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桥梁史话》收录了桥梁大师茅以升关于桥梁方面的文章，论述桥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介绍我国历代的名桥、古桥，记录其修建简史、结构特点以及历史维修经过，赞誉历代“桥工”、桥匠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和贡献，并追溯有关桥的轶闻佳话。作者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其文笔清新朴实，字里行间，我国古代桥梁悠久的历史、卓越的成就、浓郁的民族特色，以及在世界桥梁史中的崇高地位跃然纸上。本书作者一生钟情于桥梁、谙熟于“桥经”，对于“桥”的意义所作的理解和引伸，更是出神入化，因此，这些关于桥梁的文章既是科普文章，又是艺术性颇高的学术散文。

作者简介

　　茅以升（1896—1989），字唐臣，江苏镇江人，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1917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专业硕士学位，1921年获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20世纪30年代，主持设计并组织修建了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大桥。曾任唐山交通大学、北洋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铁道部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市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撰有《桥话》、《中国石拱桥》、《钱塘江桥》、《中国的古桥与新桥》等大量科普文章。

精彩书摘

　　桥话

　　最早的桥

　　人的一生，不知要走过多少桥，在桥上跨过多少山和水。欣赏过多少桥的山光水色，领略过多少桥的画意诗情。无论在政治、经济、科学、文艺等各方面，都可看到各式各样的桥梁作用。为了要发挥这个作用，古今中外在这桥上所费的工夫，可就够多了。大至修成一座桥，小至仅仅为它说说话。大有大用，小有小用，这就是这个《桥话》的缘起。诗话讲诗，史话讲史，一般都无系统，也不预定章节。有用就写，有话就长。桥话也是这样。

　　首先要说清楚：什么是桥。如果说，能使人过河，从此岸到彼岸的东西就是桥，那么，船也是桥了；能使人越岭，从这山到对山的东西就是桥，那么，直升飞机也是桥了。船和飞机当然都不是桥，因为桥是固定的，而人在桥上是要走动的。可是，拦河筑坝，坝是固定的，而人又能在坝上走，从此岸走到彼岸，难道坝也是桥吗？不是的，因为桥下还要能过水，要有桥孔。那么，在浅水河里，每隔一步，放下一堆大石块，排成一线，直达对岸，上面走人，下面过水，而石块位置又是固定的，这该是一座桥了（这在古时叫作“鼋鼍以为桥梁”，见《拾遗记》，近代叫作“汀步桥”），然而严格说来，这还不是桥，因为桥面是要连续的，不连续，不成路。但是，过河越谷的水管渠道，虽然具备了上述的桥的条件，而仍然不是桥，这又是何故呢？因为它上面不能行车。这样说来，矿山里运煤的架空栈道，从山顶到平地，上面行车，岂非也是桥吗？然而又不是，因为这种栈道太陡，上面不能走人。说来说去，桥总要是条路，它才能行车走人，不过它不是造在地上而是架在空中的，因而下面就能过水行船。

　　其次，怎样叫早。是自然界历史上的早呢，还是人类历史上的早。是世界各国的早呢，还是仅仅本国的早。所谓早是要有历史记载为根据呢，还是可凭推理来臆断。早是指较大的桥呢，还是包括很小的在内的，比如深山旷野中的一条小溪河上，横跨着一根不太长的石块，算不算呢？也就是说，是指有名的桥呢，还是无名的桥。这样一推敲，也就难落笔了。姑且定个范围，那就是：世界上最初出现的人造的桥，但只指桥的类型而非某一座桥。

　　在人类历史以前，就有三种桥。一是河边大树，为风吹倒，恰巧横跨河上，形成现代所谓“梁桥”，梁就是跨越的横杆。二是两山间有瀑布，中为石脊所阻，水穿石隙成孔，渐渐扩大，孔上石层，磨成圆形，形成现代所谓“拱桥”，拱就是弯曲的梁。三是一群猴子过河，一个先上树，第二个上去抱着它，第三个又去抱第二个，如此一个个上去连成一长串，将地上猴子甩过河，让尾巴上的猴子，抱住对岸一棵树，这就成为一串“猿桥”，形式上就是现代所谓“悬桥”。梁桥、拱桥和悬桥是桥的三种基本类型，所有千变万化的各种形式，都由此脱胎而来。

　　因此，世界上最初出现的人造的桥就离不开这三种基本形式。在最小的溪河上，就是单孔的木梁；在浅水而较大的河上，就是以堆石为墩的多孔木梁；在水深而面不太宽的河上，就是单孔的石拱；在水深流急而面又宽的大河上，就是只过人而不行车的悬桥。

