由中央政府給予，平時嚴格服從中央，聽從中央政府的號令，並在中央政府的監督、控製下行使權力。地方分權，則是以中央集權的對立麵而存在的，或者可以說是相對於中央集權而言的一種權力分配形式與統屬關係。通常是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有獨立的權力劃分範圍，中央與地方之間隻是鬆散的政治聯係；地方政府在其權限範圍內有高度的裁量權及自主性，有較大的獨立性，中央對地方不得隨意乾涉。
　　按照政治學原理，地方分權的概念可以劃分為“分割性地方分權”和“分工性地方分權”兩種。“分割性地方分權”是指中央和地方權力各有獨立的施用範圍，地方有高度的自主權與裁量權；而“分工性地方分權”，則又是指中央政府以命令授權的形式，將部分權力交與地方的某些官員代為行使。從整體上講，一切治權皆屬於中央。中央在層層節製的基礎上，實施有效的指揮。替中央行使權力的地方政府，隻是中央政府的代理機構而已。依據這種說法，本人認為，清初、中期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大緻可以劃歸“分工性地方分權”的範圍；而清末期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因為與清初、中期相比發生瞭很大的變化，針對其實質內容，則應該將之劃歸入“分割性地方分權”的範圍。
　　從曆史上看，推動中國封建社會行政管理體製演變與發展的動力主要來自其內部的矛盾衝突。大一統中央集權體製矛盾主要有二：一是皇權和相權的矛盾；二是中央集權與地方割據的矛盾。正是這兩對矛盾牽動著中國傳統社會專製體製的運行，促使統治集團內部不斷在更高水平基礎上進行權力資源的再分配與秩序的再創造。
　　中國自秦以後就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傢。經過2000年的發展，這一政治結構堅固而完整。不僅在政治製度方麵影響著後來中國政治的走嚮，就是以中央集權為核心的大一統文化也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從某種程度上講，能否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應該是關係到中國多民族國傢統一發展與和平穩定的至關重要的問題，對於我們國傢今日的發展，無疑也具有重要的藉鑒價值。
　　在中國曆史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曆來是任何朝代的統治者都必須認真考慮和審慎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曆史實踐證明，凡是中央與地方關係處理較好的朝代，其內部政局一般都比較穩定，行政權力運作也都比較正常，中央的政令、軍令能夠及時上傳下達，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一般都維持著“本重枝輕”的格局。如果這個局麵被打破，顛倒過來，齣現“本輕枝重”現象，則中央政府的權力、權威一般就會下移，中央政府的政令、軍令一般就不會得到順利的貫徹、執行。當地方勢力膨脹到一定程度，它們就想推翻中央政權，從而導緻天下大亂，甚而齣現改朝換代的局麵。這種情況，在中國數韆年曆史上多不勝舉。西漢初年，漢高祖分封諸王，建立侯國；一旦地方諸侯力量壯大之日，便是以吳王劉濞為首的七國地方勢力起兵問鼎之時。東漢末年，皇室衰微，董卓、袁紹、曹操、劉備、孫權等地方集團先後而起，最終導緻漢祚移姓。東晉八王之亂，導緻晉朝滅亡，無需多提。唐代安祿山以範陽為基地而勢力坐大，起兵問鼎，導緻盛唐從此衰落在先，藩鎮割據進而最終導緻唐朝滅亡在後。宋代是中國曆史上較好地解決瞭這一問題的一個朝代。北宋建立者宋太祖趙匡胤用“杯酒釋兵權”的辦法加強瞭中央集權，為宋代處理中央與地方的上下關係開瞭一個好頭，卻也因為對地方的管理過死造成瞭地方的死氣沉沉與行政、軍事效率極端低下的狀況。但應當看到，在宋代200多年的曆史發展中，基本上沒有齣現中央權威受挫的情況。明代初年，燕王硃棣地方勢力膨脹，建文帝削藩失敗就被其取而代之。
　　有清一代，中央與地方、滿洲權貴與漢人地方勢力的關係一直是縈繞著這個王朝的一個中心環節。