　　应当附带提一下，我国最早的桥在文字上叫作“梁”，而非“桥”。《诗经》“亲迎于渭，造舟为梁”，这里的梁，就是浮桥，是用船编成的，上面可以行车。这样说来，在历史记载上，我国最早的桥，就是浮桥，在这以前的“杠”、“榷”、“彴”、“圯”等等，都不能算是桥。

　　古桥今用

　　古代建筑，只要能保存到今天，总有用。也许是能像古时一样地用它，如同四川都江堰；也许不能完全像古时那样地来用它，如同北京故宫；也许它本身还有用，但现在却完全不需要了，如同万里长城。更多的是，它虽还有小用，但已不起作用，如果还有历史价值，那就只有展览之用了。古桥也是这样，各种用法都有，不过专为展览用的却很少。要么就是完全被荒废了，要么就是经过加固，而被充分大用起来。值得提出的是，有一些古桥，并未经过改变，“原封不动”，但却能满足今天的需要，担负起繁忙的运输任务。这是中国桥梁技术的一个特点。不用说，这种古桥当然是用石头造起来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大量物资撤退到后方，所经公路，“技术标准”都不是很高的，路线上常有未经加固的古桥。但是，撤退的重车，却能安然通过，起初还限制行车速度，后来就连速度也放宽了。古桥是凭经验造起来的，当然没有什么技术设计。奇怪的是，如果用今天的设计准则，去验算这些古桥的强度，就会发现，它们好像是不能胜任这种重车的负担的。然而事实上，它们是竟然胜任了，这是什么缘故呢？

　　原来我国古桥的构造，最重视“整体作用”，就是把全桥当作整体，不使任何部分形成孤立体。这样，桥内就有自行调整的作用，以强济弱，减少“集中负荷”的影响。比如拱桥，在拱圈与路面之间有填土，而桥墩是从拱圈脚砌高到路面的。拱圈脚、填土和路面都紧压在墩墙上，因而路面上的重车就不仅为下面的拱圈所承载，同时还为两旁墩墙的“被动压力”所平衡。但在现时一般拱桥设计中，这种被动压力是不计的，因而在验算时，这类古桥的强度就显得不足了。提高墩墙就是为了整体作用。其他类似的例子还很多。这都说明，古代的修桥大师，由于实践经验，是很能掌握桥梁作用的运动规律的，尽管不能用科学语言来表达它。正因为这样，我国古桥比起外国古桥来，如古罗马、古希腊、埃及、波斯的古桥，都显得格外均匀和谐，恰如其分，不像它们的那样笨重。北京颐和园的十七孔桥和玉带桥都能说明这一点。

　　古桥保存到今天，当然不是未经损坏的。除去风雨侵蚀、车马践踏外，还会遇到意外灾害，如洪水、暴风、地震等等。也许原来施工上的弱点，日后暴露出来。这都需要修理。而修理对于建桥大师，正是调查研究的好机会。他们从桥的损坏情况，结合历来外加影响，就能发现问题所在，因而利用修理机会，予以解决。每经一次修理，技术提高一步。数千年来的修桥经验，是我国特有的宝贵民族遗产。

　　……

前言/序言

　　序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导读

　　童明

　　在东南大学中大院，童寯先生给人们所留下的永久记忆似乎就是在一楼阅览室里的某个固定座位，以及作为青年教师和学生查找资料研究问题所使用的索引卡片。从20世纪50—80年代，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原因，老先生必定如同一只标准座钟那样，每天早晨7点准时离家步行前往学校，端坐于阅览室的同一个位置上，埋头读书摘记。

　　然而，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令人感到生性孤僻，寡言少语的老者，当时经年累月所从事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究竟是什么，那些存放于资料室中的小卡片上所记录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如果与本书的内容对照起来看，读者就不难发现，他当时所做的这些文献摘抄的主要部分，就是长达数十年对于世界近现代建筑的持续性研究。

　　追根溯源，这项工作大致起始于1930年的欧洲之旅。正是在那一年，童寯先生已经从当时美国最富盛誉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毕业两年，在费城及纽约分别工作一段时间后，转道欧洲回到国内，前往刚刚创办的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

　　从他为此次为期4个月的欧洲旅行所做的准备工作中可以看到，童寯先生显然已经开始关注刚刚处在萌发状态的现代主义建筑浪潮。尽管不是特别明确，在所安排的经典建筑参观行程之外，童寯先生在笔记中已经添加了布鲁塞尔、法兰克福、斯图加特等地的一些现代建筑。就在那时，欧洲和北美一些城市刚刚兴起的新建筑思潮正在广泛产生影响，例如，在此前的1927年，德国斯图加特刚刚举办过魏森霍夫住宅展，远在纽约刚刚成立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年轻馆长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Barr）正在组织亨利·希区柯克（Henry�睷ussell Hitchcock）和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前往欧洲收集整理现代建筑，为两年后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影响深远的国际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建筑展做准备……很显然，即便当时现代主义建筑作为一个整体在理论层面上仍然尚未完全成形，但在实践领域的成就已经对现实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童寯先生后来所遗留下来的旅欧日记可以看出，他不仅对古典建筑如数家珍，而且对现代建筑的潮流也十分熟悉，例如他在巴黎曾去观看玻璃穹顶的大皇宫，在布鲁塞尔计划参观霍夫曼设计的斯托克莱宫，在斯图加特描绘门德尔森的肖肯百货大楼，在杜塞尔多夫参观“几座欧洲最好的现代建筑”，在法兰克福偶遇格罗皮乌斯的现代建筑展览……同时令人颇感惊奇的是，他在沿途所参观的班贝格海因里希教堂、比肯多夫圣三王教堂、乌尔姆天主教城市教堂，这些未曾在主流建筑史上出现过的建筑即使在今天看来，都是如此令人感动和震撼。

　　途中所遇一次次的现代展览经常令他眼界大开，而旅程之前的精心准备也预埋了伏笔，使他一开始就对刚刚萌发的现代建筑充满了憧憬之情，如有可能就会不惜绕道，前往一看究竟，并在文字中不吝赞美之词。而原先计划中的罗马、庞贝、西西里也在随后的旅途中悄然消失，此时能够打动他的已经不完全是经典建筑了。

　　这一经历深刻影响了童寯先生回国后在华盖建筑师事务所的创作态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当他从沈阳来到上海参加组建华盖建筑师事务所时，就曾经与其两位搭档约定拒绝使用大屋顶，力图成为一名“求新派”。这样一位后来被称为老夫子的严谨学者，此时的举动并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排斥，而是对一种幼稚的简单化的拒绝。童寯先生在华盖建筑师事务所中所参加的第一个设计项目是南京外交部大楼，落成后的外交部大楼造价经济、功能合理、造型庄重、比例匀称，突破了当时呆板的古典模仿手法，通过将传统民族风格进行简化和提炼，做出了创造现代民族风格的可贵尝试，成为现代民族风格建筑的杰出案例。

　　在随后的南京下关首都电厂、上海大上海大戏院、南京首都饭店、首都地质矿产陈列馆等项目中，童寯先生的建筑设计更是以一种全新开放的姿态对待每一个构思的整合，每一个节点的处理。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南京主持设计建造的公路总局、航空工业局、美军顾问团公寓等一批作品则更加体现出与当时国际潮流相平行的建筑风格，这些作品在现代建筑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由于功底扎实，学识渊博，童寯对于建筑风格的评判并不以单一的民族文化特征为标准，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行探讨。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在中国创造按外国方式设计与建造，而又具有‘乡土’外貌的建筑，正是一个令中国建筑师大伤脑筋的问题。”同时他也很乐观地认为：“我相信中国旧式建筑制度，会在世界上发扬光大，直有如目下吉普车，在任何地方都风行一样。”

　　1945年抗战胜利后，童寯先生在主持华盖在南京的事务所的同时，也在当时的中央大学、后来的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任教。可想而知，他必定不会仅仅停留于常规建筑设计技能方面的教学，同时也会关注当时在二战后正在欧美迅猛发展的现代主义建筑浪潮。

　　虽然难以再次前往欧美实地考察，但是其长子童诗白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童寯先生给他发去一份长长的书单，其中就包括当时刚刚出版的，由吉迪翁（Sigfried Giedion）撰写的《空间、时间与建筑》（Space，Time and Architecture）。由此，在随后漫长而恶劣的“文革”环境中，童寯先生仍然从不间断，只要条件许可，就投入到对于现代建筑的研究与梳理之中。

　　1978年，当中国从漫长的“文革”环境中苏醒过来时，童寯先生积攒多年的成果就以《新建筑与流派》的简本方式出版了。这本汇集几十年资料而成的、凝聚着数十年研究经历的著作应该是中国近代最初针对西方现代建筑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成果之一。此书本应以更为厚实的方式进行出版，因为早在1964年，在童寯先生的笔记手稿中，它的雏形即已经按照卡片形式整理而来的“近百年新建筑代表作”大致形成了。

　　然而此书的最终形式并非是一种鸿篇巨制，文字的写作风格有如童寯先生的品格，凝重而洗练。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童寯先生的写作方式，按照他的习惯，有时收集资料再多，但如果不能构成文章所必需的数量和质量要求时，就会从不吝啬，悉数付丙。他要求写文应像“拍电报一样简练”，他的钢笔字又密又小，有些地方还加粘贴、挖补……这使得他的手稿只要不发表，就会不时改了再抄，抄了再改，从而达到了高度的浓缩。