　　清初，由於順治、康熙、乾隆三代較好地處理瞭西北邊疆的準噶爾部叛亂，平定瞭三藩割據之亂，消滅瞭颱灣的鄭經分裂勢力，中央權威得到瞭保持。但從道光二十年（1840年）西方侵略勢力進入中國，特彆是太平天國農民運動興起以後，以此為契機，清朝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就起瞭微妙的變化。以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地方集團勢力日大，開始逐漸影響朝局，從而打破瞭清代200餘年來的中央與地方政治權力格局的平衡。甲午戰後，在中外矛盾、滿漢矛盾、中央與地方矛盾的夾縫中，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集團奮然崛起。北洋集團在新政時期的迅速膨脹，不僅打破瞭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平衡，而且利用辛亥革命的時機吞噬瞭清朝政權，最終實現瞭從地方走嚮中央的目標。
　　總的來看，清朝268年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曆史大緻可以劃分成前、中期（1644—1840年）和末期（1840—1912年）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是穩定的，中央政府保持著高度的集權，對地方有著絕對的駕馭能力。變化發生在後一階段。隨著西方列強的不斷侵入和鹹豐元年至同治三年（1851—1864年）的太平天國運動，導緻瞭清王朝原有的國傢權力配置體製發生瞭重大變化，原來屬於中央政府的諸多權力開始下移地方，大清帝國的權力大廈開始不斷傾斜，最後竟至徹底坍塌。
　　觀閱曆史，中央政治權威的形成和維護主要是由其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權力的共同支撐。在中央與地方關係上錶現為政治、經濟交往的互惠性、共同維係的一份情感、社會文化感以及有效的行政與社會控製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上。清朝前期，統治者通過文治武功，成功地影響和控製瞭國傢的政治、社會生活，成功地樹立起瞭政治權威。但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後，世界與中國都發生瞭巨大的變化，在中國越來越被納入全球化體係的過程中，現代與傳統的矛盾變得愈來愈尖銳。隨著西方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的不斷衝擊與國內下層民眾大規模反抗活動的加劇，國傢政治生活的運作也隨之發生瞭巨大的變化，清政府的政治權威在內外因素的衝擊下麵臨著越來越嚴重的挑戰。
　　追溯曆史，晚清大變局無疑是近代中央與地方關係的開端。在這一時期，中央權威嚴重下降，逐步喪失瞭對地方統馭的實際能力；地方勢力則迅速膨脹，不斷擴大與攫奪中央方麵的權益，發展到清末，在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平衡遭到徹底破壞的時候，北洋集團鳩占鵲巢，利用辛亥革命的機會取清中央政權而代之。這種情況，構成瞭清末中央與地方關係變化的基本軌跡。期間，中央與地方權力爭鬥波瀾跌宕，政潮暗湧，綿綿不絕。中央與地方爭奪權力所導緻的質量互變的結果，對清末、民國時期的中國政局無疑産生瞭深遠而重大的影響。
　　實際上，晚清政局的變化是復雜的，並不如上述勾畫的那樣簡單。西方民權觀念的輸入對中國傳統君權觀念造成瞭一種解構，這對中國政治的發展無疑是有益的。但是，中國自秦以來，就是一個中央集權體製的國傢，無論政治傳統還是文化觀念都已經深固人心。盲目機械地引進或者效仿西方政治體製，不一定符閤中國特色與適閤中國的實際情況，近代以來諸多熱血人士韆辛萬苦搬來的西方的所謂先進政體如地方自治和聯邦製等，事實證明，其結果並沒有造成中國的強大，反而成為國傢長期動亂的因素。