　　另一方面，在书中，为了客观而有效地向中国读者介绍这一新兴领域，童寯先生也有意地屏蔽了自己的一些个人见解。然而在他自己的笔记中，他曾经以“文革”时期思想交代的方式，非常生动地提到了他对于西方现代建筑的个人解析：

　　1.自19世纪起，设计和结构分为两个摊子，建筑艺术和工程技术分工，导致西方，尤其是巴黎艺院，在设计专业教学上重视美观轻视结构的倾向，强调艺术，脱离实际，造成极大危害。

　　2.西方豪华住宅中，劳动人民工作(如厨房)食宿处与资产阶级主人用房距离很远，而划分两种不可调和的阶级界限。主人扶梯之外，还设服务扶梯。美国实行种族隔离，公寓有黑人自用走廊、自用扶梯和出入口。

　　3.西方建筑刊物中很少提到建筑经济问题。投资越多，利润越高，因为节约等于自挖墙脚。刊物也极少建筑批评。一批评则牵涉法律上人身攻击等条款而导致诉讼赔偿损失问题，因而极端审慎。

　　4.西方今天有几个建筑“大师”，都具有世界性影响。他们各有各的哲学，有顽强信心。他们服务对象大多数是百万富翁或政府机关，对经济问题如造价等从未伤过脑筋。大师之一密斯有名言“少就是多”，即以少胜多，以简洁取胜。简化意味着经济省钱，而他的“简化”反而费钱。

　　5.西方建筑结构，并不完全实事求是，尤其在立面处理上，有些是为虚做假，几根支柱是为追求美观而加上去的，并无支撑作用。古典的靠墙“依柱”，没有承重作用，是明显例子。某教堂用砖砌承重墙，外面再包石墙，砖块是照承重错缝而不照合理的贴面划缝。

　　然而除开由于政治因素所带来的压力，童寯先生对于现代建筑的姿态一向是极为开放而欢迎的。在本书的前言中，童寯先生以极其简略的话语和评价，指出了西方现代建筑研究对于中国建筑界的意义，他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后，“科学技术对建筑工程的设计和风格起无可避免的影响。由于用相同技术、相同材料，服从于相同功能，建筑物很自然会出现类似面貌；但另一方面，全世界划分为许多不同国家，处于不同气候地带、各具不同经济条件这一事实，难道对建筑风格不发生一点影响吗？”

　　其实童寯先生在本书中，就已经在思考如何能够跨越隔阂，走出中国自己的现代主义建筑之路。他认为当代的建筑设计应当洋为中用，本来由西方传入的建筑技术，如果经过“运用、改进、再制，习以为常，就变成自己的了”。在前言中他争辩道:“西方仍然有用木、石、砖、瓦传统材料设计成为具有新建筑风格的实例，日本近30年来更不乏通过钢筋水泥表达传统精神的设计创作，为什么我们不能用秦砖汉瓦产生中华民族自己风格？西方建筑家有的能引用老庄哲学、宋画理论打开设计思路，我们就不能利用固有传统文化充实自己的建筑哲学吗？”

　　这种言论实际上也是童寯先生针对当时国内的一些理论思潮有感而发，因为无论在30年代还是50年代，中国建筑界都曾经针对中国自己的现在建筑风格发生过争论，许多建筑创作曾以大屋顶作为民族形式的尝试，但由于经济问题而难以为继。或者也曾经出现过另外一种完全照搬照抄的现象，以致尽管有些建筑物建在中国，但与国外建筑面貌看起来没什么两样。

　　童寯先生潜在地认为，关于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对于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认知与学习，则可以为此作答提供准备。任何创作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探测摸索才能得来。因此他对于本书的效果也提出了提前性的预告：“如果认为看完一些资料就能下笔，乃是天真想法。若读毕这份刍荛之献以后，仍觉夙夜彷徨，走投无路，感到所做方案，是非理想，比未读之前提出更多疑问，尚待进一步钻研，那这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新建筑与流派》最早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曾经成为许多建筑学人的启蒙读物。尽管近年来，随着大量西方著作的不断翻译出版，有关现代建筑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一种稀缺知识。但此书本身即作为一部历史，而且是从童寯先生特有视角所编撰的一部有关西方现代建筑的简明历史。

　　此次再版是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77年版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并且对照原稿进行了一些审慎的修改，例如当时童寯先生的一些人名、地名的译法已经按照今日习惯进行了调整，以便既可以保留原文风格和特点，又能够与时下的学科规则相吻合。

　　2016年3月

大家小书桥梁史话（精装本）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