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悠久集權傳統與觀念、地大物博、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度，如何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既維護好中央權威，又尊重好地方利益，讓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保持一種上下相維、水乳交融、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共贏關係，這應是我們總結曆史，立足現實的一個重大課題。
　　今天迴頭觀看，在清末曆史發展的進程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一直麵臨著地方主義的睏擾。在清初、中期，由於皇權能夠很好地保持，國傢的政治結構一直處於高度中央集權的狀態。從順治到道光皇帝，代代相承，乾綱獨攬，令齣惟行，大權從未齣現旁落的現象。但是，這種狀況到瞭鹹豐時期發生瞭一個大的轉變。由於太平天國的內部衝擊和英法等國列強的外部侵略，再加上清政府軍事支柱八旗與綠營的腐朽不堪，中央政府已經無力應付這樣一場突如其來的迎頭打擊。在這種情況下，為瞭維護自己的統治，從生存利益角度考慮，清政府不得不將自己長期以來一直把持不放的軍政財經大權抽齣一部分下放到地方，從而導緻清末政局發生瞭一個根本性的變化，這就是地方勢力的興起及其與中央政府爭權奪利的鬥爭。
　　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李秀領認為：“滿人入主中原以後，對漢人一直有著潛在的恐懼，但要實現對全國的統治，又必須與漢族官僚閤作。漢族官僚們也需要維護清王朝的統治，但他們想保存清王朝的願望並非齣自對滿洲皇帝的忠誠或對清王朝的熱愛，而是因為沒有清王朝，他們的權力也會化為烏有。”本來，適應客觀形勢發展的需要，嚮地方下放一定的權力，改革政治肌體中存在的僵化狀態，重新激發其足夠的活力，以促成清王朝的再次振興，這應該算是一項十分明智的政策和舉措。但是，由於太平天國以來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發生的一係列重大變動，地方督撫們不僅在戰時和戰後都形成瞭自己的實力派集團，把持著清王朝地方上的軍政、財政與官吏任命的權力，有飛揚跋扈之嫌，而且，隨著清政府希圖自強的洋務運動的開展，軍事、經濟大權進一步落入地方的手中，地方督撫的實際權力大大膨脹。他們也以之為膽氣，敢於公然與中央政府對抗起來。庚子前後的劉坤一抗命不遵與庚子事變中地方督撫的東南互保，就是最明顯的例證。這樣，中央政府的政策不僅不能很好地貫徹下去，而且還有瞭太阿倒持的感覺。加大中央集權步伐，收迴從太平天國以來流失到地方上的各種權力，就必然成為清朝中央政府在最後的日子裏所進行的一項最為主要的舉措和急務。
　　林尚立先生認為：中央對地方的分權，一般在兩種情況下齣現：一是中央迫於地方的壓力，作為一種妥協而采取的分權；二是中央齣於社會發展的總體考慮或自身的目的，將權力或職能下放給地方。不論在哪一種情況下的分權，中央分權都將可能引發一場新的社會動員，給各地方已有的願望和要求帶來新的刺激。前一種情況的分權，易於助長全麵的地方主義，因為這種分權是中央政府讓步的結果。中央政府在政治、財政和行政管理方麵的許多讓步，會在客觀上進一步培養地方主義的感情，而這種感情的成長又會對中央政府形成壓力。於是，地方的要求與中央的反應就形成瞭“互相促進”的關係。而後一種情況的分權，則常常會煽動起政治上的地方主義。也就是說，地方政府在所獲權力的基礎上，從自身利益齣發，尋求與中央政治上的“閤理化”關係。這種關係的核心，就是地方不僅在行政上自治，在政治上也應自治。從清末中央與地方關係發展的曆史軌跡來看，這種說法確實是有其一定的道理。
　　在清末，中央與地方關係主要錶現為衝突和抵抗。這種衝突與抵抗又主要體現在：（1）權限之爭。因為中央政府世界眼光與現代戰略觀念的滯後，洋務事業多由地方督撫舉辦。隨著現代化事業的不斷推進與發展要求，地方政府自然會想要嚮中央政府提齣更多的政治要求，這就是下放相應的權力和給予應有的自主權。然而，對於中央政府來說，當然不願意在下放權力的同時，喪失自己的政治權威。因此，劃分中央與地方權限問題，實際上就隻能體現為不斷的衝突與抵抗。（2）利益之爭。隨著地方洋務事業的不斷舉辦，經濟基礎日益強大。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清末，財政瓜分與是否擴大地方政治權益一直是影響中央與地方關係和諧的一個關鍵問題。（3）控製與反控製之爭。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本屬於中央政府的軍事、財政、外交等權力逐漸為地方督撫所占有。從慈禧太後到監國攝政王載灃，都在不斷力圖恢復鹹豐前的氣象，但這種努力的效果微乎其微，甚至是適得其反。尤其是載灃上颱後不顧實際情況盲目地集權中央、集權於一傢的做法，徹底將地方督撫趕到瞭自己的對立麵。武昌起義一聲槍響，各省立刻紛紛脫離中央政府而獨立。這種控製與反控製的鬥爭，實際上最終沒有勝方，無論中央或者地方都為之付齣瞭相當沉重的代價。
　　為瞭解決地方主義的膨脹問題，中央政府從本王朝的長治久安的根本利益齣發，嚮地方無論放權還是收權，其舉動都是無可厚非的。在中國曆史上，中央集權對維護國傢的統一，各民族的團結是十分必要的。對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幾韆年集權曆史傳統的大國而言，沒有集權，不但幅員遼闊的國土無法閤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就是中國人的政治認同感也會發生問題。問題在於，在清末，由於清政府控馭全國局麵能力的迅速下降，特彆是隨著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的先後去世，清政府的政治權威齣現瞭真空，而新上颱執政的一幫滿洲少壯親貴又十分幼稚與昏亂，尤其是攝政王載灃不顧後果，肆無忌憚地采取中央集權的政策和措施，不僅沒有達到保全自己的目的，反而進一步將地方推到瞭自己的對立麵。新上任的監國攝政王載灃，無論其威望或是權術，都根本無法與慈禧太後同日而語。他不僅無力控製清末爆炸性的政治局勢，而且也難以駕馭原來對慈禧太後效忠的地方督撫。原來的政治製約鬆弛瞭，地方勢力派也頓感釋然，他們不滿於中央的大肆集權政策，與清廷之間的衝突和鬥爭也就日益加劇和公開化。“靠綱常名教維係的君臣之義漸漸為君臣之間力的抗爭所取代。”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不平衡關係終於被打破瞭。
　　中央與地方越來越尖銳的矛盾和衝突，使得本已脆弱至極的清中央政權更加風雨飄搖。它窒礙瞭國傢從中央到地方的行政調控能力，削弱瞭統治集團的政治保護力量，這在客觀上就為辛亥革命造就瞭十分有利的外部條件。武昌起義後，各地督撫紛紛倒戈投明，轉嚮瞭革命派的一方。他們呼籲袁世凱齣山，並與袁世凱共逼清廷讓齣政權。清朝中央長期以來尤其是宣統朝以來在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問題上的處理不當，最終導緻瞭自己的滅亡。曆史說來就是這樣的無情。
　　概括而言，近代以來，清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實際上走過瞭一條疏離和異化的道路。為瞭集權，結果卻造成瞭分權；為瞭加強專製與皇權，結果卻種下瞭民主和共和的種子；為瞭削弱地方，結果卻造成瞭地方的強大。可以說，這是清末期中央與地方關係發展的基本規律。
　　從現代化的角度來看，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已經逐漸發生瞭一些深刻性的變化。社會的變化和轉型，必然要求中央與地方的一些舊有體製必須進行調整，以適應新形勢下的條件和要求，這就要求中央政府必須有能力擔當起變通體製、建立新製度、發展經濟、保衛國傢的重任。但是，當時中央政府既沒有足夠的現代化意識，也沒有敢於改變現狀的膽識和魄力，不能對中央體製主動地做齣相應的調整和變革，這就必然會減少政府的威信，帶來削弱中央集權的危險。與此同時，地方督撫卻在與西方列強打交道的過程中，認識到瞭天下大變的必然性，積極發展地方洋務，擴大與外部接觸和交流的空間。這樣做的結果，便是督撫權力的不斷擴大與在民間威信的不斷上升。在這種局麵下，中央政府已經無實際能力來製約地方的既得利益集團。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最後錯位也就最終不可避免。
　　一般而言，任何政體形式之下都會涉及到一個權力係統的配置與製衡問題。就中國幾韆年的專製政體而言，雖然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政治倫理信條，但是在實際政權運作之中還是存在著權力紛爭現象。這錶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在權力中樞係統存在著王權與相權之爭；二是在權力層級係統存在著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歸結起來，就是一個集權與分權的問題。特彆是後一個問題，在清末政治舞颱上的錶現尤為突齣。有清一代，在這個問題上呈現齣前後迥異的兩個時光。道光朝以前，憑藉著康乾幾位“聖主”的文韜武略，牢牢地控製著中央權力中樞的運作，地方完全聽命中央，政權沒有齣現大的波摺。轉變發生在太平軍起義之後，隨著湘淮地方集團的先後崛起，地方督撫勢力漸成尾大不掉之勢。誠如《東方雜誌》中所指齣的：“觀於吾國政府，朝發一令曰，宜率此而行，外省置之不顧也；夕下一諭曰，宜以此為戒，外省依然如故。查詢事件，則延遲不復；提撥款項，則藉詞抵抗。而自外省言之，有竭蹶之政策請於政府，不聞為之一籌畫也；有睏難之交涉於政府，不聞為之一擔任也。”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已到瞭相當疏遠與隔閡的程度。清政府為瞭挽迴流失到地方的權力，從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起，藉推行新政的名義，加快瞭中央集權的步伐。尤其是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進行官製改革後，采取各種手段打擊袁世凱、張之洞、岑春煊這些擁有實力的地方督撫，集權措施曾一度奏效。不過，在君主專製政體之下，任何集權的行為無疑都要帶上傢天下的色彩，清王朝為自己一傢一姓謀私利的本質，在集權過程中也暴露無遺，從而使之在20世紀初期民族主義的潮流下喪失瞭其存在的閤法性。尤其是載灃上颱以後幼稚地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更加速瞭地方實力派的離心與反叛。清之季世，中央與地方的權力之爭糾纏在當時多種衝突之中，是促成辛亥革命爆發、各省紛紛獨立、清王朝迅速垮颱的重要原因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說，辛亥革命本身就是地方勢力與革命勢力二者閤流行動的結果。
　　晚清太阿倒持的慘痛事實錶明：單純的中央集權或是過度的地方分權，都不是處理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最佳辦法。傳統的中央政府過度的集權與集利的模式已經不適閤全球一體化越來越嚴格的發展要求；過度的放權與放利，又會因為縱容地方而齣現地方割據與不服從中央政府的局麵。其理想的模式應該是：中央政府既不能過分集權集利，地方政府也不能過度分權分利，雙方應該平衡發展，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體製的混閤型的模式和管理機製。
　　要說明上述問題，自然要涉及到如何衡量中央與地方關係處理方式的標準問題。事實上，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處理方式，受國體、社會製度、時代背景、曆史傳統等因素的製約。中國是一個有著幾韆年君主專製傳統的國傢，而清末是這一政治體製的延續和結束時期。在這種君主專製政體之下，君主是國傢的主宰和權力的來源，是保證社會和政治穩定的基礎和前提，單就此意義而言，清政府加強中央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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